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與中國歷史重建（節(jié)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馬勇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也有非常久遠的歷史書寫，但是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新史學的輸入，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歷史的認識發(fā)生了嚴重分歧。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一些有遠見的歷史學家如章炳麟、梁啟超等就開始考慮重新認識中國歷史，重建中國歷史的書寫方式和表達方式等問題。只是由于歷史條件限制，他們的這些認識除了體現(xiàn)在夏曾佑那本并不太成熟的《中國古代史》之外，似乎還沒有多少理想的成果。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方才相繼出現(xiàn)張蔭麟、錢穆等人的中國通史著作，嘗試著對中國歷史進行重構。

　　張蔭麟是民國時期的天才史學家，具有極高的天賦，思想深刻、功底扎實，曾經(jīng)受到梁啟超、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大家器重，給予相當高的期許，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張蔭麟與錢鐘書齊名，他的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國史綱》雖說是個未完成的作品，但卻使中國新史學別開生面，使中國歷史的書寫與重構走上正軌。

　　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對自己民族的歷史飽含溫情與敬意，旁征博引，縱橫捭闔，以豐富可信的歷史文獻作依托，以輕松自由、流暢粹美的文字，以舉重若輕的行文風格描述了遠古中國至東漢初年的歷史。全書沒有繁瑣冗長的引文考據(jù)，沒有故作高深的新奇道理，作者只是以行云流水的文字如實講述那段歷史那些故事，使讀者在輕松閱讀中獲取新知，增長見聞。

　　作者能夠有這樣的表達，這樣的成就，當然與其所受教育有著直接關系。張蔭麟生于1905年，號素癡，廣東東莞人。張蔭麟有著良好的家庭環(huán)境，1922年畢業(yè)于廣東省立第二中學，翌年考入清華學堂中等科三年級肄業(yè)。入學僅僅半年時間，張蔭麟就在《學衡》雜志上發(fā)表了第一篇文章《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說質(zhì)疑》，就中國歷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是老子更老還是孔子更老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直接質(zhì)疑對象是著名學者梁啟超。

　　張蔭麟的這篇文章受到學界重視，也得到了梁啟超的激賞。由此，張蔭麟開始在學術界如魚得水，僅僅幾年時間就在當時各有名刊物諸如《學衡》《清華學報》《東方雜志》《燕京學報》《文史雜志》等上面發(fā)表四十多篇論文，在范圍上幾乎涉及了整個中國史。這些論文使張蔭麟少年得志，暴得大名，迅即被一些八卦人物列為清華“文學院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人為錢鐘書、吳晗和夏鼐）。

　　1929年，張蔭麟結束了在清華的學業(yè)，因成績優(yōu)異可堪造就旋被選派公費赴美留學，入斯坦福大學攻讀西洋哲學史和社會學，使其學術眼界和學術方法又獲得了一次大提升。短短四年，張蔭麟完成了應修課程，獲得了博士學位。1934年回國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哲學系講師，兼任北大歷史、哲學系課程，成為當時國內(nèi)新史學的中堅人物和學術新秀。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教育部在規(guī)劃高中歷史教材時，因傅斯年推薦，邀請張蔭麟執(zhí)筆撰寫中國史，這就是《中國史綱》的來歷，時在1935年，即張蔭麟回國第二年。

　　按照作者的計劃，《中國史綱》是一部多卷本著作，現(xiàn)在留給世人的只是這部著作的第一部，可惜作者英年早逝，天不假年，這部未完之書竟然成了絕響，成為史學天才留給這個世界的唯一著作。

　　根據(jù)教育部規(guī)劃，這部高中生閱讀的中國歷史，由張蔭麟擬定寫作綱目，將中國幾千年歷史分解為數(shù)十個專題，然后由他組織各方面的專家進行寫作。漢代以前由張蔭麟親自操刀，唐以后按照計劃由吳晗負責，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社會變化的歷史交給千家駒去編寫，近百年來的中日戰(zhàn)爭和中日關系，則由對中日關系有很深研究和資料積累的王蕓生負責。各方面負責者將稿子完成后再由張蔭麟按照總體構想統(tǒng)籌改定，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這個良好規(guī)劃并沒有獲得執(zhí)行，只有張蔭麟本人在1940年初完成了自己承擔的東漢之前這部分。

　　《中國史綱》開始寫作，據(jù)張蔭麟的說法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兩年即1935年，完稿時間在全面抗戰(zhàn)開始三年后即1940年。在這個特殊的年代里，這部書當然難以避免時代影響，對于這一點張蔭麟并不忌諱。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說，他現(xiàn)在發(fā)表的這部《中國史綱》是一部用新思想新的史學觀念寫作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fā)展來說，還是就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上看，張蔭麟認為這部書都是恰當其時。

　　就中國史本身的發(fā)展上看，張蔭麟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zhuǎn)變關頭，“正處在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于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意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chuàng)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比舭炎x史比作登山，張蔭麟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四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個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

　　就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上看，張蔭麟認為1930年代的十年可以算作一個新紀元中的一個小段落。“在這十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fā)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fā)現(xiàn)，新研究范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傳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學界的新風氣也結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钡�不幸的是新的史學工作在戰(zhàn)時不得不大受限制。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張蔭麟覺得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匯集起來，綜合出來，并在種種新的史觀提示指導下，寫出一部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zhuǎn)變時期的自知之助，也許是這個特殊時代的恩賜，也許是史學家應有的責任。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寫作一部新的中國通史是應該的，問題主要在于究竟應該怎樣寫，究竟應該采用怎樣的一種取舍標準。換言之，中國通史不可能容納全部的中國歷史事實，不可能將什么事情都寫進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放棄，否則細大不捐，這就是不是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而是供人查閱檢索的中國歷史百科全書了。當然，反過來說，中國通史也不能是歷史學家憑借記憶或涉覽所及，或個人興趣而決定取舍。這對于許多寫作者來說，或許便捷，但也不是理想的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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