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與滬江大學》：
初見張愛玲 喜逢劉金川——兼憶我的滬江歲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學畢業(yè)后，到一九四五年十月離滬駛往臺北去當一名小公務員，那三年多的時間里我只參與過兩個像樣的文藝集會：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見到了錢鍾書、楊絳夫婦和其他上海的文藝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滬江英文系低班同學家里見到了張愛玲和不少滬江、圣約翰大學的學生，他們都是仰慕張愛玲而來的。此外我并未參加過一個文藝集會，說出來不會有人相信，但實情確是如此。
畢業(yè)后我讀書更為專心，只同老同學來往，常見面的四位：陸文淵、吳新民和張心滄、丁念莊這對伉儷——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寫一文回憶他們。另兩位英文系同班同學王楚良、王玉書，同我也有來往。王楚良思想比較“前進”，一九四九年后他在中國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書來自福建，可能家庭環(huán)境比我還要清寒，畢業(yè)后即結(jié)了婚，且考進了郵政局，抱住了一個鐵飯碗。一九四八年我進耶魯研究院后，給他一封信，他回信對我極表欽羨。假如他終身在郵政局服務，我想即在六七十年代王玉書也未曾受到過多少苦難。赴美前我到他家里去辭別，見到他們小夫妻十分恩愛，而我自己在上海競連一個女朋友都沒有，對他們的處境也頗為羨慕。
大三那年，張心滄接任為學生自辦的英文《滬江旁觀報》（The shanghai spectatot）的主編，我當文藝編輯。心滄同我一樣是個不愛搞課外活動的純學者，到了大四那年，他辭掉《旁觀報》主編之職，只好由我接任，另請一位大三學生當文藝編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變，翌晨星期一我照舊乘公共汽車、電車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個大變動。我剛編好的一期《旁觀報》，原該星期一分發(fā)給老師、同學的，不料承印該報的英文《大美晚報》社已被封鎖，該期也就從未見過天日。對我來說，時局大變之后，整個春季學期我不必再費神去編報，倒是個大解放。
連學校都將改稱為“滬江學院”，我們這一屆畢業(yè)生當然更無興致去編印一本畢業(yè)紀念冊了。少了這本留下每人學士裝小照的書，原先不熟的同屆畢業(yè)生也就更容易忘懷了。不過，上列六位同系同學之外，滬江熟朋友我倒還是有幾個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學期我在江灣滬江附中住讀時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讀·寫·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畢業(yè)后兩年，有一天滬江政治系同學王君來訪”，借走了我的孤本學士論文，這位同學即是王弘之。引文見《難窗集》五十九頁。九歌出版社剛把此書重印了一次，市面上應該買得到。
滬江學生要對自己的主修學科、兩門副修學科修滿了多少學分，才能畢業(yè)。一不小心，副修課程學分不夠，就有留級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這樣給拖延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勢已比較穩(wěn)定，滬江的大四學生又要出一本畢業(yè)紀念冊了。王弘之想必參與其事，知道我英文寫得好，就向我來拉稿。我反正在家里讀書，為他寫了兩篇，并親約張心滄寫了一篇，對紀念冊的編排方面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書玉瑛妹交給政府后并未發(fā)還，想都給毀了。那本畢業(yè)紀念冊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畢業(yè)生的個別照片，應該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