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財經(jīng)大學經(jīng)濟哲學文庫：法經(jīng)濟學理性主義的邏輯與歷史研究》：
　　其三，自利理性。自利理性明確了行為人的效用內(nèi)容，即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對其本身是有利的，則是理性的，反之，則是非理性的。由此可見，自利理性對人的行為有很強的預測能力。顯然，這一思想來源于亞當·斯密關于經(jīng)濟人自利性的著名論斷。但是正是自利理性主宰著法經(jīng)濟學。例如，如果對亂丟垃圾的行為沒有任何制裁，那么人們將會亂丟垃圾（個人以合法方式亂丟垃圾的成本超過他觀察自己亂丟到地上垃圾的成本）。這種預測間接地依賴于如下的假定，即個人關心的是他可能受到的懲罰，自己亂丟垃圾所遭受的害處和他處理垃圾的時間和精力，而不是其他人看到他們垃圾的害處�；蛘呖紤]到如下的預測，即如果懲罰的害處被廢止了或包庇了，那么會有更多的有缺陷的后果出現(xiàn)。基于此，上述假定與亞當·斯密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者關心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實際上是著眼于考慮自身利益結(jié)果的論斷如出一轍。
　　顯然，自利理性的預測力是很強的，能對很多行為預測進行證偽，但是它易于被實踐中利他現(xiàn)象所反證，顯得極為不靠譜。一個決策者在滿足自利需求時還要考慮別人的福利，而不僅僅是他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這種假設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往往是層出不窮的。為此，理查德·A.波斯納拓展了該理性的含義，將利他包含于自利的內(nèi)容，如“自利不應與自私（selfishness）相混淆，其他人的幸福（或痛苦）可能是滿足某人需求的一個部分�！�
　　其四，財富最大化理性。財富最大化理性認為，行為人在法律約束條件下行動的唯一目標是最大化行為的經(jīng)濟利益，將目標限定為貨幣或金錢。幾乎所有關于商業(yè)組織的法經(jīng)濟學，都遵循新古典經(jīng)濟學公司理論，隱含著追求最大化利潤的假設。許多法經(jīng)濟學關于個人行為也有類似的假設（通常是隱性的）。財富最大化理性避免了人際間效用比較的困難，對人的行為提供了最具體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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