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一代船王之殤
　　文/吳比郭亮
　　1952年，沒有什么比“三反”“五反”運動更讓人刻骨銘心。
　　其年1月1日，毛澤東在元旦團拜會上號召，“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guī)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凈！”1951年底發(fā)起的“三反”運動在這年掀起高潮。
　　這一年，共有900萬人參加了“三反”“五反”運動，不法資本家受到打擊。可過于猛烈的運動，讓一些優(yōu)秀的民族資本家也蒙受牽連。
　　在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的同時，中共中央內部開始了整肅運動。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三反”運動應和整黨運動結合的指示》，要求對黨員進行登記、審查和處理；堅決清除貪污腐化分子。同月10日，公審貪污腐化分子劉青山、張子善的大會在保定舉行，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兩犯死刑，立即執(zhí)行。臨刑前，記者的相機對準張子善時，后者說：“唉，照吧，照個相吧，最后一張了，讓后人受受教育！”
　　這是一個粗線條的年代，人們大多沉溺于對重大事件的描述，但一些細微的變革和變化尤其是經(jīng)濟方面的，雖然微小卻值得記載。盡管政治運動一刻不停，社會主義建設還是取得了相當令人矚目的成就：荊江分洪工程完工，蓄水量達60億立方米；黃河下游興建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條水渠——人民勝利渠；成渝鐵路通車，天蘭鐵路通車；土地改革如火如荼；莫斯科經(jīng)濟會議后，英國48家集團突破“中國禁運”，到中國訪問，打開了中國閉關貿易的一條門縫；瀘州老窖躋身中國最古老的四大名白酒之列，宜賓五糧液酒廠則恢復了五糧液的生產(chǎn)；遠東集團領航人徐有庠投資設立1萬錠紗廠，創(chuàng)辦了遠東紡織公司……
　　這一年，中國國民總收入是日本的1.4倍。不過，從當年起，日本經(jīng)濟恢復到戰(zhàn)前最高水平，隨后進入前所未有的經(jīng)濟高速增長期，并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70年代。其間出現(xiàn)過三個超高速階段，即“神武景氣”“巖戶景氣”“伊奘諾景氣”。日本很快將中國遠遠地拋在身后，而后者將花幾十年的時間苦苦追趕。
　　當理想無法照進現(xiàn)實，有人選擇忍辱負重，有人選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1952年，新中國的序曲剛剛奏響，很多商人欣喜良好的經(jīng)商環(huán)境即將建立，躍躍欲試。然而，就在這一年，近乎完人的中國船王盧作孚因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而含冤自殺。
　　近乎完人的中國船王
　　個體的微觀命運總是嵌入時代中，無法左右潮流的走向，但歷史的每一個細微的變化，卻能清晰直觀地從個體的喜怒哀樂甚至生與死上反映出來。
　　1952年，中國進入和平年代。前無古人的各項建設事業(yè)在嘗試著進行，因缺乏經(jīng)驗難免犯錯，甚至出現(xiàn)了有些“左”、有些右的做法，但每個人都對時代的劇變歡呼雀躍。畢竟，一個舊的時代結束了。然而，新時代曙光乍現(xiàn)，盧作孚就選擇用大量的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新華社內參報道時，在盧自殺消息上，加了“畏罪”兩字。
　　在毛澤東的“四個不能忘的實業(yè)家”中，他是“運輸航運業(yè)不能忘了的盧作孚”；中共中央稱贊他“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晏陽初稱其為完人；敢和毛澤東唱反調的梁漱溟認為他“庶幾乎可比于古之賢哲”；在美國雜志《亞洲與美國》的文章中，他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xiàn)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xiàn)代企業(yè)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這位只有小學文化的商人，大辦船運，連軍閥都對他禮讓三分，成為難以撼動的船王；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一個人和一支船隊，在宜昌上演了轟動一時的中國式“敦刻爾克”大撤退，讓國脈得以延續(xù)；一角試驗田——北碚，成為他浪漫主義的最好棲息地……就是這樣一位近乎完人的人，倒在了盛世即將來臨前的黎明。
　　盧作孚曾說：“要鼓起勇氣，堅定信心。凡白種人做得來的，黃種人都做得來；凡日本人做得來的，中國人都做得來。只要學會了他們的技術和管理，便會做出他們的事業(yè)�！�
　　他一生有很多理想和抱負——長江變通衢，中國的船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洋……如今這些藍圖正一張一張實現(xiàn)，他卻因為一時飽受侮辱而失去了繼續(xù)生活下去的勇氣。國難當頭時，他都能忍受屈辱，負重前行，竭力在中國這塊貧瘠的土地上追逐理想與夢想。新中國來臨了，他竟然變得如此脆弱不堪。
　　如果不了解盧作孚幾十年的人生經(jīng)歷，我們就難以理解為什么他要如此倉促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其實，他表現(xiàn)出來的永遠都是一個不打折扣的理想主義踐行家，竭力在黑暗中尋找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平衡。一旦他認為理想受到玷污，他就再沒有活下去的理由。在他看來，中國近百年來頻頻受挫，根源在于中國近幾千年的封建宗法關系。受這種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人們的社會生活是為了家庭、族人、鄰里和朋友，而不是事業(yè)、區(qū)域和國家。所以，中國必須建立新的社會關系才有希望。盧作孚之子盧國維這樣總結他的父親：用一句話總括——培養(yǎng)建設的力量，邊破壞邊建設，破壞也是為了建設，是為了更好地建設。
　　民族航運的標桿
　　1893年，盧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縣（現(xiàn)屬重慶）。當時，正值晚清末年，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悲哀、最黑暗、最動蕩、最復雜的時期。各種矛盾異常尖銳，國人的尊嚴與自信在入侵者面前不堪一擊。后來一批立志實業(yè)報國的民族資本家大多出生于這個年代。跨越了兩個世紀的這一群人所具備的民族感使他們較之常人，更有憂患意識且報國心切。
　　盧作孚面容消瘦。植物學家胡先骕描述他眼中的盧作孚�！半m不到40歲，看上去貌若五旬，須鬢蒼白。一經(jīng)接觸，就能感受到理想家氣質，目光冥然而遠，聲音清而尖銳，辦事的熱忱，舍己為人的精神，處處都像個宗教改革家。”盧作孚一生命運多舛。他家庭貧困，靠賣合川特產(chǎn)桃片籌措學費。他僅讀了6年小學，以后的學識靠在社會這所大學中獲得，所以自嘲為“小學博士”。他做過報社記者、主編，加入過同盟會、少年中國學會，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他也參與其中。
　　1924年，在軍閥楊森的邀請下，盧作孚在成都開辦民眾通俗教育館。僅一年時間，他就把一座混亂不堪的公園建設成了擁有較為完善的現(xiàn)代文化娛樂設施的公共文化場所。但是，連續(xù)的軍閥混戰(zhàn)讓盧作孚認識到，依靠軍閥進行社會變革顯然行不通，在紛亂的軍閥政治面前，教育救國的理想只是對牛彈琴。
　　與其在軍閥的政治角逐中為理想尋找寄居的夾縫，不如自己為理想培育溫床，盧作孚逐漸從社會變革轉向實業(yè)。正如他所說，“辦實業(yè)，等于是在辦教育，要把事業(yè)當中全部工作人員培養(yǎng)起來，提高他們的技術和管理的能力�！泵裆�公司和北碚試驗區(qū)，是盧作孚以建立新的集團生活為中心的社會變革的主要代表。無論是民生公司還是北碚試驗區(qū)，盧作孚都在不遺余力地以一己之力量滲入社會腠理，治療中國的落后頑疾。
　　1925年，盧作孚和友人黃云龍創(chuàng)立了民生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取名“民生”意為立足民生、報效祖國。此時創(chuàng)業(yè)并非天時地利人和都具備。盧作孚個人沒有資本，東拼西湊了5萬元錢。從行業(yè)背景上看，川江航運也不是黃金時代。事實上，“選擇著手事業(yè)為航業(yè)，正是揚子江上游一般航業(yè)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無法撐持”。從外部條件來看，沒有任何理由需要開辦一家新的輪船公司，卻有一堆不開辦的理由。但是，盧作孚破釜沉舟地開始了創(chuàng)業(yè)。
　　1926年6月，民生第一條船“民生號”進入川江航道，船上人員一共有45人，盧作孚出任總經(jīng)理，月薪為30元，協(xié)理月薪15元，其他人員為10元。民生開業(yè)那天起，盧作孚就約法三章：廢除買辦制，實行經(jīng)理負責制；完善旅客服務工作；禁止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費。同時，民生也有了盧作孚構思的廣告畫——“民生號”徜徉于長江三峽的激流中，遠處是閃閃發(fā)光的峨眉山金頂。重慶、上海、廣州、大連甚至東南亞國家和日本的人們都看到了這張朝氣蓬勃的廣告畫。
　　當時，正值外國船只橫行川江。日本及美國輪船公司，憑著強大實力，企圖獨霸川江。由于競爭慘烈，華輪公司瀕臨破產(chǎn)。在這種形勢下，盧作孚與地方軍閥曾經(jīng)的關系起了微妙且關鍵的作用：地方當局明令輪船進出港口，須得向川江航務管理處結關，從而迫使日美公司接受海關檢查，開創(chuàng)了外國輪船接受中國地方政府檢查的先例，并廢除了甲級船員必須用外國人的陳規(guī)，要求外國輪船沖翻中國木船必須賠償損失。
　　結果顯而易見，名不見經(jīng)傳的民生公司一年下來股東竟分到25%的紅利。民生公司先后購買“新民號”和“發(fā)家船”兩艘船，采用“三條輪船，兩條航線”方針，來回穿梭于合川、重慶和涪陵三地�？杉词谷绱�，民生仍難以在業(yè)界形成氣候，盧作孚救國的抱負更無從談起。于是，他決定吞并小企業(yè)逐步做大，化零為整，實現(xiàn)以小搏大。只要愿意出售的輪船，他來者不拒，照單全收；愿意與民生合作的企業(yè)，不管資產(chǎn)是否優(yōu)質，民生都愿意幫他們還清債務，若有結余則作為股本入股民生。
　　今天看來，盧作孚迅速在航運市場搶占制高點，及之后創(chuàng)造的神話都是高風險的資本游戲。民生的擴張可謂瘋狂和不計后果。僅1931年，就有7家輪船公司并入，總噸位飆升到1500噸。1932年，一家英國輪船公司也被民生吞并。越來越多的船運公司插上民生旗號，四川境內所有通航的河流都能坐到民生的船，航線延長到5000多里。日美公司由盈轉虧，見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
　　多年夙愿，盧作孚終于實現(xiàn)——成為中國船王，不斷切割外國輪船原先搶占的水上“蛋糕”。軍閥楊森對盧作孚說：“假若來生投世，我一定拜你為師�！�
　　無度擴張的反例
　　任何行業(yè)有新秀異軍突起，無一例外會遭到競爭者封殺。民生公司的崛起速度令外國人瞠目結舌。他們不允許讓一條“中國船”稱霸川江航線，于是通過大幅降低運價等不正當競爭手段排擠、扼殺民生。曾有人預言，1935年必有兩家輪船公司倒下，其中一家就是民生。而事實上，這一年的民生以更快的速度沖刺，而這么快的速度竟是在違背市場規(guī)律的前提下實現(xiàn)的。
　　把民生的擴張史復制到今天，恐怕100個民生也會成為明日黃花。改革開放后，無度擴張往往是一味毒藥。諸多倒下的企業(yè)，大多是因為盲目擴張患了不治之癥。說到底，企業(yè)擴張是砸錢、燒錢的買賣，也是一場高風險的豪賭。擴張有道，或許能氣沖云霄；擴張無度，則血本無歸。無度擴張讓無數(shù)企業(yè)掉入黑洞。攤開的餡餅下面，很多時候是深深的陷阱。
　　德隆唐萬新，一個與盧作孚一樣對擴張情有獨鐘的理想主義者。為了締造“唐氏帝國”，他頻繁“擴張！擴張！擴張！”，涉足多個行業(yè)，構建了龐大的德隆系，以至于遠遠超出了唐萬新能控制的范圍。同樣為構建企業(yè)帝國而跑馬圈地，身處惡劣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中的盧作孚竟然成功，而在和平年代的唐萬新輸?shù)醚�本無歸。
　　盧作孚違背商業(yè)規(guī)則的跳躍式成長，今天的企業(yè)家（無論他多么優(yōu)秀）難以復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與今天相比，前者生存的宏觀環(huán)境與文化氛圍大相徑庭。盧作孚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國在政治、經(jīng)濟、外交上尊嚴盡失的年代，外國列強的船只在川江耀武揚威，中國人民早就不甘受辱，愛國主義熱情空前高漲。
　　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往往比市場規(guī)律更起作用。受兩大主義驅使，任何一個本土企業(yè)只要打著“愛國”的旗號，且該公司提供的產(chǎn)品和服務不是一無是處，消費者一般都會一呼百應。特殊背景下，決定商業(yè)運作的不是規(guī)則，而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張通行證。盧作孚提出“中國人不搭外國船，不裝外國貨”的口號得到廣大民眾支持。民生實施吞并時，目標就是“聯(lián)合國輪，一致對外，避實就虛，各個擊破”。
　　愛國色彩濃厚的口號使得一些優(yōu)秀的輪船公司愿意“下嫁”給實力并不強大的民生公司。外國的貨輪上，提貨單和航程簿用外文，大多數(shù)乘客看不懂。盧作孚不僅把提貨單、航程簿改成中文，輪船上的甲級船員也禁止讓外國人擔任。乘外國人的船，中國人都會覺得不舒服，好像這是“外國人的天下”。乘中國人的船則心生驕傲，著名女學者陳衡哲在《川行瑣記》里寫道：“我們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種自尊的舒適——這是一艘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經(jīng)營的船呀�！泵褡逯髁x和愛國主義，為民生公司招徠了無數(shù)消費者，外國公司望塵莫及。
　　而在商業(yè)環(huán)境不斷改善的今天，更加合理的商業(yè)規(guī)則與市場規(guī)律才是決定企業(yè)生死的風向標。商海航行，沒有不帶傷的。太想讓企業(yè)枝繁葉茂甚至獨木成林，把企業(yè)看成一個筐，什么賺錢就把什么往里裝，卻忽略了企業(yè)的根還不夠深、不夠壯，最終只能造就一個流沙帝國。違背成長的規(guī)律，必然會受到盲目擴張的懲罰。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只是為民生公司招徠顧客提供了可能，而盧作孚在服務和制度方面的創(chuàng)新，則將這種可能變成了現(xiàn)實。有人這樣說，治理公司與其學蓋茨，不如學盧作孚。有效的管理是企業(yè)的生命，而有效的管理者是賦予企業(yè)生命、給企業(yè)注入活力的要素。沒有管理者的有效領導，生產(chǎn)資源之間的整合往往就會一團糟，難以轉化為產(chǎn)品。管理者的素質與高績效是企業(yè)不可或缺的。
　　在企業(yè)管理上，盧作孚一改傳統(tǒng)的“三包制”，實施“四統(tǒng)制”。公司所有事務不是由船老大說了算，船上工作人員由公司統(tǒng)一任用，財務由公司統(tǒng)一管理，燃料由公司統(tǒng)一發(fā)送，駕駛由船長統(tǒng)一管理。盧作孚是民生最寶貴的資源，他行之有效的管理，在某種程度上使公司避免了擴張過度帶來的后遺癥。
　　在服務上，盧作孚制定了完整的規(guī)章制度，僅考核成績表就多達27種，頒布了“經(jīng)理須知”“船長須知”“駕駛員須知”“輪機須知”“理貨須知”“茶房須知”“水手須知”等公司條例，以提高公司服務質量。在民生公司，人人都是服務員，連盧作孚都親自為客人倒茶送水。一位在外地求學的四川學生這樣描述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輪船票價不高，學生有折扣，伙食有五樣菜。船員、茶房對人禮貌，行李安全，設備好，夏天還可以洗澡。沒有階級之分，通艙客可以到官艙去玩……雪白的床單、枕頭，井井有條的茶壺、茶杯，整潔安靜的船艙，處處都讓人驚訝。在這里只要不出房門，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門旅行差不多。”
　　盧作孚的不斷并購，讓民生成為航運帝國，但加盟的企業(yè)良莠不齊，民生公司很有可能成為一盤散沙。但出人意料，民生沒有被盲目擴張搞得焦頭爛額，其根源在于，盧作孚從創(chuàng)業(yè)伊始就夯實了公司文化——民生精神。他認為，民生精神才是民生公司的靈魂，“大至一個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個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樁事業(yè)要有事業(yè)精神。要做到這些，必須每個人都要有一種精神，一種氣魄。只要每個人都具有這種精神，那公司、事業(yè)、民族也就具有這種精神。”
　　特殊的國情、有效的管理及凝聚力強的企業(yè)文化，支撐著盧作孚的民生迅速擴張。今天，特殊的國情不復存在，改革開放30多年，因盲目擴張而失敗的企業(yè)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名單。中國的商人們可以繼承盧作孚精神，卻不能復制他的成長方式。這也是盧作孚留給我們的商業(yè)思想遺產(chǎn)。
　　中國式“敦刻爾克”的導演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炮火紛飛，部隊撤退的戰(zhàn)例也有很多。與大多數(shù)撤退由軍人指揮相異，中國的一位實業(yè)家也曾指揮過號稱“東方敦刻爾克”的大撤退。此次規(guī)模浩大的撤退，甚至改變了此后國家的走向。
　　盧作孚是幸運的，并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樣有以個人行為扭轉民族命運的機會，即使他富可敵國。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北平、天津陷落，淞滬敗退，南京淪陷，武漢失守，中國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民族存亡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盧作孚臨危受命，擔任交通部常務次長及水陸運輸委員會主任。盧作孚之子盧國紀寫道，“國難當頭的這一年，民生公司放棄了當年最后5個月里絕大部分的商業(yè)運輸機會，將上萬噸重的重要機器和軍械物資從長江下游的上海、南京運到武漢，再運往宜昌；而運費，只有平時的一半。”
　　大批難民在等待過江。等船7天的葉圣陶賦詩“種種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無船”。好不容易買上甲板鋪位的老舍描述過江之難，“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上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的開飯。茶役端著飯穿梭似的走”。從上海、南京、武漢撤退的大量工業(yè)物資也滯留在宜昌江畔。
　　盧作孚認為，包括槍支彈藥在內的工業(yè)物資是國家僅存的元氣，決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此時日軍已向宜昌步步逼近，更讓人心急如焚。川江快到枯水期，大輪船航行的時間只有40天，而按民生的運力，這些物資需運送一年時間。盧作孚在民生公司召開通宵會議，決定采取三段航行法，除極其重要而且卸載困難的設備直接運輸?shù)街貞c，其他物資都在三峽或萬縣卸載，以后再轉運。并決定白天航行，夜間裝卸，不放過一分一秒運輸物資的時間，爭取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公司的運輸能力。
　　在《一樁慘淡經(jīng)營的事業(yè)》中，盧作孚這樣描述他們浩浩蕩蕩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只、六只、七只輪船，下午總得有幾只輪船回來，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shù)人或數(shù)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的起重機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團結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在日本戰(zhàn)機的狂轟濫炸下，經(jīng)過20多艘輪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川江穿梭，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共運送人員150余萬人，貨物100余萬噸。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為中國抗戰(zhàn)保存了實力。民生“這一年，上前線去了，沒有做生意”，為此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人員犧牲117人，傷殘76人。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繼續(xù)承擔搶運物資的任務，先后從湘桂兵工廠和宜昌搶運了5000噸和1.6萬噸器材。如果沒有民生危難時刻的大搶運，中國長江上游的大后方不可能有大量的鋼鐵廠、兵工廠和紡織廠迅速投入生產(chǎn)。沒有軍事物資，中國軍隊赤手空拳，拿什么抵抗日本的侵略？
　　一個人、一支船隊創(chuàng)造了世界戰(zhàn)爭史上的奇跡，這一方面源于盧作孚個人的愛國情操，另一方面源于其自始至終在民生灌輸?shù)拿裆�精神�?br />　　重慶北碚的鄉(xiāng)村建設活動
　　盧作孚從來就不希望自己只是一個商人，他更想做社會改革家，從商只是實現(xiàn)其抱負的一個手段。重慶北碚的鄉(xiāng)村建設活動，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項事業(yè)。
　　出任峽防局局長后，盧作孚進行了以北碚為中心的鄉(xiāng)村建設實驗。北碚具備內地鄉(xiāng)土社會特征，“第一是賭博，賭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廟子，唱戲，酬客，一年大鬧一兩個月，是他們的面子。你要在場上去辦一樁什么建設事業(yè)，絕對找不出一文錢來。他們卻每天可以有千塊錢以上的輸贏，每年有萬塊錢以上的戲錢、席錢開支�！焙芏噜l(xiāng)紳和軍閥都愿為盧作孚投資。當?shù)赜忻�的溫泉公園就是盧作孚從當?shù)剀婇y拉的投資，給他們的回報是在公園里立一大塊石碑，上面鐫刻著募捐啟事，川系軍閥首腦劉湘、楊森、鄧錫侯、劉文輝、田頌堯等赫然在列。
　　由于融資有方，北碚先后有了三峽織染廠、北川鐵路、天府煤礦，這些成為盧作孚鄉(xiāng)村建設最有力的經(jīng)濟支撐，鄉(xiāng)村實驗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在雄厚的經(jīng)濟支持下，實驗地修起公園、圖書館、體育場、科學院、博物館和醫(yī)院，大力提倡文化教育。短短幾年，北碚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由賭博成風、盜匪出沒、落后貧困的僻壤變成初步現(xiàn)代化的城鎮(zhèn)。抗戰(zhàn)期間，北碚成為遠近聞名的文化城，復旦大學、中央大學遷到此地，教育學家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到此處繼續(xù)開展事業(yè)。北碚成為舊中國鄉(xiāng)村建設的“桃花源”。
　　清教徒之死
　　很多人都把盧作孚稱為清教徒——為而不有，公而忘私。
　　盧作孚為國家積累了大量社會財富，自己和家人卻過著清貧的生活。盧作孚一家從來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都是租或向民生公司借的；他們吃飯也很簡單，困難時期吃飽都很困難；盧作孚在民生公司的工資也不高，他兼任幾十家企業(yè)董事長所得收入，也全被用于公益事業(yè)；盧作孚不愿當官，形勢所迫他曾任交通部次長等職，一旦任務完成，便立刻辭官。任職期間，他也不領全國糧食管理局的工資。像這樣的人，在以反貪污為目標的運動中，怎么會被牽扯其中？局勢的發(fā)展，總是出人意料。
　　在《工作的報酬》一文中，盧作孚寫道，“最好的報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個美好的公園，便報酬你一個美好的公園；建設一個完整的國家，便報酬你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是何等偉大而且可靠的報酬。它可以安慰你的靈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終身，它可以感動無數(shù)人心，它可以變更一個社會，乃至于社會的風氣。”然而，命運給了盧作孚不公平的待遇。他渴求“求仁得仁”，被一再邀請下自香港歸來，并讓公司海外18艘商船陸續(xù)返回內地后，卻因遭受冤屈自殺。
　　想當初，盧作孚回歸內地時，何等意氣風發(fā)。他兩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多次與周恩來、朱德、陳云等中央領導見面。在與國家領導人的暢談中，他對新中國的建設充滿期望。風光無限之后，政治運動初露端倪�！版�(zhèn)反”運動中，民生大批重要干部先后遭拘捕和鎮(zhèn)壓，公司上下人人自危。盧作孚更陷入了一張精心編織的彌天大網(wǎng)。在巨大壓力下，他被迫“資遣”公司元老鄧華益。
　　1952年1月，全國開展“五反”運動，民生實施“民主改革”，很多董事、中高層管理人員難逃干系。與此同時，民生財務千瘡百孔，公司面臨上萬員工發(fā)不出工資的困境，時恰逢旗下“民鐸”輪觸礁沉沒，更是雪上加霜。
　　事實上，民生公司財務危機始于新中國成立之前。宜昌大撤退后，民生仍然不斷擴張，盧作孚同時擔任幾十個企業(yè)的董事長或董事。美國航運業(yè)巨頭凱賽爾在重慶航業(yè)協(xié)會演講時感慨，“世界上有史以來航運事業(yè)的發(fā)展均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獨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發(fā)軔，由上游而下游，這真是一個奇跡�！北R作孚創(chuàng)造了奇跡，同時帶來了“樹大招風”的危機。孔祥熙、宋子文一直對民生念念不忘，但無果而終，可盧作孚因此遭受報復。他在加拿大貸款購船時，宋子文對借款擔保百般托詞推脫。內戰(zhàn)時，軍差頻繁，通貨膨脹嚴重，導致民生搖搖欲墜。同時，無度擴張的后遺癥在危機中顯現(xiàn)，盧作孚早年的管理形同虛設，人心不穩(wěn)，之前凝聚人氣的“民生精神”淪落為一紙空文。
　　憂心如焚的盧作孚第一次求助北京，中央決定破例提供舊人民幣1000億元（合今1000萬元）的貸款，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轉告。盧逝世前兩天，北京來電確認此事，可獲知消息的民生副總經(jīng)理童少生卻未告之盧作孚。盧死前下午，共事多年的兩人同坐辦公室里，童沒有說一句話。直至盧作孚逝世后，童少生一拍腦袋說：“把這事忘記了。”一句輕描淡寫的話，陰陽兩隔的不堪局面。
　　作家趙曉鈴在《盧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中披露：2月6日上午，民生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盧作孚首次當眾檢討，當場落淚。兩天后上午，民生召開“五反”動員大會，公股代表張祥麟做檢查，大意是與盧作孚北京出差時，一起吃飯、洗澡和看戲。此時，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突然揭發(fā)，暗指張祥麟受了盧作孚“糖衣炮彈”的腐蝕和拉攏。關懷原為民生一輪船上的年輕服務員，盧作孚離港返京前調他擔任通訊員，讓他住自己家里，抽出時間親自教其文化，對其仁至義盡。2月8日大會前幾天，關懷忽然搬出盧家。
　　會后，盧作孚把關懷叫到辦公室，當著民生公司高層，勸其發(fā)言要負責任，夸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后者并不接受勸告，且有恃無恐。據(jù)盧氏后人說：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他自然難以理解用私人工資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么成了腐蝕干部，他以心交之的工作人員怎么會忘恩負義。他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現(xiàn)在受到無端的侮蔑和侵犯，對他無疑是極大的刺激。當晚盧作孚便服藥自殺，并用鋼筆在一張毛邊信紙上給妻子留下遺囑：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晚8時，盧家人發(fā)現(xiàn)盧作孚自殺，他的夫人蒙淑儀向民生求救，童少生、張祥麟依次趕來，目睹了盧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盧家僅離仁濟醫(yī)院200米，3個多小時內，兩位公司實權人物竟未將盧作孚送到醫(yī)院搶救。
　　盧作孚死后，民生立即轉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長以上的骨干幾乎全部入獄，兩人被殺。面對員工的自發(fā)悼念，組織上提出要“徹底摧毀盧作孚思想的統(tǒng)治”。
　　官方《關于盧自殺的報告》及內參報道更對盧作孚潑盡臟水。同年9月，民生公私合營，成為毛澤東褒揚的樣板。
　　一場中國商業(yè)史的悲劇
　　倉促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是盧作孚太脆弱，還是他已經(jīng)感覺到中國“山雨欲來風滿樓”？
　　盧作孚死后，重慶市工商聯(lián)副主任委員李仲平一語驚人，認為其“死得其時”。后人很難假設，如其不死，他的人生將走出什么樣的軌跡。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心高氣傲的盧作孚注定經(jīng)受不住無數(shù)次的人民“革命”。顯然，運動剛剛掀起風浪，他的生命就難以承受其重。
　　在他死后的18年，在鄧小平和胡耀邦多次關心下，中共四川省委經(jīng)過半年多調查，對盧作孚平生功績作了如下結論：他熱愛祖國，擁護人民政府，擁護共產(chǎn)黨的領導，曾從香港組織一些輪船回來參加祖國建設，對恢復和發(fā)展內河航運事業(yè)作出了有益的貢獻。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不會忘記。
　　這是一個惜字如金的結論，低調得有點慘不忍睹。為何連些許廉價的贊美都不愿給這么一位在抗戰(zhàn)中傾盡所有、保存國脈的民族企業(yè)家？
　　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寫道，“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fā)展中，中國商人階層，沒有占據(jù)顯要的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臺詞——聽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币恢币詠恚�商人的地位卑微而受歧視。在人們眼中，商人的角色往往缺位，他們創(chuàng)造財富卻被稱作牟取暴利，他們貪婪且見利忘義，他們活該被勒索，他們的價值輕易地被一筆帶過。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全國政權到手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了。政治運動愈演愈烈，民族資本家產(chǎn)生了強烈的負罪感�？陀^地說，中央政府實施“三反”“五反”運動的目的在于打擊民族資本家中的不良分子。但政策一提出，人們便爭先恐后地充當政策的執(zhí)行者，處心積慮地尋找著運動的目標，一旦揪出就是“殺無赦”。連盧作孚最信任的通訊員都第一個跳了出來，要問盧作孚的罪。追根溯源，還是中國人輕商心理在作祟。
　　企業(yè)家被妖魔化和邊緣化的文化基因，影響著社會對企業(yè)家的認知以及企業(yè)家對自己的認知——他們是被長期蔑視的買賣階層。盧作孚只是受迫害的民族資本家的縮影。很多民族資本家在數(shù)次政治運動和社會改造中失去了財富甚至生命。人們對“問罪”資本家這樣的運動樂此不疲，并沒有想到他們扼殺了一代中國企業(yè)家，導致中國企業(yè)家出現(xiàn)斷層，造成中國經(jīng)濟不可挽回的損失。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中國企業(yè)家經(jīng)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錘煉。在與外國資本角力中殺出一條血路來的第二代企業(yè)家，不僅學養(yǎng)、素質堪稱精英，就是經(jīng)營方式都中西貫通，令人嘆為觀止。可惜的是，這代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基本上都湮沒在了浩瀚的人民運動之中。過急、過快的改造，使他們心有不甘地退出了商業(yè)舞臺，幾乎消失殆盡。多年后，當中國人終于意識到市場經(jīng)濟的價值與意義時，這代人大多已人去燈熄，健在的也垂垂老矣。中國商業(yè)界不得不從零開始，重新培育自己的企業(yè)家。當?shù)谌�代、第四代成長起來時，人們又發(fā)現(xiàn)：跟當年企業(yè)家大多出身書香門第或胸懷大志不同，新生代的企業(yè)家魚龍混雜，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某些作為也常令人嘆息。
　　在新中國成立60多年、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貧富分化加劇了人們對企業(yè)家的偏見。不少人如獵狗般躲在黑暗中，嗅著企業(yè)家或其領銜企業(yè)危機的味道。一有漣漪，這些獵狗就如同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急不可耐地把導火索點燃，媒體、公眾質疑的目光接踵而來，對手、仇家也落井下石。富豪榜是最好的例子，它把不少幕后企業(yè)家拉到前臺，原罪、現(xiàn)罪接踵而來，榜單成了不祥之兆。
　　商之大者，為國為民。對于盧作孚，如果“為國為民”得不到認同，就不僅僅是遺憾。盧作孚謝世前，除了遺囑，還說了一句話，“我累了，我要休息�！睘槊裆�公司困境所累，為莫須有的罪名所累，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戰(zhàn)火連綿的時代，他以種種抗爭的方式堅韌地活下來；但一切百廢待興時，他卻不明不白地倒了下去……
　　所幸，盧作孚死后若干年，時間已為他正名。然而，斯人已逝，以盧作孚為代表的這一代民族資本家也隨之徹底消失。以此肇始，私人資本于中國的經(jīng)濟舞臺暫時消失，28年之后它才重新出現(xiàn)；而“企業(yè)家”在傳媒上的公開“復活”，則需要等到1987年。
　　1999年，盧作孚和其妻子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慶北碚公園的“作孚園”內，從此長眠于他親手創(chuàng)建的鄉(xiāng)村建設實驗區(qū)——北碚。漫長的歲月過去了，北碚的變化日新月異，國家的發(fā)展更是一日千里，盧作孚為之奮斗一生的建設現(xiàn)代化強國的民族夢想在一步步地實現(xiàn)。如果盧作孚地下有知，或許會為此感到欣慰。
　　陳嘉庚：“第一公民”的激蕩人生
　　文/吳比郭亮
　　1949年開國大典上，陳嘉庚驕傲地以民族資本家和歸國華僑的身份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毛澤東“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中肯評價，將陳嘉庚推向了命運的頂峰，人生在瞬間定格。
　　1890年，被迫開放的口岸及物質文明的發(fā)展不斷沖擊著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只是，西方新式觀念在中國傳統(tǒng)面前仍然勢單力薄。
　　而此時，外面世界的精彩與日新月異已遠遠超出國人的想象。歐美正在崛起，日本也迅速實現(xiàn)西化。只有那些有機會走出去的人們才能知道，領先全球數(shù)千年的中國，衰退得竟是如此厲害。
　　讀過幾年私塾的陳嘉庚，“應父親要求到新加坡幫助打理生意。新加坡經(jīng)商多年的陳父已擁有30余萬資產(chǎn)，經(jīng)營米店、菠蘿罐頭廠、菠蘿園和房地產(chǎn)。可由于染上洋煙，企業(yè)人心渙散，陳家呈江河日下之勢”①。
　　來到新加坡，陳嘉庚先在米店協(xié)助族叔管理。后族叔返鄉(xiāng)探親，他代理經(jīng)理，兩年間米店獲利豐厚。1904年，30歲的陳嘉庚葬母守孝3年后重返新加坡，彼時陳家的生意已難以為繼，最后不得不宣布破產(chǎn)，背了一身債務。陳嘉庚感慨萬千，“家君一生數(shù)十年艱難辛苦，而結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無窮，立志不計久暫，力能做到者，決代還清，以免遺憾�！�
　　新加坡法律并不要求父債子還，陳嘉庚還是堅持承擔父親的債務——為孝才能立信。債權人為其誠信打動，紛紛資助他重操舊業(yè)。陳嘉庚籌集到7000多元（新加坡幣），創(chuàng)設罐頭廠，名“新利川”。產(chǎn)品定位上，新利川獨辟蹊徑，生產(chǎn)工藝難度大、利潤豐厚的雜裝產(chǎn)品，迅速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生產(chǎn)經(jīng)營中，當日采購、當日生產(chǎn)、當日核算，避免了混亂和浪費。
　　一年下來，新利川贏利6萬元。陳嘉庚再接再厲，一舉購買500英畝（1英畝=4046.864798平方米）閑置土地，種植菠蘿——該菠蘿園成為當?shù)刈畲蟮牟ぬ}園——以爭取到產(chǎn)業(yè)鏈上游的控制權。他根本不滿足于新加坡這塊彈丸之地。偶然的機會，他發(fā)現(xiàn)曼谷北柳港盛產(chǎn)菠蘿，新利川的觸角很快就延伸到該地。除了罐頭產(chǎn)業(yè)，陳嘉庚還重操父親舊業(yè)，從事米店經(jīng)營，熟米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同時，他一擲千金，嘗試橡膠種植。經(jīng)過多次失敗和不懈努力，橡膠園終于為陳家?guī)�來大量利潤。幾年時間，陳嘉庚不僅償清父親所有債務，更擁有四家菠蘿廠、兩家米廠、兩處橡膠園，在新加坡商圈小有名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陳嘉庚迎來了新的發(fā)展機遇。一戰(zhàn)導致運輸困難，船只緊張扼住了商人的咽喉，陳嘉庚同樣飽受其苦——米業(yè)需借助海洋運輸。然而，與其他商人看著貨物堆積而無所作為不一樣，陳嘉庚開始兼營運輸業(yè)務，4年收入高達160萬元。直到1918年，兩艘輪船被德國艦艇擊沉，陳家的運輸事業(yè)才被迫中斷。
　　陳嘉庚經(jīng)商早期，為了在短時間獲得利潤，哪里財源茂盛，觸角就伸向哪里，只要有利可獲，來者不拒。企業(yè)步入發(fā)展期后，他砍掉了一些僅能在短期獲利而缺乏潛力的產(chǎn)業(yè)。他逐漸退出罐頭廠，把主要精力用于拓展橡膠業(yè)。一戰(zhàn)結束，他已擁有3個面積達5000英畝的橡膠園和3家橡膠廠，總資產(chǎn)達400萬元。
　　資本擇利而居，任何利潤洼地都能吸引大批資本蜂擁而至。橡膠業(yè)的高利潤使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同行之間甚至開始貼身肉搏。為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陳嘉庚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變革：打通整個產(chǎn)業(yè)鏈，控制橡膠業(yè)上游供應及中間加工階段，同時躋身產(chǎn)業(yè)鏈低端，開辦橡膠品制造廠，生產(chǎn)車胎、衛(wèi)生用品和日用品。陳嘉庚膠品廠的“鐘牌”平等黃底膠鞋甚至得到了文學家魯迅的喜愛。為提升行業(yè)話語權，他低價買進9家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tài)的膠廠，將橡膠園面積增加到1.5萬英畝，以此避免在原料供應上受制于人。經(jīng)過變革，陳嘉庚公司橡膠事業(yè)的利潤一路飆升，1925年利潤近800萬元，總資產(chǎn)增值4倍，營業(yè)范圍遍及五大洲，雇傭職工達3萬余人。陳嘉庚在華人界的名望如日中天。
　　風雨飄搖中的隕落
　　然而，陳嘉庚自己也沒想到，1925年的鼎盛竟是曇花一現(xiàn)。
　　衰落似乎成了這一階段南洋華僑的整體商業(yè)困境。1923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傳奇元老簡照南與世長辭。此后，南洋兄弟的業(yè)績直線下滑。到1928年大蕭條開始的時候，南洋兄弟累計虧損了500余萬元，經(jīng)過幾次艱難的產(chǎn)業(yè)中興，年度利潤依舊沒能超過60萬元，而這個數(shù)字甚至比不上鼎盛時期的一個零頭。日軍占領東三省以后，日本煙草迅速覆蓋東北和華北市場，南洋煙草在國勢衰微中難以為繼。
　　就在簡家逐漸失勢的時候，同樣身處南洋的陳嘉庚也告別了短暫的輝煌時光。一戰(zhàn)后，西方大財團盯上了橡膠制品，爭先投資橡膠廠。行業(yè)內惡性競爭導致橡膠制品泛濫。日本也通過稅收優(yōu)惠和出口補貼等國策降低橡膠制品成本，新馬市場生膠價格大跌。陳嘉庚的公司腹背受敵，不得不在各財團夾縫中艱難求生，僅僅一年便由盈轉虧，損失30余萬元。
　　濟南慘案發(fā)生，陳嘉庚牽頭籌款救濟受難同胞，創(chuàng)辦《南洋商報》呼吁抵制日貨。事隔多年，今日的“抵制”某國貨品似乎已經(jīng)跟不上全球化浪潮的漲落了，但在當時資本滲透的初級階段，“抵制日貨，購買國貨”卻是中外商戰(zhàn)的一個頗為有效的營銷策略。為報復陳嘉庚，日商用了很多令人不齒的手段，他們放火燒毀了陳家最大的膠品廠。當時，陳嘉庚在大陸的辦學事業(yè)越做越大，為保證經(jīng)費充裕，他不得不賣掉公司股份和橡膠園。隨后爆發(fā)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則成為壓在元氣大傷的陳嘉庚身上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連年虧損，連續(xù)辦學，陳嘉庚累計負債400萬元，資不抵債。匯豐銀行等8家銀行財團強勢介入陳氏企業(yè)，陳嘉庚大權旁落，每月僅領取5000元薪水。橡膠大王光環(huán)盡散，空留下一聲嘆息。
　　歷史大背景決定著商業(yè)的命脈。
　　這一時期，西方列強如狼似虎，正在合伙吞并世界。南洋各國淪為殖民地，在商業(yè)上為列強提供商品市場、原料產(chǎn)地和投資場所。南洋各國均被納入了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體系。
　　在靠拳頭和國力說話的全球語境中，中國商人只能看西方財團的臉色過日子，市場規(guī)則形同虛設，壟斷成風。這時，一個商人能否成就卓越不在于他是否深諳市場規(guī)律，懂得經(jīng)商之道，而取決于他所依仗的國家，其拳頭是否足夠硬。只有暴力潛規(guī)則，沒有市場明規(guī)則。若干年后，當有人向陳嘉庚請教企業(yè)經(jīng)營之道時，他的回答簡單且心酸：“要有祖國做靠山，要有經(jīng)濟和政治的眼光�！�
　　不管如何，陳嘉庚能于惡劣的經(jīng)濟、政治環(huán)境下，曾經(jīng)站穩(wěn)腳跟并一度一枝獨秀，他的從商智慧可見一斑。正如陳嘉庚自己所說：“一種實業(yè)的成功，不在初創(chuàng)時擁有雄厚的資金，而在經(jīng)營得法與否，初創(chuàng)時都是極其渺小，經(jīng)過長期奮斗，漸漸擴大，終成巨富�！彼�善于順勢而為，及時捕捉市場贏利點，根據(jù)需求不斷調整經(jīng)營方針——從菠蘿罐頭到橡膠產(chǎn)品再到海外運輸，證明了其具備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并能夠摸準世界經(jīng)濟的脈搏。
　　紅色人生
　　中國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同胞遭受疾苦艱辛，自己經(jīng)營的企業(yè)也危如累卵�！案渤仓�下，安有完卵”，當商業(yè)生涯在種種不可擋因素下戛然而止時，陳嘉庚選擇了用半生紓難救國。
　　1910年，陳嘉庚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以豐厚的財力支持后者的革命活動。民主的革命尚未爭出子丑寅卯，日本侵華戰(zhàn)爭打亂了中國自身的裂變。陳嘉庚加入了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中。
　　濟南慘案發(fā)生后，應南洋華僑請求，陳嘉庚擔任“山東慘禍籌賑會”主席，四處籌款賑災并發(fā)起抵制日貨活動；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成立，陳嘉庚任主席。八年抗戰(zhàn)中，南僑會募集捐款50億元（國幣）及飛機、汽車等軍用物資，成為中國抗日戰(zhàn)爭堅強的后援。而在1934年，陳嘉庚事業(yè)雖逐漸衰退，但他在南洋仍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領導力，而且他的族親、昔日合作伙伴甚至有些伙計成為商界大亨和金融巨擘后，也并沒有落井下石，反而給予陳嘉庚經(jīng)濟上與政治上的幫助。
　　1938年10月，陳嘉庚得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wèi)對日本“和平談話”。他義憤填膺，警告汪精衛(wèi)須知中華“民氣旺盛”“決不能亡我！”10月28日，第二次國民參政會議召開，陳嘉庚以參政員身份拍去一封“電報提案”：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鄒韜奮如此稱贊陳嘉庚這份提案的分量，“這寥寥11個字，卻是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1940年3月，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慰勞、考察，希望國共兩黨以大局為重，不要“鷸蚌相爭，漁人得利”。他還沖破重重障礙，與延安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從此與延安結下不解之緣。楊國楨在《陳嘉庚》中記載了陳嘉庚的四個“驚異”，這四個“驚異”恰恰是陳嘉庚認為“中國希望在延安”的重要原因。
　　驚異一：
　　6月1日下午4時，陳嘉庚到楊家?guī)X看毛澤東，毛蓄著長發(fā)，衣著樸素，給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談話之中，兩個華僑學生進來參加座談，陳見他們無敬禮即坐，毫無拘束，很是驚異。之后，朱德、陳紹禹來訪，也非常隨便。談話畢，學生離去，毛和陳在門外共進晚餐，10余人圍坐一張舊方桌，一塊陳舊的圓桌面擺放在方桌上，四張白紙覆蓋在桌面上以代餐巾。開飯之前，一陣風吹來，餐巾也被吹走了。飯菜很簡單，唯一的肉菜是一個雞湯。毛澤東說：“我沒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大娘知道我有遠客，送給我的�！标惙浅８袆�，要知道，他剛剛在重慶享用過孔祥熙80萬元的招待。
　　驚異二：
　　女子大學的兩名華僑女同學應陳嘉庚之約，前往陳嘉庚的住處交談，天很晚才回去。陳心想兩個女孩要走10多里返回學校，很擔心，就問她們要不要派個人送一下。女學生都笑了，說：“陳先生放心吧，我們一個人走夜路都不怕，兩個人就更沒問題了�！标惣胃�十分驚奇，說：“想不到，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的地方，民風這樣好�！�
　　驚異三：
　　6月3日，朱德陪同陳嘉庚一同前去抗大三分校參加歡迎會，并紀念該校成立4周年。抵達三分校時，大會尚未開始，籃球場上正進行籃球比賽，場邊吶喊聲響成一片。一名學生高喊：“總司令來比賽一次！”朱德爽快地把外衣一脫，請他人陪著陳嘉庚，笑呵呵地沖入場內，與抗大學生你爭我奪，一連進了4個球。陳嘉庚在場外看得目瞪口呆。
　　驚異四：
　　6月4日下午，毛到延安交際處與陳長談，夜10時左右才結束，剛出了陳的門，又進了住在隔壁的陜西省府科長壽家駿的房間。陳以為毛很快就會出來，就在外邊等著送他，等了一會兒，不見毛出來，就回到屋里。過了一會兒出來看看，見毛的警衛(wèi)還站在門口，連續(xù)幾次都是如此，他只得回房間休息。第二天才知道毛與壽家駿一直談到很晚，陳想不到毛澤東作為一黨領袖竟與國民黨一介科長“長談若是”。
　　大義無痕。抗戰(zhàn)期間，陳嘉庚把不同背景、不同階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方言，甚至不同政治立場的海外華僑團結起來，同仇敵愾。當時全世界華僑約1000多萬，響應陳嘉庚召集的就有七八百萬之多，可謂一呼百應。
　　據(jù)《南僑回憶錄》記載：“1937年至1945年，南洋華僑每月捐款1000萬元，將捐款存銀行作紙幣基金，國內可發(fā)行4000萬元紙幣。而國民政府軍隊300個師約300萬人，每月食餉軍費4650萬元。至于寄回祖國的僑匯，則數(shù)量更多，統(tǒng)計共達55億元。物力方面，海外華僑的貢獻也甚為可觀。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統(tǒng)計，捐獻飛機217架，坦克27輛，救護車1000輛，大米1萬包，以及大量藥品、雨衣、膠鞋等用品，每月平均100批。”
　　后來，毛澤東評價陳嘉庚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周恩來及王若飛則稱贊他“為民族解放盡了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戰(zhàn)受盡無限苦辛，誹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
　　陳嘉庚毫無保留地支持中國獨立與富強，他認為，“我國政治能辦好，華僑人人心理上之愉快，比之霎時獲資數(shù)十萬元，當更狂喜�！弊鳛橐粋�因為不公平的商業(yè)環(huán)境而跌入低谷的商人，他也致力于重建中國融洽的商業(yè)秩序。如果“國家政治不良”，那么“回國投資無路，故資本家不論其如何辛苦，積血汗資千百萬元，仍與祖國無絲毫利益關系，南洋將資本遺子孫，亦每每不逾一世而亡”�！凹偃鐕�家政治優(yōu)良”，則“兒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資祖國，機會盡多，中南航路暢通，故鄉(xiāng)僑地，兩可為家，隨意而適，生前事業(yè)開拓，身后子孫賢能，令譽可以永葆”。
　　理想式的義舉
　　中西教育的差距恰恰是中西貧富差距的根源所在，“英美德法，男女不識字者百人中不滿十人，日本新進百人中不滿三十人。我中國百人中則占九十六人，嗚呼，此人格欲立國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
　　近代華僑在家鄉(xiāng)捐資辦學，大約起源于晚清時期，陳嘉庚即屬于其中的先驅人物。
　　1894年，福建同安縣的集美社還是個小村落。這年的除夕，陳嘉庚的長子剛過“滿月”，他就對自己年輕的妻子說：“我想用積蓄下來的那兩千銀元辦個學塾。”
　　妻子面露難色，兒子剛剛滿月，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錢怎么可以傾囊而出用來辦學？最終，陳嘉庚說服了妻子，學塾很快籌建。開館當天，學塾門前掛上了他早想好的對聯(lián)——上聯(lián)：惕厲其躬謙沖其度，齋莊有敬寬袷有容；下聯(lián)：春發(fā)其華秋結其實，行先乎孝藝裕乎文。
　　1895年夏天，傾盡家財用以辦學的陳嘉庚離開故鄉(xiāng)，再赴新加坡。日夜如流，此間諸多變故不再復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革命的初步勝利給了陳嘉庚很大鼓舞，他自稱“熱誠內向，思欲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愧無其他才能參加政務或公共事業(yè)，只有自量綿力，回到家鄉(xiāng)集美社創(chuàng)辦小學�！薄�
　　陳嘉庚早年辦學出于慈善，方法尚顯稚嫩，而此番回國就是目標鮮明、輕車熟路�？途有录悠露嗄辏�陳嘉庚在20世紀初的西方文明中耳濡目染。他組織了一次“市場調查”，通過走訪了解到全縣20余萬人口只有縣立小學學校1所、私立小學學校4所。嚴峻的教學狀況讓陳嘉庚決定徹底投身于“教育強國”的個人理想中。在他資助下，集美先后有了師范、中學、水產(chǎn)、航海、商業(yè)、農(nóng)林等校以及幼稚園、醫(yī)院、圖書館、科學館、教育推廣部。
　　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潮迅速燃燒起愛國人士心中的熊熊烈火。陳嘉庚在廈門浮嶼陳氏宗祠邀請了社會各界的人士，在集會上，他說：“今日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持者，唯此方興之教育與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無之，是置國家于度外，而自取滅亡之道也。救亡圖存，匹夫有責。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來日；及身不達，尚有子孫�！边@一番“愚公移山”式的宣言表明了陳嘉庚辦學的堅定決心，他宣布創(chuàng)辦廈門大學，并當場捐出400萬元，這400萬元是當時陳嘉庚的全部家產(chǎn)。
　　此后，陳嘉庚繼續(xù)為興辦教育四處奔走。經(jīng)過努力，廈門大學最終成為一所擁有文、理、法、商、教育5個學院，17個系的綜合大學。
　　廈門大學
　　陳嘉庚的商業(yè)命脈也在繼續(xù)延伸。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紐約爆發(fā)的經(jīng)濟大蕭條席卷南洋，陳嘉庚的企業(yè)無法逃避這場災難。因橡膠價格暴跌，作為公司最大財源的橡膠園虧損了幾十萬元，其他產(chǎn)業(yè)也接連虧損。一面是產(chǎn)業(yè)虧損不止，另一面是廈大、集美兩校每年都要支出30多萬元的經(jīng)費，陳嘉庚卻不曾放棄資助廈大，他稱：“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敝敝�1937年春，為全力維持集美學校，他將廈大無條件交給政府，廈大從私立變成國立。
　　在陳嘉庚的帶動下，新加坡華僑辦學蔚然成風。正如新加坡華僑領袖黃奕歡所說：“全部華人教育史上，嘉庚先生前無古人。南洋華人博得熱心教育的美譽更起因于有了嘉庚先生。換言之，即起因嘉庚先生所造成的興學風氣。嘉庚先生以前沒有陳嘉庚，嘉庚先生以后已有不止一個繼起的陳嘉庚，我們希望將有更多更多敢向人類愚蠢挑戰(zhàn)，以導引世界走向更文明更高度文化的陳嘉庚出現(xiàn)！”
　　陳嘉庚一生所捐獻的教育經(jīng)費高達1000萬元。有好奇者計算：如將這筆經(jīng)費購買黃金，到現(xiàn)在價值已是1億美元左右。然而，縱然有萬貫家財，對于日常生活，陳家人卻處處精打細算。陳嘉庚的生活儉樸，自奉菲薄，床、寫字臺、沙發(fā)、蚊帳等都多年不換，外衣、褲子、鞋子、襪子全都有補丁。晚年他規(guī)定的伙食標準是每天5角錢，經(jīng)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陳嘉庚說：“鄙人在新加坡時，地處繁華，每月除正當費用外，零費不及2元。所以如此者，蓋以個人少費一文，即為吾國多儲一文，積少成多，以之興學�！逼浜笕嘶貞洠骸案赣H是一個很節(jié)儉的人。平日身上的現(xiàn)款不超過5元。他從來不在外頭亂花一分錢。事業(yè)進入黃金時代，屬下各公司獲利800萬，他顯然是南洋一帶富豪，可是生活上自奉甚儉，起居有常�！�
　　陳嘉庚逝世后，將國內存款320余萬元全部捐給公益事業(yè)，沒有給兒孫留下一分錢。他在新加坡的不動產(chǎn)則捐給集美學校作永久基金。
　　落葉歸根
　　1949年，內戰(zhàn)進入尾聲。
　　在毛澤東的熱情邀請下，陳嘉庚回到大陸。與毛澤東見面后，他這樣告訴毛澤東：“毛主席，十年前在延安臨別時，我答應你做的兩件事全都做了。頭一件，我回到重慶就跟蔣介石說，共產(chǎn)黨一心抗日，對國民黨絕無惡意，勸他和共產(chǎn)黨真誠合作，團結抗日，可他就是聽不進去，良藥苦口呀。第二件，我不待回到南洋，在全國各地就把延安所見所聞如實介紹，因此，蔣對我產(chǎn)生惡感，我也不顧，憑著良心與人格，不能指鹿為馬呀！”
　　作為華僑代表和僑界召集人，回京后的陳嘉庚全力投入新政協(xié)籌備工作。1949年10月1日，陳嘉庚以華僑領袖的身份參加開國大典，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人生的輝煌在這一刻定格。
　　1950年，陳嘉庚結束了新加坡的事業(yè)，回國定居。在南洋風雨漂泊四十載，終于落葉歸根。此時，他眼中的中國有無限光明的前途，“全國解放，成立人民政府，興利除弊，百政維新，將見三大國中原屬落后的中國，勃興發(fā)展，獨立自強”。
　　1961年，這個既非豪門巨姓出身，又未當上一官半職，手中無權無勢，卻究其一生都在為國家和民族殫精竭慮的老人在京病逝。回顧他的人生，幾乎貫穿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疾風驟雨的80年。貧困、革命、戰(zhàn)爭、政治動亂、社會動蕩、經(jīng)濟改革、國家轉型與命運淬礪，所有的這一切都成為他坎坷人生的生動參照。他準確預測到了大國崛起的姿態(tài)，卻沒能享受到這個崛起的過程。
　　陳嘉庚遺體入殮時，3000多人前往吊唁。爾后，首都2000多人參加了公祭大會。公祭結束，周恩來、朱德領先執(zhí)紼，護送靈柩上靈車。其遺體用專列運至廈門，當時萬人夾道，紛紛與之告別。而在南洋，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lián)合各界，舉行萬人追悼大會。靈堂中的橫匾寫有“萬世流芳”，兩旁懸掛一對挽聯(lián)——前半生興學，后半生紓難；是一代正氣，亦一代完人。
　　四字精神
　　有人總結出“嘉庚精神”——忠，公，誠，毅。
　　忠，指愛國主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華僑領袖支援祖國抗戰(zhàn)；公，指傾資辦學，重義輕利，“所獲財利，概辦教育”，不惜傾家蕩產(chǎn)；誠，指誠信，代父還債；毅，指百折不撓，“肯負責任、做事不中輟、嘗試不成仍繼續(xù)前進”。鋼鐵大王卡內基說：“去世時仍然富裕的人是可恥的�！标惣胃�在去世時幾乎身無分文，他的大半生都用來“揮霍”他苦心創(chuàng)造的財富。
　　勇于承擔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yè)家回報社會的方式，對于企業(yè)家和企業(yè)自身也意義匪淺。管理大師彼得·圣吉認為責任感是企業(yè)發(fā)展的不竭動力，“愈來愈多的企業(yè)已經(jīng)不用傳統(tǒng)方式來凸顯自己，而是以責任感使自己脫穎而出。企業(yè)如今不僅提供給顧客好的服務、提供給股東好的報酬。有些企業(yè)也承認，他們負有善用力量的責任。社會授予企業(yè)追逐利潤的權力，隨著權力而來的是責任。但責任感的意識在過去數(shù)十年并不明顯。當企業(yè)的力量擴大，但責任感卻在惡化，會造成不堪想象的結果�！�
　　多數(shù)商業(yè)史著重于描述企業(yè)家創(chuàng)造財富的手段，而對于陳嘉庚，更多的筆墨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偏重于他如何散播財富。但不管如何，我們都不能改變這樣的歷史順序與邏輯：陳嘉庚先是一個企業(yè)家，然后才是一個教育家和愛國主義者。
　　據(jù)陳氏后人回憶，晚年的陳嘉庚喜歡朗誦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事實上，范仲淹正是他推崇備至的人物。在他1946年所著的《南僑回憶錄》弁言有曰：“對于輕金錢，重義務，誠信果毅，疾惡好善，愛鄉(xiāng)愛國諸點，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達其一，深愿與國人共勉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