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潔以田野調(diào)查式的研究精神,歷時8年,走南行北,融合體制內(nèi)外,獨立完成了《出畫的情境:中國新派紀錄片人訪談錄》這樣一份中國新派紀錄片人的創(chuàng)作圖譜。
書中的這些訪談,構成了當代中國紀錄片心靈史的一個重要章節(jié)。
《出畫的情境:中國新派紀錄片人訪談錄》在咀嚼了紀錄片三味的同時,還探討了人之為人的各種社會性、復雜性,正如推開了一扇窗。
因此,這并非只是一本訪談匯集,它更是一種真切的、尊重的、有深意的評論輯錄。
《出畫的情境:中國新派紀錄片人訪談錄》為紀錄片編導的訪談集,共摘錄了20位中國現(xiàn)當代具有代表性的紀錄片編導,以代表性的作品為入口,記錄了他們創(chuàng)作的心路歷程和思考,不僅是對紀錄片制作過程的詳細講解和分析,更有以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生活面貌的展現(xiàn),體現(xiàn)了新聞作品的社會性和可讀性,令讀者非常有感觸。
活態(tài)的“劉式訪談”劉潔的第三本個人專著:紀錄片導演訪談集匯,即將出爐了。“劉式訪談”正式掛牌。
她讓我來個“序”,我立刻推辭。為一個雙料名牌學府之師兼博士作序,起碼得博導頭銜才撐得起資格,京城名流高人何其多。我只本科,編輯一個,紀錄片愛好者,竟抬愛讓我?……但因為在多半文字里,自己的“過手”角色,也經(jīng)不起她的軟磨和執(zhí)著。
現(xiàn)時的電視理論文圈,趨時愈顯,見解愈薄,文采愈弱。
不少理論文章,穿著“制服”,端著架子,干澀、發(fā)柴,就連本該最口語化的訪談文章,也這樣。
幾年前,看到一篇訪談,仿如“時裝”,眼前登時一亮。
作者,劉潔。
做學刊編輯,最喜歡看到有靈性的文字,但少有人寫。這種文體,評職稱時,不被“論文”認可。認為訪文,只是轉(zhuǎn)述和傳達,是借腦性質(zhì)。在功利性愈重的當下中國,以“轉(zhuǎn)述”來做學問,并借此晉升,傻了。但偏就有這樣的傻,幸甚!“轉(zhuǎn)述”,工夫并不輕簡:口語化,原汁味,得要領,才能出亮色,獲點撥?此啤昂唵蝿趧印,實則“輕工重罪”。
做過這活計的都知,再精彩的談話,僅實錄照搬,那出來只是一個“麻線團”。談時興奮,談后如何拎起?理線、編織、成品,考驗著“紡彈”的本事。
時見有些訪談,或清湯寡水,或味同嚼蠟。有些是語境不合,或者只會套用,奧澀費讀,簡單變成復雜。有些只作“二傳手”,看不到內(nèi)里的互動,劃拉文字,徒增信息,分出塊塊,就出籠了。沒有專業(yè)的浸淫,窗戶紙就隔。真情不到,不入內(nèi)心,TA就不會交心,敷衍;不事先做好案頭,你雖動,TA不互,尷尬。于是明白,訪談的表象是問和答,但實際上,是引和發(fā),是對等的拉話。你原本也是同業(yè),事先對受訪人也有了解,只是讓訪談有了基礎。
如果能夠入髓入心,撥動思緒的共振,TA就能夠拉開話匣,就有深談。巴金說過,文學的最高技巧,是無技巧。
看似簡單實則復雜,成如容易卻艱辛。
正是那篇訪談稿,開啟了一處別致的學刊風景,劉潔也跋涉了幾年腿和筆的“長征”。一種融合著靈銳見解和靈性脈動的行文風格,為學刊壯了行色。
理論為體,觀照為用。但在劉潔文字里,這“用”,衍生出不一樣的呈像——用心。是思維的歷練。在人所不察中,她有所察。所謂看和看見,前者過眼,她人心。
用功。是心性的磨礪。在尋覓中,在定位中,在耗時中,且細磨,慢就慢,只求專。
用巧。是靈性的“狡黠”。先觀片,繼讀人。人通百通,以“同類項”或“相似性”,以感同身受,獲得信任。訪是目的、功利,談是忘機、情義。結人脈,巧用“地緣”認人緣;走南北,竟然“鄉(xiāng)黨”處處見。
體制內(nèi)外,都能找到共通性、認同點。文可柔軟,武可剛硬。軍人家庭,時代文青,江湖闖蕩,圈內(nèi)同道,學者姿名……閱歷,知性,就這樣轉(zhuǎn)化為資本,成為公關的通行證。這比單一的身份,無疑更好交情。
用軔。是執(zhí)著的能量。輕撒網(wǎng),緊拉繩,煙霧里辛苦等魚蹤。不惜食“谷種”,暫“欠奉”。先涉水,蹭會,看片,主動出擊的行為,自己墊路費,“逃”會費,獲得現(xiàn)場、目睹、交晤的機會。似“實習階段”,實際進入了“訪談前史”,成為日后的因緣。一旦“三年早知道”,就有了接觸的近乎。
用誠。是取信的基礎。她的誠意,是以低位進入的姿態(tài),虛心請教,也在其中自我修煉。比她年長者或年幼者,都可以不恥下問,不惜腳力,不計路途,汲取所長。獲得所需的同時,也滋養(yǎng)著自己。
用“性”。是自身的優(yōu)長。性別,性情,性格,柔聲慢語可以軟化硬言躁心,密友式的“紡彈”,融洽氛圍,讓彼此雙方熨帖氣場。時尚的外包裝,60后的“騎墻”,女博士的風尚,如此學者做“紡彈”,風姿別樣。
或者是這些所“用”,型塑了一種訪談文章的風范。那讀文的感覺,好像欣賞著時裝。
其實,劉潔以“紀錄片是怎樣做成的”作一部部題解的過程,也從中逐漸看到了她的訪談是怎樣煉成的。訪談本身,也成了一種“準紀錄片”歷程:沖動,體察,介入,得知,啟動。訪談看似是二度創(chuàng)作,其實不弱原創(chuàng)性質(zhì)。七個阿拉伯數(shù)字的組合排列,就能創(chuàng)造出美妙的樂音。訪談也是,將看似平淡的、瑣細的、經(jīng)意和不經(jīng)意的行為,隨意的表述,經(jīng)過條分縷析,見出“整理”的功力。以你的識見,進入TA的世界,解讀就有了層次和內(nèi)涵。太極圖,因為有了陰陽魚眼,讓簡單成為生動。訪談成文后的大小標題,前言后語,就是這“眼”。綱舉目張,讓碎語有了意義。收放有度,“氣口”和“閑筆”,有了情致,有了呼吸,緊致中的舒展,舒展中的緊致。拋開定論和成見,甚至不惜“冒犯”,直面具體的人和片,穿越表象,直抵本原。觸發(fā),悟性升華;共鳴,思維延展。做學問,還能與心靈修煉同行,這訪談,就是以個案做“一般”,以個性顯人性。
逐步地,立了一種“劉式”:情真包圍程式。文本不彰“系統(tǒng)”,悟性不顯“理論”,不披邏輯外衣,不拉大題,只做個案。不是“廣告片”,只博亮眼;不是“專題片”,觀念領銜;不是娛記體、新聞追,但有精神的愉悅、資情的獲得。劉是緊盯“人”,做人的探問,對準體制內(nèi)的個人行為,體制外的獨行俠類,為的都是將作者本身的和作品片中的人性釋放與挖掘出來。
不孤立地談作品,紀錄片人就大有故事。主流紀錄片以大做大,個人紀錄片以淺見深。雖然都有著良善的愿望,但思維路徑不同,表達方式不同。主流媒體需要贊歌,社會受眾更愿直面世相。相信直覺,越可以去感受,接近第一手的感受。人文紀錄片者,多有藝術家、詩人的基因,片不獨特死不休。哪怕身體是體制的,思維卻是個人的,這才導致了一批曾在體制里培訓過、濡染過、打拼過,最終逃離體制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并相繼進入了劉視線。在做關于“片”的學問中,進入“人”的視野,探求紀錄片的堂奧。
戒表達俗?斩吹摹捌圃~兒”,讓自己的語言生長。
對個體和群體的感受和觀察,都給出了自己的獨家認知和靈性筆觸。
還有什么不足?且說一二。開始的“劉式”,有學者、專家的品評。所持不一,在視野中,便多了思考的向度?纱斯μ,費時更多,不能貫穿,有點遺憾。順拐多,逆思少。就呈象而論的多,質(zhì)疑性、超越性顯弱。如果讓訪談行文,時有“跳脫”,也進出個自演的“第三者”,會不會讓思考更歡實一點、多維一點、“另類”一點,比“本論”立體一點、深透一點,也更活態(tài)一點?質(zhì)本潔來還潔去,表達了一種“出世”之質(zhì),清純和堅毅。美之為美斯惡矣,以“人世”的淡定,讓心水更清。潔呈單相,法無定則,心主神明,人性通關,以無厚人有間,游刃于大干世相,在咀嚼紀錄片三昧的同時,探討了人之為人的各種社會性、復雜性,正如《霧谷》:推開了一扇窗。
有一種湯,清亮,料真、味足。廣州的一個招牌名食白切雞,嫩黃清鮮,原汁原味中,皮爽、肉滑,骨有味。烹飪時雖短,“秘水”已浸潤,功夫和學問在其中。
且作“劉式訪談”的啟示。
2012年4月15日于廣州天朗閣
劉潔,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電視系副教授,博士。中國廣播電視協(xié)會紀錄片委員會副秘書長。
1987年獲武漢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學位,1998年獲武漢大學文學院文學碩士學位,2006年獲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中南財經(jīng)大學新聞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報紙雜志記者電視專題欄目和紀錄片的撰稿、記者、編導、主持人,有多年的媒體實踐經(jīng)歷。
主要研究方向:紀錄片史論及創(chuàng)作、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電視新聞理論及業(yè)務。學術專著:《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盛名之下——名人筆下的訛誤》(合著)。發(fā)表學術論文:《電視語體初探》、《論新聞的語義模糊》、《并非只是一朵新胸花——新技術條件下的新聞傳播教育》、《紀錄片:在影像紀實的斷點處轉(zhuǎn)彎》、《與心緒共生共進的紀錄——兼論張以慶的紀錄片作品形態(tài)》等。
自2004年起,在《南方電視學刊》連續(xù)刊發(fā)“中國新派紀錄片人訪談”系列。多家網(wǎng)站為此訪談開設了相關專欄。
劉潔訪談:解讀人生的風景
活態(tài)的“劉式訪談”
水中可攬月 鏡里能摘花
面對空空的鏡框——紀錄片編導孫曾田訪談
《幼兒園》:一種審視的方式——紀錄片編導張以慶訪談
《老宅2003》:讓自己的語言生長——紀錄片編導李汝建訪談
《房東蔣先生》:在個性的舒展中呈現(xiàn)——紀錄片自由創(chuàng)作者梁子訪談
《霧谷》:只為推開一扇窗——紀錄片編導周岳軍訪談
《靖大爺和他的老主顧》:紀錄也是一種生命的態(tài)度——紀錄片編導施潤玖訪談
《白塔》:凝視另一種生存另一個江湖——紀錄片編導蘇青訪談
《臺階》:延展著形式的意味——紀錄片編導費佑銘訪談
《開水要燙,姑娘要壯》:劇情框架中的生命紀錄——紀錄片編導胡庶訪談
《船工》:詩性的完整——紀錄片編導姚松平訪談
《夢游》:彌散著荒誕的世像——紀錄片編導黃文海訪談
《畢摩紀》:直抵心靈的情緒穿越——紀錄片編導楊蕊訪談
《高三》:用成長造句——紀錄片編導周浩訪談
《化蛹為蝶》:一種掙扎的美麗——紀錄片編導王冬冬訪談
《中國已遠》:生命面貌的流轉(zhuǎn)——紀錄片編導劉海平訪談
《活著一分鐘快樂六十秒》:一種生命的出口——紀錄片編導張戰(zhàn)慶訪談
《秉愛》:沉淀出活著的蒼涼與自信——紀錄片編導馮艷訪談
《老馬》:粗糲的生命質(zhì)感——紀錄片編導查曉原訪談
《的哥》:折射生命的萬象之鏡——紀錄片編導范儉訪談
《紅跑道》:誰人的起點誰人的夢——紀錄片編導干超訪談
參考文獻
后記 致友人的一封信
致謝
《出畫的情境:中國新派紀錄片人訪談錄》:
孫:這就得從《望長城》說起。因為,它對當時的影響,就像是爆發(fā)了一場地震,是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我們都在它的影響之中。
中國的電視紀錄片,一直以來受到的是前蘇聯(lián)的影響,人們更多地注重的是電視的“宣傳”功能和“說教”功能,往往忽略了電視的紀實功能。那個時候的創(chuàng)作一般是先有腳本,再按圖索驥地進行拍攝。據(jù)說,當時《望長城》也是先寫了一個本子,劉亞洲他們寫的,叫做《東方老墻》,前后寫了一年多。這個片子是由中央電視臺軍事部的劉效禮任總導演,由日方投資合作完成的,創(chuàng)作觀念必然受到外來者的影響。加上,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的社會已經(jīng)開放,人心渴望求變。
剛一開拍,問題就來了!稏|方老墻》中寫到的卻拍不到,拍到了的又沒有寫,這時時間已經(jīng)不等人了。當時,制片人是時任中央電視臺副臺長陳漢元和郭寶祥,他們和劉效禮幾個人一合計,就像陳勝、吳廣一樣“揭竿而起”,拉出了一個不同以往的創(chuàng)作隊伍,兵分四路開始了行動。這就像一場“沒有預謀的革命”。
劉:這倒是第一次聽說,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很有意思。
孫:當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前提,攝錄一體化的設備出現(xiàn)了,改變了長期以來聲畫分離的現(xiàn)狀,再加上錄像帶的充足。這些條件都是過去不能比的。過去用膠片,片比只有1/3,只能擺拍;攝錄分離的背包機,沒法兒抓拍生活的自然流程;電池也只能用20來分鐘。
劉:你看,朱羽君老師在《長城的吶喊》這篇文章里,寫了這么一段,比較客觀,我念給你聽聽:“《望長城》的創(chuàng)作人員還不都完全具備適應新的工作方式的心理素質(zhì)和業(yè)務素質(zhì)。比如,有些攝像師在長鏡頭的運用上心中無數(shù),抓不住現(xiàn)場的情節(jié)中心和閃光的事物,鏡頭的運用猶豫不決,不善于從流動的生活中抓人物的心態(tài)和整體的情緒氛圍,對一些偶發(fā)因素和細節(jié)的審美趣味認識不足,因此攝像機的積極參與感少,客觀冷漠的角度較多。”孫:《望長城》的攝像,當時大多是部隊搞新聞、搞電教工作的,缺少一定的正規(guī)訓練。但正是由于這種情況,他們反而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沒有什么制約。
加上他們又兵分四路,那時沒有手機,有時幾乎到了指揮失控的地步。這反而切合了人們的求變不羈的心理,符合了紀實應跟著生活走的本來路徑,改變了攝像機跟著導演走的傳統(tǒng)方式。在有意和無意之問,紀實的意識增強了。劉效禮曾“惡狠狠”地說:“要生個不一樣的孩子,丑也要丑得嚇人一跳!”劉:《望長城》在節(jié)目主持人的使用中也有所突破。
孫:對,這是陳漢元在拍《話說長江》時就意識到的。我覺得,他們做得最聰明的地方就是,意識到了影像藝術的紀實性特點。
“長城”是屬于過去時范疇的,但把鏡頭對準長城兩邊當代人的生活,而且是普通人的生活,這一下子就觸摸到了紀實的本質(zhì)。所以,它沒有叫《長城》,而叫《望長城》。1991年11月播出的時候,《望長城》給影視界和廣大觀眾造成了一次極大的震動。它的影響,對中國影視界而言,怎么講都不過分。
劉:那么,它給你帶來的震撼是什么呢?孫:我驚訝,紀錄片還可以這么拍!因為,我們當時可以借鑒的影像資料和理論思考幾乎是沒有的。從此,我的思路拓寬了,我想拍一些現(xiàn)實生活中自己真心熱愛的東西,讓我感動的東西,讓我能從心里找到應對的東西。對《望長城》的紀實風格我非常贊賞,但對那種扛著攝像機,隨生活流程,走哪兒拍哪兒的做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想通過精心選擇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生活片斷,通過紀錄濃縮了的真實生活,融進自己的思考。
劉:所以,在《望長城》之后,《最后的山神》沒有跟風,沒有成為“跟腚派”中的一員。跟風,來自人們的從眾心理,來自人們對新事物的欣賞心理。你當時能如此冷靜,在“長城”的巨大的影子里,拍出了一個獨具風采的“山神”,實在是不容易。它的出現(xiàn)并獲得大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一方面豐富了紀錄片紀錄創(chuàng)作的樣式,另一方面,它是對“跟腚派”創(chuàng)作風格的一種修正。讓別人也明白了,紀錄片也能這么拍。
北師大的張同道先生,把《最后的山神》歸為“精英紀錄片”一類。他在《多元共生的紀錄時空》一文里說:“失去思考也就失去精英紀錄片的顯著特征”。
孫:我的確思考過很多!锻L城》的影響太大了!我就是想拍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能把我的思考融進去。
而我在片子里,沒有用主持人這種形式,是受了《沙與!返挠绊。
我邊做邊琢磨,僅僅記錄原生態(tài),而沒有藝術上的抽象,可能就沒有普遍性了。一旦上升到藝術的層面,也可能出現(xiàn)錯誤,升窄了、偏了。后來我想,我把它做成作品,這就是我對他們生活的理解。認識是我自己的,素材是屬于公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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