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鴉片和中國
　　讓我們看一幅中華帝國晚期鴉片吸食者的照片。在這張有代表性的照片中，兩個男子斜靠在一張長榻上，身上裹著有襯里的提花絲織長袍。其中一個男子把手臂搭在一個年輕女子的肩上，這個年輕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來有點兒不自然——或許是有吸食者在盯著她看，或許是因為正在照相的緣故）。兩個男子頭靠著床頭板，眼神向下越過長榻盯著照相機，眼睛半瞇著，面無表情。（還碰巧其中一個吸食者手中令人費解地抓著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鴉片制劑使得鴉片看起來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 Brassa，本名Gyula 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攝影大師�！�—譯者）拍攝巴黎先鋒派把鴉片重新包裝為放蕩不羈的高雅之物幾十年之后，這一景象依然讓人感到有些不適，比一對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讓人感到不舒服，盡管這兩個吸食鴉片的人顯然生活優(yōu)裕，看起來也不是有太大的鴉片煙癮。也許，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躺著吸食毒品顯得非常頹廢墮落，仰臥的姿勢十分猥瑣齷齪。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陰沉眼神（我們這樣想象）平視著我們，好像在向我們示威：“我們是故意而且高興地吸食鴉片來毀滅自己，你們想怎么樣？”
　　不管我們的政治多么自由，我們仍然會對鴉片抱持成見，這種成見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學的因素，它是從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國）開始形成的，這種成見把吸食鴉片看作是社會渣滓或專干壞事的人所樂意干的惡行。不過，除了對于吸食鴉片進行譴責外，還要看到，吸食鴉片是個更為復雜的社會現象：這就是19世紀的廣泛爭論，先是西方傳教士和醫(yī)學界的觀點，然后是中國政府決定譴責中國存在的吸食鴉片的風習，把它看作是病態(tài)的、不正常的——是中國所有問題中最根本的人們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紀40年代初，中英兩個國家進行了一場以鴉片為名的戰(zhàn)爭，鴉片扮演了改變兩個國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中國，鴉片一開始都只是一種外來的藥品（在英國是土耳其藥品，在中國是印度藥品），先是在19世紀引種，然后在該世紀末又作為外來毒品被堅決拒之門外。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里，不論是在一般大眾眼里，還是在醫(yī)藥專家眼里，鴉片除了能緩解疼痛之外，大家對它并沒有其他共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處是大還是小？它會使使用者變得粗野沒人性嗎？它會使人的肺變黑、會像吃了鴉片的蛆蟲那樣爬嗎？沒有人能確切地回答這些問題�！半S著煙毒流入內地，煙禍遍及各地??沉湎于鴉片者是在浪擲生命”，清末一個名叫張昌甲的鴉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頁篇幅對吸食鴉片進行評論前悲嘆道：“鴉片實為世間不可少之物�！盵1]鴉片吸食者給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對許多人［包括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在鴉片酊的支撐下，夜里在倫敦的街頭游走。］來說，鴉片是興奮劑。中國的勞苦大眾靠著在中午休息時抽幾口鴉片，來恢復體力和精力去從事繁重的勞動。19世紀末，一個牧師注意到，這些人“簡直就是靠鴉片活著，鴉片就是他們的酒肉�！盵2]維多利亞沼澤（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與此沒有什么不同：“一個要做苦工的男人開始工作前先服用（鴉片）丸子�！�19世紀中葉的一個觀察者寫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點兒鴉片，要不他們決不喝啤酒�！盵3]關于鴉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間在中國的英國軍隊指揮官注意到，清軍士兵經常在準備作戰(zhàn)時先要飽吸一通鴉片，結果，鴉片使一些士兵鎮(zhèn)靜下來，使一些士兵為即將到來的戰(zhàn)斗興奮起來，還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個多世紀的現代醫(yī)學發(fā)展之后，鴉片對人類體質的影響還有許多未知之處。不論是采用吃的方式、飲的方式還是吸的方式，鴉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樣的：它令人產生幻覺的成分是嗎啡，這是一種脂溶性生物堿，它被血液吸收，（根據準備的力度、服用的途徑和個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幾秒鐘或幾分鐘內）撳動細胞中的開關——類鴉片活性肽受體。一旦撳動，其中的一個開關——μ受體——就會減緩掌管疼痛感的神經末梢的化學傳感器的釋放。嗎啡產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許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能在幾分鐘內解除巨大的痛苦。鴉片遠遠不是僅能夠使痛感消失，因為它進入血液，到達腸道，減慢腸道的蠕動，止住腹瀉和痢疾。它通過抑制咳嗽中樞，產生鎮(zhèn)咳作用�；蛟S最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進多巴胺的釋放，多巴胺是使大腦產生愉悅情緒的荷爾蒙。簡而言之，鴉片能使我們精神愉快。
　　和所有毒品一樣，鴉片也有其不受歡迎的消極作用。它的一個缺點是它會引起反胃惡心（這是在40%服用嗎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應）。[4]如果服用它是為了緩解痛苦而不是治療腹瀉，它會導致便秘。它最大的直接的缺點，是它會減慢甚至是停止大腦中控制呼吸的中樞，因此，使用過量的話，它會令人窒息而死。由于過量服用鴉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靜，很久以來，鴉片是缺乏勇氣的人自殺時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殺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強滿足感，也能增強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悅的感覺。它能加強、放大對恐懼和危險的感知，因而也是導致妄想狂、猜疑癥和精神分裂癥的藥劑——德·昆西的幻覺癥就是這樣產生的。（德·昆西常年吸食鴉片，出版有《一個英國鴉片吸食者的懺悔》，書中描述的東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覺�！�—譯者）
　　鴉片的最后一個缺點（像許多由多巴胺產生的反應，即被由它產生的愉悅感所控制一樣），是它誘使人渴望從頭開始重新體驗整個過程。如果沒有外界物質如鴉片的刺激，類鴉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體就會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狀態(tài)安靜地存在于我們的體內。然而，一旦一個受體受到刺激，這個受體就會變得不再敏感，就會失去平衡，就會要求經常性的、或許還是持續(xù)增加的那個刺激物的供應。如果體內的神經系統(tǒng)平衡和化學平衡要依靠體外的藥物來維持，供應的突然中斷將會帶來不良反應癥狀——發(fā)抖、疲憊、發(fā)熱、起雞皮疙瘩［goose-pimples，這是“cold turky”（突然戒毒法）這個說法的來源］、惡心、腹瀉、失眠——這些癥狀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緩解。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中，鴉片的歷史形象幾乎與它的化學作用一樣多姿多樣。對歐洲人來說（他們從17世紀初開始買賣鴉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條通往中國市場的道路（“鴉片交易看起來有鴉片的特性，”一個金盆洗手的鴉片販子回憶說，“它們傳達了一種平和的心境，出售鴉片時付百分之三的傭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潤，沒有壞賬！”）；其次，它又賦予了把中國從吸食鴉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來的道德正當性（“所有的中國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強，”1842年后一個英國傳教士解釋說，“這正像你在任何一個不信上帝的國家中期望發(fā)現的情形一樣。不過，對于吸食鴉片的人，情況就更糟�！保�。[5]大概在1870年前后，西方反對中國吸食鴉片的風習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舊偏見，形成了“黃禍”論（Yellow Peril）。按照“黃禍”論的邏輯，不信基督教的中國人喜歡鴉片，摧毀了他們身上正常的人體反應的任何可能：這是“一種癖好”，一個“潛在的巫師”，使他們成為高深莫測的沒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軍，用來對西方進行報復。[6]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鴉片帶給了他們吸食上癮的危險，但也帶給了他們很多好處：包括利潤，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獲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覺、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紀末，即使是鴉片的形象已經徹底變成為只是被詭計多端的帝國主義者強加給中國的外來毒品之后，對鴉片的這種看法也并沒有維持多久。對西方的憤恨很容易就退而變成對自己的厭惡：民族主義道德恐慌的潛臺詞是，英國人是給我們帶來了鴉片，但這是我們自己吸食上癮的。1839年，在導致了與英國的戰(zhàn)爭的禁煙運動前夕，中國主張嚴禁鴉片的人——包括態(tài)度堅決的林則徐——以肯定的語氣譴責煙毒，說“鴉片之為害，甚于洪水猛獸”、“鴉片戕害生命，將使我中華之人盡淪為蟲豸犬豕”。[7]但愿事情是如此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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