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為漢學家的湖南
　　湖南是在漢學教育中成長起來的，這份訓練培養(yǎng)了他的一個信念，即始終確信漢學作為學問基礎的重要性以及中日兩國在文化上的同一性。正如他的祖父、父親以及德川幕府末期的志士們一樣，他發(fā)現(xiàn)僅有折衷學派所主張的“博學”無法使自己得到滿足。學問必須有所應用；學問從整體上來說，必須為人類產生一些具有實用價值的東西。這種學問態(tài)度，即“實學”精神，正是湖南最為重視的。因此，做學問的人應該以學問為指針，投入現(xiàn)實世界的實踐之中，并用之闡明同時代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如若不然，那么學問就只是知識的堆積而已。信奉“實學”精神的湖南，自從當初為新聞媒體寫作時評以來，就十分關心同時代的中國問題。當時，他孜孜以求的是以自己對中國以及東亞的歷史知識來理解同時代中國的各種問題。由于他確信中日兩國擁有共同的文化，并擔心歐美帝國主義是否也會侵略日本，因而產生了將中日兩國的未來聯(lián)系起來思考的想法。不過，當時湖南關心的主要是日本的命運，同時也關注到同時代中國的自強運動。然而，他逐漸對中國人自身發(fā)動的改革感到失望，并為日本對此情況毫無準備而擔憂。就這樣，湖南不僅關心同時代中國的問題，而且對中日兩國所面臨的危機而深感憂慮，從而導致他確信在中國實行有效和有意義的改革時，日本可以起到援助作用。
　　在18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湖南對于中國的改革問題還沒有形成具體的構想。在1890年代，他對中國改革問題的關心日漸強烈，但是對怎樣的改革最適合中國，以及日本應給予怎樣的具體幫助等問題，依舊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然而他確信，如果不深刻洞察中國的歷史及社會特征，就不能構想出適合中國的改革方案。顯然，湖南的這一信念是他自身的“實學”精神與中國的經世思想發(fā)生共鳴的產物。與他一樣，中國的經世學者們也主張中國所必要的改革必須以中國的傳統(tǒng)以及社會構造為其基礎。正因為如此，他們所提倡的改革構想深深吸引了湖南。
　　二、作為政論家的湖南
　　作為政論家的湖南始終密切注視著改革一再失敗的清朝及其日漸衰亡的形勢。因此，一旦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他就深入到清朝史中細心探尋導致這一革命的長期趨勢。他再度關注到了經世學者們的思想，尤其是其著作在清末廣泛流傳的17世紀的先驅者黃宗羲和顧炎武的思想。他們將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歸咎于專制政治，并強烈主張為消滅這一弊害應自下而上地進行改革，從地方社會開始直至皇帝制度本身。受此思想影響的湖南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意味著君主獨裁政治的終結與共和政治的開始，成立地方分權的共和政治本身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過程，而且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治不僅一直未能實現(xiàn)，反而呈現(xiàn)出一連串政治混亂的局面。但是，湖南不僅沒有收回中國即將誕生共和政治的主張，反而以中國歷史的長期發(fā)展趨向為依據(jù)來強化這一論點，提出中國的“近世”開始于大約一千年之前的宋代。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并抵抗外國侵略，中國也許暫時需要外國的援助。但是，辛亥革命無疑是漫長的君主獨裁政治終結與共和政治開始的前兆。湖南不僅確信中國固有的共和政治將會到來，而且認為可以從宋代以來長期的“近世”發(fā)展歷程中找到其萌芽。
　　但是，從1910年代到1930年代，中國顯然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不過，在湖南看來，“近世”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特征在于，國家層面的政治對人民的生活漸漸難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漫長的“近世”中，始終并存著中央獨裁政治與地方“平民主義”這兩大潮流，結果使得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分道揚鑣。雖然君主獨裁的皇帝政治隨著清朝滅亡了，但是中國還是存在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以及財政、商業(yè)、對外貿易、工業(yè)化、官僚腐敗蔓延等諸多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因此仍然有必要維持一定規(guī)模的國家機構。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間，湖南并沒有見到中國人力圖解決這些問題。因此他主張，日本可以在中國的改革中發(fā)揮比以前的設想更為重要的作用�？傊�，作為政論家與學者的湖南始終在探究中國的改革問題，然而在其有生之年卻沒能見到這類改革的成就。而且最后呈現(xiàn)在他眼前的，是“滿洲國”這一日本傀儡政權的問題，這個現(xiàn)實對于風燭殘年的湖南個人而言，也許除了悲劇而外別無可言。
　　如上所述，湖南終其一生都在探究中國的改革以及日本在其中發(fā)揮作用的問題。他的這種關切深深扎根于他的“實學”思想，即學問必須在同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活動中有所作為。作為政論家與學者，他在著作中一貫堅持的理念就是這種“實學”思想。因此，他的全部著作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在湖南的所有關切和著作中，如果要選擇某一事件或者某一系列事件作為其中心，那么就非辛亥革命莫屬了。因為他認為這次革命不僅終結了中國的君主獨裁政治，而且對中國的民眾來說也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從此他們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并打造立憲共和制了，所以這次革命也標志著始于宋代的中國“近世化”進程中的共和主義傾向臻于成熟。
　　也許可以說，湖南所構想的共和政治愿景過于理想主義，或是建立在對于近世的共和主義傾向的過高評價之上。但是，孫文、黃興等革命活動家們（也許宋教仁是一個例外）所提倡的“共和主義”中也能見到類似的缺點。不可否認的是，從今天的研究水準來看，湖南認為曾國藩以“平等主義”傳統(tǒng)為基礎組建湘軍的觀點也存在對“平等主義”評價過高的傾向。但是，正如法國人托克維爾把還殘存著部分奴隸制經濟的美國看成“民主主義”國家一樣，從日本人湖南的眼中看來，中國的地方社會存在著完全的“平等主義”，并且這種傳統(tǒng)是日后共和主義發(fā)展的萌芽以及將來共和政治的基礎。
　　不過，在討論中國共和政治的實現(xiàn)可能性時，湖南批判專制政治的主要依據(jù)來自于黃宗羲的思想。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將批判的焦點集中于君主獨裁政治以及地方官僚的弊害方面，并主張將地方政治的實權交還到地方社會和鄉(xiāng)紳手中。與19世紀的經世學者們一樣，湖南也全盤繼承了黃宗羲的這一分析視角，只不過他還從更長期的歷史過程中來認識這個問題。即黃宗羲主要根據(jù)明末的政治狀況來討論君主獨裁政治的弊害，而湖南則從宋代直至清朝為止的長期發(fā)展過程來把握君主獨裁政治的性格。另外，黃宗羲主張回歸到君臣關系的應有狀態(tài)中去，而湖南則在批判君主獨裁政治的基礎上明確指出其歸于終結的歷史必然性。黃宗羲的思想在清末受到改革論者和革命家的再度關注，因為他們與湖南同樣認識到，作為中國將來實現(xiàn)共和政治的前提，黃宗羲對君主獨裁政治的內在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黃宗羲當然不是徹底的共和主義者，而湖南在摸索未來中國的國家形態(tài)時，也在探究其歷史前提以及基礎。如前所述，他認為這一歷史前提應當是從中國的傳統(tǒng)及社會中生發(fā)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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