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講了增長的原因和增長的動力，當一個國家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1000-3000美元的時候，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的重要轉型期，也是一個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經歷這個發(fā)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qū)，比如像日本、韓國、我們的臺灣省以及歐洲的后起之秀，如芬蘭、愛爾蘭等，它們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轉型，所以經濟就持續(xù)增長，人均生產總值增長到上萬美元，甚至于到幾萬美元。但是，也有一些國家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經都達到1000多美元，比如墨西哥、巴西、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起飛較早，但是人均生產總值始終在兩三千美元，就上不去。這里我們有一組數據，比如說韓國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用了八年時間，巴西也不慢，它從1976年的1000美元到1985年用了九年時間就增加到了3000美元。但是，之后巴西就始終在3000美元上下振蕩，2002年的數據是2603美元。而韓國超過一萬美元，盡管韓幣還貶值，如果沒有亞洲金融風暴，韓國可能要接近兩萬美元。這就充分說明了自主開發(fā)型經濟和依附型經濟的不同。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韓國在1962年的時候人均GDP只有82美元，低于我們困難時期的水平，因為我們當時還有一個工業(yè)的骨架，還有兩千多萬噸的鋼產量，還有個解放牌汽車，還有從清朝末年就搞的江南造船廠這樣近現代的工業(yè)，當時韓國什么都沒有。但是30年以后，到90年代，韓國人均GDP就上來了，按照當時匯率，它曾經達到過14000美元，原因就是韓國選擇了一條自主創(chuàng)新的路線，擁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同樣，巴西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實現了人均1000美元，但是40年之間，巴西的人均GDP一直徘徊在1000-2000美元之間，當然這里也有拉美金融危機的問題。拉美國家的經濟為什么徘徊，原因就在于跨國公司始終占領著它們的高端產品市場，同時壟斷這些國家的銀行和金融市場，所以它們失去了宏觀調控的主動權，金融上沒有宏觀調控主動權，技術上被別人控制。我經常講，我們要警惕。德國的大眾在一汽搞了奧迪，在上海搞了桑塔納已經20年了，但它們并沒有轉讓技術。我們說以市場換技術，一開始并沒有換到。其實前車之鑒就是巴西，巴西跟大眾合資40年了，現在還生產大眾汽車，沒有自己的品牌。韓國比中國汽車工業(yè)早起步大概10年，它也是和美國通用、美國福特公司搞了兩個合資企業(yè)，但合資期限只有10年。10年以內從廠長到工人，下定決心10年內要把汽車造會，韓國人就說“我身不二土”，我這個身體就是在我韓國土地上。10年以后就和美國談判，要買回這個股權，我不是想剝奪你，是向你買回來。美國人就笑了，我這個資產已經增值六倍了，你愿意買嗎？買！韓國人就把它買下來，成立了現代和大宇汽車公司。美國人說“我們走以后，你肯定是生產不了汽車”。但是很有意思，對美國極大諷刺的就是10年之后，也就是1987、1988年，韓國生產的汽車開始返銷到美國去。韓國學會了造車，而且自己還能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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