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在農(nóng)業(yè)社會里面,人口是最重要的生產(chǎn)力,沒有青壯年了還耕什么田,田地都荒廢了,“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田地日荒,城郭空虛”, 這意味著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和生產(chǎn)資料。這種情況下,他們?yōu)榱松�存下�?只能有兩個選擇:或依附于那些豪強以求庇蔭,或者成為流民討一份生活。與之相應,“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 ,豪強地主的土地則是越來越多,財富高度集中于少數(shù)人的手中。

    這個問題漢武帝的后期就普遍出現(xiàn),并且日趨嚴重。漢武帝以后,經(jīng)霍光等人的政策調(diào)整,出現(xiàn)了短暫的中興,即所謂“昭宣中興”,“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畜積……百姓安土,歲數(shù)豐穰”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漢元帝、漢成帝期間,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問題又日趨嚴峻。統(tǒng)治者覺得這個問題需要正視,需要改變,但是他們的改革思路卻存在著重大誤區(qū):他們簡單地認為,自己父祖輩解決土地與流民問題方面已經(jīng)做了大量的工作,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效果卻不是太好的原因在于搞了法家那一套,“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內(nèi)法外儒,表面上是獨尊儒術,但實際上做的是法家的東西。因此,漢元帝自以為是地認為還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才是最好的治國方略,所以他純粹地任用儒家。儒家作為一種政治理念當然是很好的,從孔子以來一直到歷朝歷代影響也很大,冠冕堂皇,高雅美妙,但問題在于,儒家學說在政治操作的層面缺乏實用性,其理念很難得到具體的落實,所以土地、流民等實際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反而使之愈演愈烈,積重難返。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歷史造就了王莽這一特殊“改革家”。王莽是外戚,他的姑姑王政君先后為皇后和皇太后。得益于這種特定的優(yōu)勢,王莽很早就進入了政治核心圈子,并體現(xiàn)出一種難能可貴的政治敏銳性,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他對西漢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有極其清醒的認識,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民眾流離失所是窒息社會生機、導致社會動亂的關鍵之所在,所以他知道再也無法因循守舊,而必須有所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漸漸羽翼豐滿,一步步進入了權力中樞,氣候已成,形格勢禁,最后他就由“攝皇帝”而“假皇帝”而真皇帝,用新朝取代了西漢。

    王莽代漢,用儒家觀點來說,就是所謂“篡漢自立”,對此,我們不必拘泥于道德的說辭而隨前人起舞,不必說篡,因為哪個人當皇帝都是可以的,只要他能對老百姓好就可以。

    王莽代漢自立以后,他對當時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致命癥結益發(fā)看得清楚了。他認為當時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高度集中,落在了少數(shù)豪強的手上,這些豪強把普通老百姓這個弱勢群體剝奪又剝奪。至于政府,則根本沒有盡自己的應有職責,沒有對弱勢群體體現(xiàn)自己的關懷與幫助,做雪中送炭的好事。所以他覺得有兩個關鍵問題無法回避。第一個問題,即土地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問題。實際上,在王莽“篡”漢之前的漢平帝時代,也有好多人已經(jīng)看到了這個問題。他們也想有所改變,有所調(diào)整。比如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大臣叫師丹,他當時就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叫作限田限奴議,主張限制土地兼并,限制老百姓轉為奴隸。“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nèi)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nèi)侯、吏民三十人……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但是,這個設想毫無疑義地觸犯了那些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遭到激烈的反對、強烈的抵制,于是被束之高閣,無疾而終。

    王莽成了真正的最高統(tǒng)治者之后,他終于可以放開手腳,施展抱負了,于是就從土地與人身自由這兩個核心問題切入,抓綱舉目,以一馭萬。至于解決的手段,就是推行“王田”制,提倡“私屬”化。“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xiāng)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在王莽看來,推行“王田”制是理所當然的,符合儒家學說治國的基本原理:《詩經(jīng)·小雅·北山》上明確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名義上你占了土地,但是歸根結底,田是國家的,所以應該循名責實,改成王田。你的老百姓,說到底都是國家的子民,講奴婢多難聽,就改名叫作私屬。

    很顯然,王莽推行“王田”制的主觀動機是要變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為專制基礎上的土地國有制;王莽主張“私屬”化的基本初衷是要給更多的人以人身自由,較大規(guī)模地解放生產(chǎn)力。應該說,他主觀的動機,的的確確是想解決當時影響社會不安定,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的兩個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