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導讀
　　古代的大學之道
　　劉桂標
　　一、什么是大學？
　　在現(xiàn)代，一講起大學，有些人便會想起教育產業(yè)中的名牌，如英美的劍橋、牛津、哈佛、耶魯?shù)�，或中國的北大、清華等；有些人則會想起宏偉的教學大樓，甚至形形色色的國際排名等等。但這些真是大學最重要的東西嗎？
　　昔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其就職演講中說得好：“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真正的大學，是培養(yǎng)德學兼?zhèn)涞拇髱�，這個道理，我們中國人其實很早就已經了解。宋代大儒朱子（朱熹）在解釋先秦儒家典籍《大學》時，清楚地表明：“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朱子《四書集注大學章句》）
　　在我國古代，大學即太學，也就是現(xiàn)在所謂的高等教育，而其主要的教授內容，就是大人之學，這是相對小學來說的。據(jù)朱子所說，古代的小學有如現(xiàn)在的中、小學，是基礎教育，主要教授的內容是“灑掃、應對、進退之節(jié)，禮樂、射御、書數(shù)之文”；至于大學，教的則是“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學教的東西，是較為經驗性的，主要是一般的禮節(jié)、待人之道及較容易了解的學科和術科，一般兒童和青少年都容易掌握；而大學教的東西，則是較為理論性的，是讀書、做人的道理，以及將道理推廣到家、國、天下的層面，須稍為年長及心智成熟者才能掌握。由此可知，古代的大學——大人之學，就是成就完善人格、道德君子的學問。
　　二、物、事、知本、知所先后
　　古代的大人之學，用學術專門用語來說，主要是工夫論。但這里工夫論中的“工夫”并非外國人稱為“Chinese Kung Fu”的“功夫”（武術），而是指道德實踐的程序和方法（成德工夫）。在道德反省方面，中國人甚至比西方人更全面。西方人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大哲，主張“德即是知”（virtue is knowledge），以為道德主要是理論問題，把握道德理論便是有道德的了。然而，中國人特別是孔子、孟子等大哲，提倡知行并重，認為真正的道德不單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因此，中國哲人很早已有工夫論——有關道德實踐的歷程和方法的討論。
　　此工夫雖不同彼功夫，但卻有相似的地方。譬如說，成德工夫有其循序漸進的實現(xiàn)歷程，就像武術那樣，一招一式，須由淺入深，按部就班地學習。
　　更貼切的比喻是建筑工程。建筑需要材料，如砂、石、水泥、鋼筋等，成德工夫也需要材料，在《大學》，就是工夫的對象，即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等（統(tǒng)稱為“物”）。在蓋房子時，相應于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技術，而實踐道德時，相應于不同的對象也有不同的工夫的技術，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等（統(tǒng)稱為“事”）。
　　蓋房子很講求地基穩(wěn)固，因為地基不穩(wěn)，則整間房子搖搖欲墜；而實現(xiàn)德性也需要把握基礎——知
　　道以至善的道德心為根本（稱為“知本”），否則成德工夫不踏實，宋明儒者稱為“玩弄光景（影）”。另外，建筑樓宇講究施工程序，須由下而上，層層遞進；道德實踐也講究為學次第，須由內而外、由親及疏，步步為營。《大學》稱這種了解為“知所先后”。
　　三、三綱領、八條目
　　為了使人了解道德工夫的要點，《大學》提出了三大原則及八大步驟——三綱領、八條目（簡稱“三綱、八目”）。其層次關系請見圖一。
　　所謂三綱領，指“明明德”、“親民”（一說當為“新民”）及“止于至善”，依次為發(fā)揚本來光明的道德心，親近（或革新）人民以推廣道德心至社會層面，以及以實現(xiàn)至善的道德心為一切道德實踐的目的。此三大原則并非并列的原則，而是有兩個不同的層次。最高的原則是止于至善，指道德實踐須以道德心為基礎；而明明德與親民則是次層原則，明明德指個人層面的道德實踐，而親民則指社會層面的道德實踐，兩個原則都隸屬于止于至善的綱領，因為無論是個人或社會的道德實踐，都應以道德心為基礎。
　　所謂八條目，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歷程。它們體現(xiàn)了道德實踐由內而外，以及由親及疏的大方向。道德實踐須由內而外，因為道德基礎是發(fā)自內在的道德心；須由親及疏，因為道德實踐由自己親人開始，再擴展到我們不認識的人，合乎人之常情和常理，使我們更容易將德性實踐出來。
　　八條目中的格物和致知兩項個人實踐工夫的意義較具爭議性，我們可以宋明儒學中的程朱學派及陸王學派的看法來說明。程朱學派的代表人物朱子以為，格物、致知指“即物窮理”，意即：我們要進行道德實踐，需要多看儒家經典，并與人多做討論，這樣，才能把握道德價值的意義及道德實踐的道理。而陸王學派的代表王陽明（王守仁）則認為，格物指正行為，致知指致良知，意即：道德實踐的基礎在于每個人都具備的良知（道德心），因此，道德實踐最重要的是要把握良知的存在，并且將它在現(xiàn)實層面中表現(xiàn)出來。
　　朱、王的觀點表面上有所不同，甚至有矛盾對立；然而，實質卻是相輔相成、互相補足的。用《中庸》的話來說，朱子重“道問學”，王陽明重“尊德性”。他們的主要意思可綜合為：我們進行道德實踐，一方面必須向外學習，這樣才不致閉門造車，自以為是；一方面又要向內反思，這樣才可將學習的東西理解和消化，以及符合我們的道德心的反省。用現(xiàn)代大儒錢穆、唐君毅諸先生所撰的香港新亞書院的學規(guī)的用語來綜合二人所說，就是：“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并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誠意、正心、修身，這三項個人工夫較易了解。誠意是指人要為人真誠，不要自欺欺人。正心講的是要調節(jié)情緒，不要讓喜怒哀樂等情緒影響正確的道德判斷和實踐。而修身是由個人實踐到社會實踐的關鍵，是要抱持公道的精神待人，不會因一己的好惡而偏私。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大學》講的三項社會實踐工夫，它們是由個人的道德實踐推廣到社會的道德實踐去。表面上，它們涉及三種不同的工夫——“齊”（整頓之義）、“治”（治理之義）及“平”（平定之義），但依原文來看，這里的分別只是數(shù)量上有所不同：天下是最大的單位，國次之，家則是最小的，但其基本原則都可說是實行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恕道。
　　總而言之，《大學》講大學之道，雖遠在先秦時代，但它的道理卻有永恒而普遍的價值，值得現(xiàn)代人好好學習。它的教訓可以用以下的話概括：“萬丈高樓平地起，為學做人同一理�！惫P者愿以此與各讀者互勵互勉。
　　四、余論
　　《大學》一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唐代以前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至唐代，韓愈等人引用《大學》原文，始為人所注目。到宋代，二程特別是程伊川（程頤）很重視《大學》，甚至將它從《禮記》中抽出單獨成篇。其后，二程的追隨者朱子更把它與《論語》、《孟子》及《中庸》合編為《四書》，并寫成《四書集注》（又名《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由此成為日后儒者必讀的經典。
　　《大學》的作者，舊傳為曾子（曾參，孔子弟子），但不可信；一般學者以為成書約在秦漢之際，非一人一時之作，是儒家學者繼承及發(fā)揮孔子、孟子等儒者思想而成書。
　　原書本無分章節(jié)，但朱子依據(jù)其內容思想并加以編輯修訂，區(qū)分為經一章、傳十章，他以為前者由曾子所著，后者為其后學所著，經文是全書宗旨，傳文則是對經文的解釋。另外，朱子將全書宗旨定為以講述三綱領、八條目為主，但因原書對格物、致知二條目語焉不詳，朱子便認定原文有遺失，因此寫成《格物致知補傳》以令全書義理更完整。朱子的說法純粹出于個人的推斷，不一定符合歷史事實，但其整理原文的工作卻令全書系統(tǒng)性更強，可讀性更高，后來甚至成為最流行的版本。
　　歷代儒者對《大學》一書多予正面的評價。唐代韓愈引用其關于修齊治平的言論，指出其發(fā)揮儒家重視現(xiàn)實倫理的長處。宋代朱子除將《大學》與《論語》、《孟子》、《中庸》編成《四書》并作注外，更將《大學》視為“初學者入德之門”，在學習次序上有優(yōu)先位置，并給予高度評價。明代王陽明也高度重視《大學》，甚至依據(jù)格物、致知等說法，建立起自己的致良知的哲學系統(tǒng)。近代孫中山贊賞《大學》以由個人道德修養(yǎng)為基礎而建立的社會政治哲學，認為這是“應該要保存”的中國的“獨有寶貝”。
　　本譯注依據(jù)朱子的版本，對全文重新添加標點。在文本理解方面，以朱子的觀點為主，并參考其他學者的說法。本書的注釋和語譯以現(xiàn)代的語言及提綱挈領的方式進行，希望初讀《大學》的人士，對《大學》一書有概括而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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