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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書名就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作者用“菊”與“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個西方人的冷靜視角，通覽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性格。1951年該書被列入日本《現(xiàn)代教養(yǎng)文庫》，到1963年已再版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贊此書是現(xiàn)代日本學的開山之人。此書至今成為暢銷不衰的經(jīng)典。魯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與刀(經(jīng)典全譯本)》用“菊”與“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個西方人的冷靜視角，通覽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細致的地方，又將它置于東方文化與太平洋島嶼文化的人類文化學視野里。

在美國參與的所有戰(zhàn)爭中，日本是讓我們琢磨不透的一個民族。因為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與我們迥然不同。在以往的作戰(zhàn)中，我們從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對手，而如今我們卻需要區(qū)別對待。
正如1905年日俄戰(zhàn)爭中沙俄曾經(jīng)遇到的情況一樣，我們的作戰(zhàn)敵手——日本，是一個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民族。他們竟公然向西方傳統(tǒng)文化挑釁，無視西方國家強調(diào)的以人性作為基礎的戰(zhàn)爭規(guī)則。這就使得太平洋戰(zhàn)爭不僅僅是一系列的島嶼海灘登陸行動，也不僅僅是困難重重的后勤供應問題，而是如何了解吃透“敵性”的問題。因為只有了解了他們的行動，才能與之對抗，從而贏得終勝利。
要想充分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困難是很大的。在日本的鎖國大門打開以后的75年間，人們形容日本人時總是使用“但是，又……”之類讓人極為迷惑的詞。這類詞句極高的使用頻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
任何一位治學嚴謹?shù)挠^察家，在論述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成員時，如果說他們彬彬有禮，就不會說“但是，他們又蠻橫無禮，目空一切”；如果說他們做事刻板，就不會說“但是，他們又善于適應激烈的革新”；如果說他們性情溫順，就不會說“但是；他們又不太容易服從上級的控制”；如果贊美他們忠誠、寬厚，就不會同時詆毀——“但是，他們又不講信用，滿腹埋怨”；如果說他們神勇無比，就不會又描述他們?nèi)绾闻橙�；如果說他們從不顧及自己的面子，就不會又說他們勇于承擔責任和義務；如果說他們的軍隊擁有銅墻鐵壁一般的紀律，就不會又說士兵們?nèi)缫槐P散沙，不服管教，容易犯上作亂；如果說他們傾慕西方文化，就不會細數(shù)他們冥頑不化的保守主義思想。作為一位治學嚴謹?shù)挠^察家，他不會撰寫一本書既描寫某個民族如何愛美，如何給予演員和藝術家以高的榮譽，如何醉心于欣賞菊花藝術，同時又筆鋒一轉(zhuǎn)，撰寫另一本書補充說該民族如何崇尚刀劍和武士的高榮譽。
這些說法看似矛盾，但卻是構成了所有研究日本的書籍的縱橫交錯的經(jīng)緯。當然，這都不是憑空而說的。例如菊花與刀，就是日本現(xiàn)實生活中顯而易見的一組矛盾。日本人既爭強好斗又性格溫和；既窮兵黷武又天性愛美；既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又隨機應變；既溫柔馴服又不愿受人擺布；既忠貞不二又易于叛變；既勇敢如虎又怯懦如鼠；既冥固不化又善于嘗試。他們非常在意別人對自己行為的看法，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征服。他們的士兵表面上循規(guī)蹈矩，骨子里卻蠢蠢欲動。
了解日本的國民性已經(jīng)成為了美國人的當務之急，那么我們就不能對以上所講的這些矛盾以及其他許多令人煩躁的矛盾視若無睹。一系列嚴峻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將采取什么行動？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日本本土？要不要干脆直接轟炸皇宮？從日本戰(zhàn)俘身上我們能了解到什么？要怎樣對日軍和日本老百姓實行輿論宣傳，才能將美國士兵的犧牲小化，同時削弱日本人頑固抗戰(zhàn)到后一個人的決心和意志？如果和平來臨，要維持日本這個民族的秩序就必須對其實行嚴格的軍事管制嗎？我們是否要和那些在日本山林的要塞中負隅頑抗的強硬分子決一死戰(zhàn)？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率先發(fā)起一場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如果發(fā)生，將由誰來領導？或者，干脆就此把日本消滅掉？這些問題的答案肯定是眾說紛紜的。
1944年6月，我奉命從事研究日本的工作。命令要求我運用文化人類學家所能使用的一切技巧，來弄清日本民族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那年初夏，美國剛剛對日本發(fā)起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反攻。當時在美國，多數(shù)人都認為美日戰(zhàn)爭可能會持續(xù)三五年，或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但日本人卻普遍認為這場戰(zhàn)爭將會成為百年之戰(zhàn)。他們認為，美軍的勝利只是取得了暫時的、局部性的勝利，但是新幾內(nèi)亞、所羅門群島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千英里呢！而日本官方的公報，根本不承認日本海軍的失敗，日本國民篤信他們是后的勝利者。
然而到了6月，戰(zhàn)爭形勢開始發(fā)生巨大的轉(zhuǎn)變。在歐洲，盟軍開辟了第二戰(zhàn)場，對德戰(zhàn)爭已勝利在望，高司令部兩年半來優(yōu)先考慮歐洲戰(zhàn)場地位的決策已無必要了。而在太平洋戰(zhàn)場上，我軍在塞班島順利登陸，也預示著這場戰(zhàn)役日軍將徹底失敗。在這之后，我軍與日軍短兵相接的次數(shù)日益增多。在新幾內(nèi)亞，從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比亞克以往這些戰(zhàn)役中，我們已經(jīng)很清楚地知道，與我們作戰(zhàn)的是一個何等可怕的敵人。
因而，盡快搞清敵軍特點，解開有關日本人的種種謎團這項工作就顯得極為重要了。我們不僅要關注日本人的軍事、外交政策和高決策方針，還要關注敵后方平民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輿論，看能否在敵后方散發(fā)傳單。這都需要我們提出切實可行的富有洞察力的建議。
在這場全方位的戰(zhàn)斗中，我們不僅要了解東京當局的動機和目的、日本的悠久歷史，以及他們在經(jīng)濟和軍事上的統(tǒng)計資料，還必須弄清楚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感情習慣，以及由這些習慣所形成的行為模式，搞清這些行動、觀念背后的制約因素。我們還不能根據(jù)我們的行動習慣想當然地認為，在某種狀況下，我們采取什么樣的行動，日本人也將會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我接受的任務是相當艱難的。因為美國與日本日前正在交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把一切都歸咎于敵國是相當容易的，但要從敵人的角度出發(fā)去探討他們自己怎么看待人生就有一定難度了。即便如此，我還是必須完成這個任務。核心問題是我們要搞清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處在他們的境遇時我們將如何行動。
我努力讓自己明白，日本人在戰(zhàn)爭中的行為不但對我沒有害處，反而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也必須把他們進行戰(zhàn)爭的方式，理解為文化問題而不是軍事問題。不論是身處亂世還是在和平時代，日本人都有自己的行動特征。那么，日本人在戰(zhàn)爭中都表現(xiàn)出了哪些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呢？日本領導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他們鼓舞士氣，指揮士兵以及安定國民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們在戰(zhàn)爭中會把什么視為自己核心的資源呢？我必須認真研究戰(zhàn)爭中的各個細節(jié)并將其詳加記載，以便讓美國人更加全面、清晰地認識日本人。
可是，兩軍正在交戰(zhàn)，這給我的研究帶來了很大障礙。這讓我不得不放棄實地調(diào)查的念頭——這是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重要的研究方法。我無法親自到日本去，無法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與他們一起生活，不能親眼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并且區(qū)分關鍵性的和非關鍵性的。我不能看到他們處理問題和作出決策的復雜過程，也不知道他們怎樣培養(yǎng)和教育下一代。人類學家約翰·恩布里的著作《須惠村》對于日本村落田野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我們在1944年遇到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在這本著作里一點都沒有提到。
盡管困難重重，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堅信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條件也可以為我所用。起碼我可以與研究對象面對面地交流——這是一個被文化人類學家為倚重的研究方法。在美國居住著許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他們都愿意與我溝通。他們給我講述了許多他們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從他們的敘述中，我知道了他們看待戰(zhàn)爭的態(tài)度，進行判斷的依據(jù)。他們的觀點填補了我知識上的許多空白。而這些知識對于一個人類學家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還有一些社會學家從日本的圖書文獻、歷史事件和統(tǒng)計資料，以及日本的文字或口頭宣傳的詞句中尋求到了其發(fā)展變化。他們所企求的答案有很多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guī)則和價值之中，因此，同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一起研究，我們的答案會更加完美。
除此之外，我還請教了大量曾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士，閱讀了他們的著作以及論述日本的豐富文獻。比起那些到河發(fā)源地或新幾內(nèi)亞高原等地對沒有文字的部落進行研究的人類學家們，我算是個幸運兒了。那些民族由于沒有書面文字，無法用文筆來記載歷史，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過去，他們的歷史。西方人對他們的描述也是鳳毛麟角，風光掠影。因此，那些實地調(diào)查的學者們不得不在沒有任何前輩的幫助下研究他們的經(jīng)濟生活方式、社會階層狀況以及宗教生活。而我在研究日本時卻可以參考很多學者的文化遺產(chǎn)，這些論述日本的文獻，以及在日本居住過的許多西方觀察家的言論無疑給我提供了諸多有利條件。
古文獻中存在著大量關于日本人生活細節(jié)的描述，歐美人士也仔細地記錄了他們的有趣經(jīng)歷，就連日本人也撰寫了非同尋常的自我紀錄。跟其他東方人不同，日本人有著非常強烈的表達欲望，他們既寫生活瑣事，也寫赤裸裸的世界擴張計劃，并且非常坦率。當然和其他民族一樣，他們并沒有和盤托出。在描述自己的國家時，他們會省略許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為這些他們太熟悉，就像呼吸空氣一樣習而不察了，沒有描寫的必要。美國人在描繪美國時也會這樣。但不管怎么說，日本人還是非常喜歡暴露自己的。
我在閱讀這些文獻時，采用了達爾文創(chuàng)立物種起源理論的讀書方法，著重研究了那些無法了解的事情。例如研究國會演說時，我應該了解些什么？他們?yōu)槭裁磳σ恍o足輕重的行為大肆攻擊，而對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卻充耳不聞？這種態(tài)度的背后隱藏著什么？我邊閱讀邊提問，“這幅畫有什么毛��？”“為了更好的理解，我必須知道些什么？”
我還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攝的宣傳片、歷史片或描寫東京及農(nóng)村當代生活的電影。然后和一些在日本看過同樣影片的日本人一起探討。他們在日本生活過，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面角色的眼光與我有天壤之別。當我對某個情節(jié)感到迷惑不解時，他們卻十分明白。而且，他們能從電影的整體背景結(jié)構來理解劇情和動機，而我有時感到不可理解。正如閱讀小說，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長大的他們有著很大的差距。在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會為日本的風俗習慣進行辯護，有些人卻無情地鞭撻日本的一切。很難說哪種人的看法讓我更有收獲，但不管他們對這種生活方式是欣然接受還是痛加排斥，他們所描繪的日本人的生活畫面都是一致的。
如果只是直接從老百姓中間搜集資料并尋求解釋，那么這個人類學家所做的工作就與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任何一個出色的西方觀察家所做的工作并無二致。如果一個人類學家的貢獻僅此而已，那就別指望他比駐日外國觀察家作出更多的貢獻。但是，正因為人類學家受過專門的訓練并具有特殊技能，只要多花費一些精力，就能夠使他們在這個學者和觀察家云集的領域中脫穎而出。
只要人類學家對于亞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有著一定的了解，就會發(fā)現(xiàn)，日本很多社會風俗和生活習慣與太平洋島嶼上的許多原始部落極為相似。這些原始部落包括馬來西亞、新幾內(nèi)亞、波里尼西亞。如果根據(jù)這些相似點來推斷，古時候也許有過人口遷移或往來，是頗有趣味的。但對我來說，判斷這些文化的相似性的價值，并不在于這中間發(fā)生過什么樣的歷史聯(lián)系，而在于能否憑借它們獲得一些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啟示。
我對亞洲大陸的暹羅（今泰國——譯者注）、緬甸和中國有些了解，因而常把日本與它們進行比較。它們同屬于亞洲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人類學家在對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反復地證明了這種文化是極具研究價值的。一個部落的正式習俗與其周邊部落也許有90％的相同之處，但總有一小部分與周邊部落存在差別。這些差別就能體現(xiàn)出他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差異，而正是這一小部分差別決定了這個民族未來獨特的發(fā)展方向。人類學家感興趣的，就是這種建立在整體上具有共同特征，各民族之間的差異的研究了。
人類學家必須習慣于這種本土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存在的差異，他的研究技能也將因此而得到不斷改善。他們憑借經(jīng)驗了解到，不同文化中的人在遇到某種情況時必須對其含義作出判斷，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之間的人作出的處事方式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某些北極或熱帶沙漠地區(qū)，你會遇到以血緣關系和財產(chǎn)交換為基礎的部落。不論你的想象力多么出色，恐怕也想象不出會有這種習俗。遇到這種情況，人類學家不但要調(diào)查親屬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細節(jié)，而且還要弄清這種習俗在部落行為中產(chǎn)生的后果，以及部落的后代是如何從小就受習俗的制約，身體力行并世代相傳的。
人類學者對上面所述的差異、制約和后果的關注在對日本研究中也可充分運用。人人皆知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差異巨大，甚至有些美國人認為：無論我們做什么，日本人就一定會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個研究者相信這些話，并且認為這種差異太離譜，根本無法認識日本民族，那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人類學家已經(jīng)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驗充分證明，越是離譜的差異也是越具有研究價值的。人類學家應該把這種差異當作是一種資本而好好地加以利用。在他們眼里，制度和民族表現(xiàn)得越離譜，他們就越會感興趣。他們不會把任何東西視為想當然，特別是對于他所研究的部落成員的生活方式。這就使得他們不會只精心挑選出一些特例，而是全面研究。
在研究西方各民族時，有的人對整個行為領域習而不察，認為很多事物都是當然如此，不認真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哪怕是很微小的習慣，這些都是缺乏比較文化研究訓練的表現(xiàn)。其實民族的特性正是由這些細小的習慣或公眾意識組成的，它們對一個民族未來的影響，甚至遠遠超過外交官簽訂的各種條約。
人類學家必須仔細地研究人們習以為常的各種生活習慣，因為這些看起來稀松平常的事，到了另一個國家，可能就非比尋常。如果他們了解了這個國家惡毒的一面，或者那個國家怯懦的一面，或是在某種情況下他們是如何反應和感受的，就會發(fā)現(xiàn)這都與這些民族中常見的一些生活報告和細節(jié)有關。人類學家要充分掌握這些翔實的資料，而且還要知道如何對其進行下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這種方法非常適合于研究日本。只有多多觀察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才能充分理解人類學家進行這項研究的重大意義：無論是在一個原始部落還是在先進的文明民族中，人類的行為都是從日常生活的一些瑣碎小事中體現(xiàn)出來的。不管他們的行為和意見是多么的奇怪，他們的感覺和思維方式都來自于他們的生活習慣。越是對日本人的某種行為感到迷惑不解，我就越認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有某種導致這種怪異行為的極為平常的條件在起作用。人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學習成長的。假如通過這項研究，我能夠一步一步地體驗到人們?nèi)粘＝煌奈⑿〖毠?jié)，感覺一定很有意思。
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相信，無論是多么孤立或渺小的行為，它們彼此之間一定存在著某種微妙的聯(lián)系。我非常重視研究數(shù)百個單一的行為通過怎樣的組合才能構成一個綜合性的模式。人類社會在發(fā)展過程中，總是會自發(fā)地設計自身的生活模式，它會對某些事情的處理方式以及評價方式表示認可。納西俄社會中的人就把這些結(jié)論認為是整個社會存在的基礎。無論遇到多大困難，他們都會盡可能地將這些融為一體。他們既然接受了某種賴以生存的價值體系，就不可能在生活中再按照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來思維或行動，否則，將使自己陷入思維混亂和行動不便。為了讓個人與環(huán)境達到和諧統(tǒng)一，他們總是力求自己的行動與周圍環(huán)境的行為步調(diào)一致。和諧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不然整個體系就會變得支離破碎。
因此我們說，經(jīng)濟行為、家庭生活、宗教儀式以及政治目標就像齒輪一樣相互契合在一起。假如，當一個部門發(fā)生了比其他部門更猛烈、更急切的變化時，其他部門就會馬上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正是來自實現(xiàn)和諧一致的需要。在無文字的時代，對權力的一致不但體現(xiàn)在宗教活動中，還體現(xiàn)在與其他部落的經(jīng)濟交往以及與其他部落的關系中。后來，在有文字紀錄的文明民族中，教會在政治、經(jīng)濟領域漸漸失寵。人們不斷要求享有越來越多的經(jīng)濟和政治權力。在日益高漲的呼聲中，教會只好將與其自身無關的權力拱手相讓。雖然保留了這些神圣經(jīng)典，但其內(nèi)容卻發(fā)生了改變。宗教教義、經(jīng)濟活動和政治不再是被圈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一潭死水，而是漫過各自假定的堤防，互相融會，混為一體。
這是一個永恒的真理，學者們的研究領域越是擴展到經(jīng)濟活動、性生活、宗教以及嬰兒撫育等領域中，就越能探究到他們所研究的社會正在發(fā)生的事情，就越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大膽地提出假設并收集資料進行論證。這樣，他們就能把任何民族提出的不管是政治的、經(jīng)濟的還是道德方面的要求領悟透徹，并且認為這是各個民族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的不同表現(xiàn)的結(jié)果。所以，這并不是一本專門論述日本宗教、經(jīng)濟、政治或家庭的書，而是一本探索和研討日本人有關生活方式和觀念的書。它將嘗試通過描述日本人的種種行為來揭露他們的觀念和動機。也就是說，這是一本討論日本何以能成為日本民族的書。
身處20世紀，我們?nèi)匀挥幸恍┓浅：康挠惺Ч实目捶�，這是我們所面臨的障礙之一。不僅對日本何以會成為日本民族，而且對美國何以能成為美利堅民族，法國何以能成為法蘭西民族，俄國何以能成為俄羅斯民族，我們也知之甚少。各民族因為彼此缺乏溝通和了解而互相誤解。有時候僅僅是非常微小的糾紛，也有可能會演變?yōu)榫薮蠖鵁o法協(xié)調(diào)的分歧。而當一個民族基于他們獨有的經(jīng)驗和價值體系，已經(jīng)形成了一套與我們的設想完全不同的行動理念時，我們卻還在奢望與他們建立共同目標，卻從來沒有主動地去了解過他們的習俗和價值體系的具體內(nèi)容。如果去了解，我們就很可能會發(fā)現(xiàn)，有些行為并不一定是壞的。事實上，它并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一種。
每個民族對于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習慣都不太可能自己講得清。每個民族的作家都力圖生動地描繪他們的民族，但這是不容易的。每個人在觀察事實的時候，都不會覺得自己在戴著有色眼鏡，但事實上，任何一個民族在觀察生活時所使用的鏡片和別的民族都是不一樣的。每個民族都自認為自己的觀察準確無誤，焦距和視點仿佛上帝早就安排好了。我們從不指望戴眼鏡的人搞清楚鏡片的度數(shù)，同樣我們也不能指望各民族自己分析清楚他們的世界觀。想知道鏡片的準確度數(shù)時，我們就會訓練一位眼科大夫，他自會驗明眼鏡的度數(shù)到底是多少。同樣，有朝一日，我們也會承認，社會科學家的使命就是為當代世界各個民族做類似眼科大夫的工作。
這個使命的完成必須要具備某種堅強的精神和寬容的心態(tài)。某些善良的人有時會對這種精神進行指責。這些“世界大同”的倡導者希望全世界人們都相信：所謂的東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這些差異都是表面現(xiàn)象。事實上，每一個人的想法都是相似的。中國人把這一觀點叫做“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但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是，為什么我們信奉“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卻不能同意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這些親善大使們有時候似乎認為：只有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都像從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一樣，才能建立起國際親善主義。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尊重其他民族，就必須強求建立起這種同一性，這就好比強求自己的妻子兒女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這未免也太神經(jīng)質(zhì)了。
硬心腸的人則認為這種差異天經(jīng)地義，理當存在。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容忍各種差異的安全世界。只要不威脅世界和平，美國可以是地地道道的美利堅合眾國，法國、日本也同樣如此。如果一個學者自己并不認為差異是懸在人類頭上的可怕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么，在他眼里，企圖以外部壓力來抑制這類人生態(tài)度的成長都是極其荒謬的。當然，他們也無須擔心堅守在這一立場，世界就會僵死不變。鼓勵文化上的差異，并不意味著使這個世界靜止。英國在伊麗莎白時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時代及維多利亞時代，隨著時代的變遷，英國并未喪失其英國本色，英國人依然是英國人。正因為有統(tǒng)一的英國民族特性的存在，因而英國能夠適應不同的時代，承認不同的標準和民族氣質(zhì)的存在。
對民族差異要作系統(tǒng)的研究，除了要有堅強的意志外，還要有一種大度的氣量。只有對自己的信仰堅守不移，才會有不同尋常的氣度。只有這樣，宗教比較研究才能蓬勃發(fā)展。他們或許是耶穌教徒，或許是阿拉伯學者，甚至是不信教的人，但絕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是如此，當人們固執(zhí)地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的生存之道，并戰(zhàn)戰(zhàn)兢兢給予過分的保護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就不能有所進展。這種人絕不會明白，獲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識會使得自己對自身的文化更加熱愛。固步自封，閉門造車，只會把自己置身于愉快和豐富的體驗之外。他們保守自封，以至別無選擇，只能強求別的民族采納他們的特殊方式。作為美國人，我們會強求所有的民族接受我們所喜愛的信條。但是，其他民族往往會難以忍受這種強加于他們的生活方式。這就好比我們學不會像某些東非土著人那樣以金雞獨立式站著休息，也無法學會用十二進位制來代替十進位制進行計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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