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救濟”行為來應對。如搶購、逃亡、回避等消極應付和集體散步、主動上訪等極端方式逼政府表態(tài)。2009年7月發(fā)生在河南開封杞縣的“杞人憂鈷”萬人大逃亡事件。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期間的我國“搶鹽”風潮都屬于此類。2.信息失真激化群體情緒。許多涉政公共事件與參與者無任何直接利益關聯(lián)，最后卻能把大家都卷進來，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許多地方政府公布的信息失真，有些甚至缺乏基本常識，純粹是欺騙和愚弄民眾�，F(xiàn)階段地方政府及其官員之所以公信力不足、威信弱化、凝聚力不夠，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及其官員本身缺乏誠信，說一套做一套，那些所謂的“公開”，也純粹是做做形式、走走過場，應付上級檢查和群眾期盼的，真正的、真實的情況絕不是“公開”信息所能解釋的。例如國務院要求財政公布預算與“三公”消費，在我國現(xiàn)行制度下，預算純粹是個形式，真正的問題在預算外，如果能將每年的預算與決算一同公布并解釋說明決算與預算差距的原因與細節(jié)，那樣的公開才有真正效果。
　　“三公”消費更是霧里看花，任何單位、層級都不可能老老實實、原原本本公開“三公”消費情況，就像大多數(shù)干部不愿老老實實公布個人和家庭財產(chǎn)一樣，這也是2010年3月四川巴中市白廟鄉(xiāng)定期公示開支經(jīng)費，“全裸”之后，上級領導都“不敢”去該鄉(xiāng)，使該鄉(xiāng)工作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
　　3.信息的放任帶來群體性恐慌或抗爭。前文說過，面對類似涉政公共事件這樣的突發(fā)事件，社會公眾有強烈的信息需求，各類媒體在事件的報道中對信息的傳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涉政公共事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新聞媒體的報道就有個議題管理和信息選擇問題，如果選擇不當，信息的發(fā)布量越大，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不僅不能安撫民眾，而且可能形成緊張恐懼感。例如2003年非典期間，前期是集體失語，聽任謠言、傳言傳播，當全國各地搶購風起云涌的時候，主流媒體幾乎沒有聲音。然后是失真，明明非典疫情非常嚴重，我們卻判斷為“不嚴重”、“很安全”，讓社會群眾感覺不可信。到2003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因為非典疫情處置不力而免去衛(wèi)生部、北京市主要領導以后，各大媒體才開始全方位、多角度的報道，然而，這期間的報道與前期失語相比，又走向失控的境地，原本人們就對非典談之色變，媒體的責任、主要任務應該是安定情緒，告訴社會公眾非典可治、可控，國家有信心戰(zhàn)勝這一新出現(xiàn)的疾病疫情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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