第一章 考古學的起源與發(fā)展
　　考古學就像懷舊一樣，不是過去的樣子了，那么它來自何方？“對考古學的考古學”是什么？
　　大多數(shù)人都對過去懷有某種興趣。確實，這種興趣再加上下述事實——我們知道我們將會死亡與我們是唯一有能力摧毀我們星球的生物——也許是人類區(qū)別于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似乎人類總是對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遺跡感到好奇——盡管開始時間已無從考證，但是有許多實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經(jīng)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公元5世紀，巴爾干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擁有一份石器時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15世紀與16世紀的易洛魁人遺址中也有著幾千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據(jù)說印加帝國的皇帝們曾經(jīng)收集了莫切文化的富麗堂皇的繪有色情圖案的陶器，這些陶器在當時已是若干世紀之前的古董了。
　　現(xiàn)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學家”是巴比倫國王納布尼都斯，他在公元前6世紀發(fā)掘了一座廟宇，一直挖掘到一塊數(shù)千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D.W.格里菲斯于1916年拍攝的默片《黨同伐異》中，有一個場景有如下字幕：“這天對貝爾沙撒的父親來說是一個喜慶的日子。他發(fā)掘出了納拉姆-辛神廟的奠基石，這座神廟是三千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間，他察覺到波斯人居魯士，巴比倫最強大的敵人，正在靠近這座城市。”這表明甚至考古學最早期的開拓者們也深深地迷戀他們的專業(yè)并且常常會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
　　昔時“考古學家”的含義與今日大不相同。實際上，在希臘，在公元后最初的幾個世紀里，“考古學家”這個詞指的是一類演員，他們用戲劇性的摹擬表演在舞臺上再現(xiàn)古代的傳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學”這一詞語是由17世紀里昂的一位醫(yī)生兼古物學者雅克·斯蓬重新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也提出了archaeography這個詞語，但這個詞像掉在石頭地面上的陶器一樣摔得粉碎。
　　在羅馬時代，尤里烏斯·凱撒的戰(zhàn)士發(fā)現(xiàn)了許多偉大的古代墳墓，當時他們正在意大利與希臘建立殖民地；他們從這些墳墓中劫奪陶器和青銅器，這些東西在羅馬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這是早期的盜墓與古物買賣的一個實例。據(jù)史學家蘇維托尼烏斯所說，甚至奧古斯都大帝也曾經(jīng)收集“已經(jīng)滅絕的海洋與陸地怪獸的巨大遺骨（它們通常被稱為‘巨人之骨’）與古代英雄們的武器”。
　　到中世紀時，歐洲人逐漸為“奇妙的陶罐”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甕）由于自然侵蝕或是穴居動物的活動而神秘地從地下顯現(xiàn)出來。與此同時，人工制造的燧石與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經(jīng)常由于農(nóng)夫耕耘土地而重見天日。根據(jù)普遍的看法，這些器物是精靈的彈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實際上，它們?yōu)樯踔吝h在非洲和印度的人們所崇拜與收藏，并常常被他們用作護身符或符咒。在歐洲，許多器物被人們收藏在“古玩柜櫥”內(nèi)，早期的文物愛好者將自然的與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頭腦更開明的人慢慢地認識到，這些“雷霆弩箭”與“奇妙的陶罐”實際上是古代人類的人造遺物。與此同時，古希臘和古羅馬雕塑的發(fā)現(xiàn)鼓舞了當代藝術家去研究古典時期的形式，而富有的家庭則開始收集與展出古典時期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紀，在西北歐，有些學者開始真正質(zhì)疑弗蘭西斯·培根的論點，即“大部分遠古的時代（除了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沒在沉默與忘卻之中”。這些學者認識到有關遠古的過去的信息有可能來自對野外遺跡的研究。整整一大隊不列顛、斯堪的納維亞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學者出發(fā)去走訪與描述這些遺跡。在17世紀和18世紀，伴隨著日益增加的發(fā)掘量，這些活動演變?yōu)橐环N更系統(tǒng)化的興趣。雖然大多數(shù)挖掘僅僅是為了重新獲得來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數(shù)開拓者將這項工作當作細致的解剖，他們注意到器物與不同土壤層之間的關系，并且認識到，總體來說，來自上層土壤的物品必定比來自下層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這種新的追問方法與讀解土地和地形的方法就像一紙公文，引發(fā)了挖掘古冢的瘋狂浪潮——發(fā)掘西北歐或北美的墓葬山丘。這在過去首先是紳士、牧師、醫(yī)生、商人和教師等的閑暇消遣，甚至在今天，從事這些職業(yè)的人也對“業(yè)余”考古學做出了十分可貴的貢獻。
　　確實直到19世紀早期至中期的時候，考古學才取代了古物研究而盛行起來，這是在渴望更系統(tǒng)、更科學地了解過去遺存的意義上說的。正是在這一時期，由于在西歐發(fā)現(xiàn)了石器工具與現(xiàn)已滅絕的動物之間的聯(lián)系，人類的遠古狀況才被首次證實并最終得到了普遍接受。到19世紀末葉，真正的考古學已經(jīng)是一項蓬勃興旺的事業(yè)，許多“偉人”在勤奮地工作——比特里在埃及，考爾德威在巴比倫，謝里曼在愛琴海，彼特-瑞弗斯在不列顛。對這些開拓者中的大多數(shù)來說（也許要除去那位圓滑世故、說謊捏造的謝里曼），考古不再是對寶藏的追尋，而是對信息的探尋與解答特定問題的手段。
　　20世紀，由于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努力（諸如惠勒在不列顛和印度，賴斯納和伍萊在近東，尤爾和基德爾在美洲，鮑德斯和勒羅-高漢在法國），考古學成為了一項基礎雄厚的、多學科的事業(yè)，匯集了無數(shù)個領域的專家——從地球物理學家（他們可以借助一系列裝置來探測地表以下的東西）和空中攝影師到動物學家、植物學家、化學家、遺傳學家和所有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他們能夠從考古得到的物質(zhì)中或從包裹這些物質(zhì)的沉積物中確定年代（見譯文第17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迄今為止，考古學有兩個主要的趨勢。第一，發(fā)掘已經(jīng)變得比原來緩慢得多，也更加艱苦。過去人們用鶴嘴鎬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藥爆破�。┛脊诺貙樱�而現(xiàn)在，每一地層都被細致地鏟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后每樣東西都要過篩，這樣才不會遺失土壤里可能包含的任何一點兒信息。例如，在西班牙阿塔普爾卡的“遺骨之穴”這個巖洞深處的密室里，藏有許多至少有二十萬年的骷髏（實際上，這好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葬禮儀式——見譯文第44頁），發(fā)掘者每年的7月只移去大約十英寸的泥土。這里已經(jīng)發(fā)掘出了大約三百具人類骸骨，這就是發(fā)掘者們可以擺弄的全部東西。因為每一具都必須小心地加以清洗、加固與保存，這項工作進行得難以置信地細致，連留下的沉積物都要清洗與過篩，所以甚至連內(nèi)耳的微小骨骼也被發(fā)現(xiàn)了。
　　第二個主要的趨勢是，我們不僅獲得了數(shù)量急劇增長的各種類型的材料，而且——由于新技術與新的科學分析方法的發(fā)展——我們現(xiàn)在可以從每件器物上獲得多得多的信息，這一點頗有諷刺意味。例如，拿一塊陶瓷碎片來說（這是陶器上的碎片，屬于最耐久因而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遺存類型），過去，一塊碎片只能簡單地依據(jù)其形狀、材料與裝飾（如果有的話）而被歸為某一種類型。但是現(xiàn)在，你可以獲得對它的原料的詳盡分析，從而使你能夠確定這些原料的來源；你還可以獲知它是在什么溫度下燒制的，以及它是用什么材料燒制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熱致發(fā)光技術來確定其年代（見譯文第23頁），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來分析其內(nèi)部表面上沉淀物的最不明顯的痕跡，從而告訴我們它原來是用來盛放什么東西的！
　　換句話說，隨著考古學的發(fā)展，它正在用比原來少得多的材料來做比原來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種意義上都在生產(chǎn)著比原來多得多的東西。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shù)量正在不斷地增長，他們?yōu)槁毼欢�競爭，并且所有的人都試圖提供信息或新的資料。大量的討論會與專題會正在舉行，其中大部分最終將其成果以書的形式出版。因此，這一專業(yè)的文獻已經(jīng)失去控制，一只巨大的多頭許德拉正帶著新的雜志和系列專著年復一年地躍起，很少有人能負擔得起這些資料，甚至連圖書館在目前的緊縮預算之下要購買它們也感到很吃力。沒有人能指望擁有關于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qū)或某一專業(yè)的所有文獻，更不用說關于某一大陸的考古學的所有文獻了，更遑論全世界的考古學文獻了。
　　第二章 確定年代
　　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甚至不知道哪些東西比另一些更古老，那么研究過去就沒有什么意義。無論對這一學科有著多大的熱情也不能代替一張可靠的年表——如果你不能獲悉時間，只有愛好也無濟于事。那么，考古學家是如何獲悉年代的呢？
　　到目前為止，只有兩種確立年表的方法——確定相對年代（這并不意味著與你的表妹出去約會）與確定歷史年代。確定相對年代只涉及將事物——器物、沉積物、事件與文化——排成一個序列，確定孰先孰后。歷史年代則來自已經(jīng)有了文字記載的時期，諸如中世紀時期或羅馬時期。對史前時期來說，只有可能確定相對年代，所以，雖然人們可以說青銅時代先于鐵器時代，石器時代早于青銅時代，但是人們說不出具體早了多長時間。
　　確定相對年代背后的基本推理來自地層學，這是對地層或沉積物如何一層覆蓋著另一層的研究�？傮w來說，首先鋪好的是下層，所以，下層在時間上早于上層。對于在這些地層中發(fā)現(xiàn)的器物也是同樣的道理，除非曾經(jīng)存在過某種擾動，例如，由穴居動物或者盜墓，垃圾坑或是腐蝕與再次沉積所導致的各種擾動。
　　通過化學定年法可以確定在某一地層中的骸骨是否屬于相同的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埋入土里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并且骸骨要逐漸吸收氟與鈾。所以測定這些元素的含量將可以表明一組骸骨是同一時期的還是不同時期的。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正是使用這種方法揭露了所謂的皮爾當騙局——皮爾當人被人信以為真地認定為是猿與人之間的“過渡生物”，于1912年在蘇塞克斯被“發(fā)現(xiàn)”，但后來被證明是一出徹頭徹尾的騙局。化學定年法顯示這一頭骨是新近的，而下腭則來自一只現(xiàn)代的猩猩。這些骨骼曾經(jīng)被染過色，牙齒也經(jīng)過修補銼平，以使它們看起來顯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關于誰應當對這一惡作劇負責的爭論仍然在無盡無休、令人厭煩地進行著。
　　另一種確定相對年代的主要考古學方法是“類型學”，即將器物按照材料、形狀和/或裝飾紋樣的特點進行分類。這整個體系依賴于兩個基本思想：第一，來自某一給定的時代與地區(qū)的器物都有一種可以識別的風格（物以類聚），而這種風格的變化是相當漸進的；第二，在實際情況中，不同的風格可以共存，個別的風格可以延續(xù)很長的時間，而變化可以相當突然地發(fā)生，但是對短小的引論性書籍來說，好處就在于沒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復雜的情境之中！
　　無論如何，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學家——尤其是那些來自德語國家的考古學家——都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了這樣一份事業(yè)，即建立詳盡的陶器、工具和武器形制的序列，并嘗試將來自不同地區(qū)的序列組接到一起。同時代的不同器物可以被歸為一個“集合”，而各個集合也可以按順序排列，并進行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的比較。
　　其他的相對年表是基于冰河時代氣候階段的前后相繼關系的（冰川期，或者叫冰川前進階段；間冰期，或者叫溫暖間歇；以及被稱為亞冰期和間亞冰期的小波動），但我們現(xiàn)在知道——通過在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冰核中所蘊藏的詳細氣候信息——冰河時代的氣候比人們所認識到的要復雜得多，也波動得更為厲害。來自沉積物的花粉也能產(chǎn)生氣候與植被變化的序列，但這些序列是區(qū)域性的。依據(jù)動物群來確定年代——基于不同種屬的動物骨骼的出現(xiàn)與否——也是一種重要的方法，特別是對于更新世考古學（對冰河時代末期的研究）而言，因為在這一時期，“耐寒”與“喜熱”的物種伴隨著氣候與環(huán)境的變化輪番登場。
　　能確定序列當然非常好，但確定年代——“絕對年代”——則是考古學家夢寐以求的。直到20世紀，可以獲悉的僅有的年代是那些與古人建立的年表和日歷發(fā)生考古關聯(lián)的年代，這些年代在今天仍然至關重要。這些日歷中有許多——諸如羅馬人、埃及人、中國人的日歷，等等——是基于他們的執(zhí)政官、皇帝、國王或是“王朝”的統(tǒng)治年代的。例如，埃及的王朝可以通過從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起進行回溯的方法來確定其年代，而從希臘歷史學家那里，我們得知亞歷山大是在公元前332年征服埃及的。進一步的細節(jié)與解釋來自埃及對天文事件的記錄，這些事件的年代我們也可以從各個不同的科學信息來源獲知。
　　中美洲的瑪雅文化有一份非常詳細的日歷，它不是基于統(tǒng)治者或王朝，而是基于二百六十天與三百六十五天的周期循環(huán)，這一長期的記述始于公元前3113年8月（依據(jù)我們自己的日歷體系）。
　　所有這些都給了考古學家們機會去確定具體器物的年代，這些器物包括提及事件或統(tǒng)治者的手稿，當然還有羅馬和中世紀的錢幣，這些錢幣上面有當時統(tǒng)治者的名字。當然，人們必須總是銘記在心的是，確定器物的年代并不一定要確定從中發(fā)現(xiàn)它的地層的年代——一枚錢幣可以流通或是貯藏幾十年或者幾百年，但它至少會給你一個該地層年代的上限：地層不會比錢幣的年代更古老（除非錢幣是后來侵入的），但卻可以比錢幣年輕得多。
　　離開這些歷史的和日歷的年代，考古學就一籌莫展了，直到科學向它提供了一整套從不同材料獲得“絕對年代”的方法。一部（相當）精確的年表是科學贈予考古學的最貴重的禮物（因為眾所周知，沒有什么禮物能與時間媲美……）。
　　戰(zhàn)前，只有兩種區(qū)域性非常強的技術——斯堪的納維亞的“紋泥”和美洲西南部的樹木年輪。紋泥（varves）是一個瑞典詞，指的是每年由于冰層融化而鋪下的沉積泥層。它們每年的厚度都不一樣，溫暖的年份會導致融化加劇，因此會有一個較厚的泥層。通過測量一系列泥層的相繼厚度并將其與其他地區(qū)的泥層模式相比較，就可以將數(shù)千年的長期序列聯(lián)系在一起。與此完全相同的是樹木的生長年輪——一系列厚薄相間的年輪是由當?shù)貧夂虻牟▌右�起的，可以通過將取自不同樹齡的樹木的樣本重疊起來，建立年份的序列。例如，我們現(xiàn)在在德國已經(jīng)有了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不間斷序列，用它就可以比較古代的木材，從而確定這些木材的樹齡。
　　自然，這種技術在美洲的西南部或者在歐洲的西北部最有用武之地。在美洲的西南部，干旱使得許多古代的木頭得以保存；在歐洲的西北部，在沼澤地區(qū)中浸透水的木材十分豐富�，F(xiàn)在，令人驚奇的精確結果正在出現(xiàn)。例如，在不列顛的薩默塞特，對橫跨一片沼澤的名為“斯威特之路”的一條木板走道的木材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這條走道建造于公元前3807年或前3806年的冬天。
　　通過樹木年輪來確定年代的方法在檢驗通過放射性碳得到的年代時也具有巨大的價值。通過放射性碳確定年代的方法引起了考古學的革命，但它在某種意義上也證明了“太好的反而是不真實的”。研究的樣本包括來自考古地點的有機體材料，諸如木炭、木頭、種子和人類的或動物的骨骼等等，因為這種方法測量的是在有機體組織中殘留的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碳14（C14）——有機體組織在活著的時候吸收碳14，但在死后則逐步地喪失它。在名為加速器質(zhì)量光譜測定法（AMS）的新近技術之下，只需要非常少量的樣本，碳14的原子被予以直接計數(shù)。年代的誤差仍有大約五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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