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1868—1936年）的自傳三部曲《童年》最初在1913—1914年的《俄羅斯言論報》（該報因從事反革命宣傳于1917年11月被蘇維埃政權(quán)查封）上發(fā)表，1914年柏林出版了第一個單行本，署名M高爾基。《童年》的手稿沒有保留下來。1929年有人問及此事時，高爾基回答說，手稿“好像被燒掉了，也許是在芬蘭，在穆斯塔米亞基”（《高爾基檔案》，第11卷，第198頁）。、《在人間》最初在1915年的《俄國言論報》上發(fā)表一些章節(jié)，全文是在1916年的《年鑒》月刊上發(fā)表的。第一個單行本于1917年出版，柏林，署名M高爾基。、《我的大學》最初在1923年的《紅色處女地》上連載，同年作為一部獨立的作品，結(jié)集出版，署名M高爾基。據(jù)克魯普斯卡婭回憶，在列寧最后的日子里，他常請她朗讀《我的大學》給他聽。，可以說是俄國文學史上一部難能可貴的紀實性系列小說，它真實詳盡地記述了作者二十歲以前的坎坷經(jīng)歷，點點滴滴，連綴成篇，讀來樸實無華，感人至深。但就三部曲所蘊涵的豐富思想和廣闊藝術(shù)視野而言，它又不是一般傳統(tǒng)意義上的自傳體作品所涵蓋得了的。作者在描述自己生活的同時，鮮明地描繪出了俄國人民生活中整個一個時代和這個時代人的生活特點。

高爾基幾乎包攬了舊俄國的各個階層，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底層”人民。首先是寫他自己，寫他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外公家的生活，繼而寫他離家出走，在外面流浪、打工，與人們的種種磕碰與切身感受。

阿列克謝的童年生活是短暫的。母親死后，破了產(chǎn)的外公將他逐出家門。他投身社會，來到所謂“人間”。作家詳細而生動地向我們勾勒出還是個孩子的阿列克謝的生活歷程：先是在鞋店里“打雜”，后來又在親戚家的制圖作坊里當“學徒”，在輪船上幫廚，再后來又開始“攻讀”自己的所謂“大學”——參加喀山地下革命小組活動，閱讀地下讀物，和所謂“生活導師們”進行交往，甚至還認識了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費多謝耶夫�！叭碎g”的生活讓阿列克謝從一個稚氣未消的孩子慢慢成熟起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

高爾基生活和成長的年代，正是俄國思想活躍、群英薈萃的時代。各種思想家、理論家層出不窮，都在磨礪以須，為當時的俄國把脈、開藥方，有甚囂塵上的斯拉夫派理論和咄咄逼人的西歐派觀點，也有邊宣傳邊實踐的民粹主義和已經(jīng)在迅速傳播的馬克思主義。1861年，沙皇政府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繼續(xù)維持其反動統(tǒng)治，被迫宣布放棄農(nóng)奴制，實行改革，名義上給農(nóng)民以“自由”，實際上從他們身上搜刮了巨額的“贖金”，同時搶走了他們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們的生活愈加貧困。而資本主義在俄國的迅速發(fā)展，資本家的壓榨剝削，進一步激起了勞動者的反抗，農(nóng)民起義，工人罷工，社會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強了鎮(zhèn)壓。民粹派動員農(nóng)民對抗沙皇統(tǒng)治，發(fā)起“到民間去”的活動。隨著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fā)展，工人階級日益壯大，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傳播，19世紀70年代俄國就出現(xiàn)了一些“工人協(xié)會”。1883年普列漢諾夫在國外組建了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勞動解放社”，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民粹主義。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生動描寫了1888年大伙在秘密閱讀普列漢諾夫于1884年發(fā)表的《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的情形。

其實，高爾基自傳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是在于表現(xiàn)作者的思想成長乃至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靈歷程。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高爾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傳體作品的傳統(tǒng)概念，不把人物描寫局限在某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著眼于俄國社會的各個層面了。在世界文學發(fā)展史上，應(yīng)該說，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實際上，它不僅是作者二十歲前的生活傳記，也是俄羅斯人民在一定歷史發(fā)展條件下的生活紀實，其意義絕對非同尋常。

《我的大學》是十月革命勝利后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發(fā)表在《紅色處女地》雜志上。它描述的是高爾基1884年夏到1888年秋的生活。但當時寫作的歷史環(huán)境和政治生態(tài)已經(jīng)完全變了。作品主要是寫19世紀80年代俄國知識分子的，和三部曲的前兩部一樣，《我的大學》描述的重點，仍然是作者內(nèi)心思想發(fā)展的過程以及他對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的態(tài)度。

革命勝利后，黨所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wù)，就是對部分舊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進行斗爭，批判他們脫離人民、散布種種詆毀革命的悲觀主義謬論。高爾基以前在喀山和這類舊知識分子有過接觸。三十多年過去了，類似的奇談怪論在彼得堡沉渣泛起，它們和當年有人在喀山宣揚的人生如夢、為未來奮斗毫無意義的論調(diào)非常相似。請聽高爾基在喀山街頭遇到的一個凍得半死的歷史教師是怎么說的：“進步——這是人們?yōu)榘参孔约憾�杜撰出來的說辭！生活是非理性的，毫無意義。沒有奴役便沒有進步，沒有多數(shù)人服從少數(shù)人——人類在自己的道路上便會停滯不前。我們希望減輕我們的生活負擔，減輕我們的勞動，結(jié)果只能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復雜，使我們的勞動更加繁重。工廠和機器為的是要不斷生產(chǎn)更多的機器，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來越多，可是社會需要的只是農(nóng)民——生產(chǎn)糧食的人。糧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勞動向大自然索取的。一個人需要的東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人們尋求的是遺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識！”

這位歷史教師的想法使高爾基大為驚訝，因為它和高爾基的追求大相徑庭，高爾基追求的是知識，絕不是“遺忘和安慰”。

他寫道：“后來我再也沒有遇見過那位歷史教師，我也不想再見到他了。但我卻不止一次地聽到人們說生活沒有意義，勞動沒有用處的話——說這種話的人，有大字不識一個的云游派教徒。有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有‘托爾斯泰主義者’和文化素質(zhì)很高的人。此外，還有東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學碩士、制造炸藥的化學家、新活力論生物學家等許多人。

“有一次，我跟這個工人老朋友‘談心’，他苦笑著稱自己是‘政治油子’。他用那種好像只有俄國人才有的襟懷坦蕩的態(tài)度對我說：

“‘阿列克謝·馬克西梅奇，親愛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學院、科學、飛機，統(tǒng)統(tǒng)都沒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個安靜的角落，還有一個娘兒們，想親的時候就親她一下，而她對于我，應(yīng)該忠貞不渝，全身心地回報我——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識分子的方式考慮問題，和我們畢竟不一樣，您是中了毒的人。對于您來說，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慮問題時是不是跟猶太人一樣，即人是為安息日而設(shè)立的呢？”’

這兩段話的意思非常明顯，旨在譴責那種小資產(chǎn)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傾向，突顯《我的大學》和當時革命活動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高爾基對那種認為勞動群眾不會為大家的幸福去奮斗，他們只關(guān)心自己鼻尖下的一點個人利益的有害理論大加抨擊。充分肯定人類勞動的偉大意義和他們追求自由、知識、幸福的強大思想動力。一個真正的人就應(yīng)該是天生的斗士。他說：“千百萬俄國人為革命歷盡千辛萬苦，難道心靈深處真的只是為了擺脫勞動嗎？最少的勞動——最大的享受，這是很有誘惑力的，它像一切難以實現(xiàn)的烏托邦幻想一樣。非常吸引人�！币粋�人一定要戰(zhàn)勝周圍的環(huán)境，這樣才能夠?qū)崿F(xiàn)自身的價值，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則就是浪費光陰，虛度人生。

高爾基自己就是在和周圍環(huán)境的斗爭中成長壯大的。他從小反抗外公家的陳規(guī)陋習，給老板干活時不遵守老板的清規(guī)戒律，和知識分子在一起時又常批判他們的錯誤思想和種種歪理。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實際上觸及了19世紀80年代俄國激烈動蕩的社會政治生活，這一點連根本不關(guān)心時局變化的面包師盧托寧都注意到了，他總看見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帶些書到面包房里來，有時候在杰連科夫家里聚會。他們在一起讀書，討論各種問題，有時候還發(fā)生爭論，其中朗讀普列漢諾夫的《我們的意見分歧》的場面和高爾基與馬克思主義者費多謝耶夫的交往。描寫得尤為生動。當時，代表沙皇政府的反動勢力還相當強大，小說對這方面的代表人物——警察尼基福雷奇——的描寫相當精彩。

尼基福雷奇明白得很：當警察絕不能心慈手軟，對沙皇政府心懷不滿的人很多，要鎮(zhèn)壓住他們，必須得有一個強大的、運轉(zhuǎn)靈活的警察機構(gòu)。它就像是一張看不見的蜘蛛網(wǎng)。對此，高爾基是有切身體驗的。

知識分子中有許多自認為“目標明確”且“深諳生活之道”的人，其實他們在生活中并不懂得審時度勢，不知道應(yīng)該如何行事。他們有的思想陳舊，有的過于年輕，而且往往脫離生活，書生氣十足，只會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坐而論道。夸夸其談，張口閉口人民長、人民短的，但就是不見具體行動。他們的所作所為，說明他們只不過是一些毫無用處的空談家。這是馬克思主義者費多謝耶夫親口對高爾基說的話。可是，要戰(zhàn)勝沙皇羽翼下大大小小的“尼基福雷奇”們，沒有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僅靠一些思想混亂的知識分子在下面瞎嚷嚷，那是絕對成不了氣候的。正如讀者所看到的，《我的大學》在人民和知識分子關(guān)系的問題上花了不少的筆墨。誠然，高爾基描寫的基本上都是以不同方式曾經(jīng)投身過社會主義運動，而且在19世紀80年代發(fā)生過思想危機的那部分知識分子。這些人對沙皇專制制度不滿，想尋求出路，但他們對科學社會主義還缺乏了解，對人民群眾的力量還認識不足，往往孤軍奮戰(zhàn)，成效甚微。這是俄國知識分子所經(jīng)歷的最困難的時期之一。但就在這個時候，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俄國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代表們正在覺醒起來。他們逐漸認識到勞動群眾的巨大力量和歷史使命，他們深入到民間，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綱領(lǐng)，把許多向往革命的青年爭取到自己這方面來。而19世紀80年代的高爾基，親眼目睹并感受到了俄國知識分子所經(jīng)歷的那場思想危機，痛切感到，為了把革命運動推向前進，就必須把思想與事業(yè)、理論和實踐緊密結(jié)合起來，所以他刻意描寫了當時俄國先進階層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當然，這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一種預感，還不能說是他的清醒認識，因為后來他對這一斗爭的前景的認識還產(chǎn)生過動搖，思想出現(xiàn)過反復，甚至一度認為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狀是非人力所能夠達到的，失去了信心。1888年夏，高爾基離開喀山，和一個叫羅馬斯的民粹主義者來到伏爾加河畔一個叫克拉斯托維多沃的村子。農(nóng)村的現(xiàn)實生活，農(nóng)民的貧困、愚昧、野蠻、保守排外心理，使他很難接受，或不聞不問，置之度外。他感到非常苦惱，根本看不到使農(nóng)民擺脫這種狀態(tài)的出路和前景。不過他的這種消極悲觀的情緒僅僅是他當時的一種思想沖動。隨著他對現(xiàn)實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未來美好的生活一定能夠到來。對農(nóng)民生活的進一步了解使他產(chǎn)生一種非常復雜的感情，他喜歡他們，發(fā)現(xiàn)他們身上有許多良好的品質(zhì)——熱愛勞動，淳樸善良，對未來懷有美好的理想。他在《我的大學》里寫道：“我看得出，這些農(nóng)民，就單個而言，他們每個人身上并沒有那么多的怨恨，而且常常壓根兒就沒有什么怨恨。實際上，他們只是一些很善良的原始村民——要讓他們?nèi)魏我粋�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并不難，任何一個人都會像孩子一樣充滿信任地聽你講關(guān)于尋找智慧和幸福的故事，聽你講有關(guān)英雄人物的豐功偉績。”“凡是能夠激發(fā)人們?nèi)セ孟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過上好日子——的一切故事，他們都會聽得有滋有味。

“但是，當這些人在村會上或者岸邊小酒店里一窩蜂似的湊在一塊兒時，他們把自己身上一切好的東西不知藏到哪兒去了，就跟神甫披上虛假與偽善的長袍一樣，對有錢有勢的人，像狗一樣地搖頭擺尾，百般逢迎——那種樣子看著都叫人惡心。有時候，他們又會突然變得像狼一樣地兇狠，毛發(fā)倒立，齜牙咧嘴，野蠻地互相吼叫，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而且是真打——起因不過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在這種時刻，他們變得非常可怕，甚至會搗毀他們昨晚還像綿羊回到羊圈時那樣老實出入的教堂�！薄拔覠o法跟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生活在他們中間�！�

總之，高爾基認為，農(nóng)民在各方面比起工人素質(zhì)要差多了。農(nóng)民的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歡。農(nóng)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們很難團結(jié)成一個集體。羅馬斯千辛萬苦地想在農(nóng)民中間開展宣傳工作，為他們辦好事，但最后也是一場空。有錢人擠對他不說，連窮苦農(nóng)民也不支持他。最后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燒了。高爾基離開克拉斯諾維多沃村后跟民粹派再沒有發(fā)生過什么來往。

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描寫了知識分子、農(nóng)民和工人的生活。我們從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得出，這時候的高爾基已經(jīng)開始隱隱約約認識到，在未來的社會變革中工人階級將會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從小說里高爾基跟費多謝耶夫和老紡織工人尼基塔·魯布佐夫的談話中足可以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