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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紅群著的《國民政府縣財政與鄉(xiāng)村社會(1927 -1937)》試圖從縣財政的角度重新建構1927—1937年農村社會經濟圖景，擺脫過去常用階級財政的觀點去批判縣財政對農村社會的搜括和壓榨，而去正視縣財政的公共職能�？h財政為縣政建設提供資金，為農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符合國民政府復興農村的政策目標，也符合公共財政的一般定義。
　　當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我們不宜以一般性的西方財政理論來處處要求民國縣財政。民國縣財政面臨著一個復雜而嚴峻的現(xiàn)實背景：其一，西方公共財政的基礎是成熟的市場經濟，但是南京十年的縣財政正處于一個市場動蕩和不均衡發(fā)展時期，農村的長期衰退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農村經濟困境給予縣財政以重擊。其二，轉型中國的兩大趨向：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這使得“三農”資源單向度地持續(xù)地流向城市和工業(yè)，“兩化”給縣財政和農村社會帶來巨大的壓力。其三，縣財政本身在發(fā)育和轉型之中，在中央、省、縣三級財政體制中，縣財政最無助而壓力又最大，財權與事權極不平衡�？梢哉f，縣財政面臨三座大山，先天不足，后天又營養(yǎng)不良。
　　在困境中興起的縣財政能否救農村經濟，又如何改變農村社會，這幾乎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問題。當革命形勢在農村蔓延，我們自然地認為縣財政給農村帶來了殘酷的壓迫性，對于這樣的觀點需要歷史的理性的甄別。
　　沒有證據(jù)表明縣財政是國民黨政府壓榨農村的工具，相反，縣財政的公共化變革為縣政、為農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奠定了基礎�？h財政的政治基石是源自孫中山的縣自治理論，盡管在實踐中有所背離；財政分權體制為縣財政提供了一定的發(fā)展空間；縣預決算的推行、財務體制的改革為縣財政擺脫傳統(tǒng)的 “家計財政”，轉向“公共財政”做出了實質性的成效。土地稅負雖然沉重，但農民負擔應放置在更大的范圍內去考察。與其說農民負擔重，不如說農民收入過低，以至于農民稅負占農民收入比重過高。
　　無論東部的江浙，還是中部的兩湖地區(qū)，縣財政為農村教育、治安、經濟建設、救濟事業(yè)提供經費支撐，初步建立了一個通過公共稅收支持農村公共事業(yè)的制度框架和運作平臺。農村社會經濟雖然還很落后，但也有了能夠立足生根并且逐步擴大的變革開端。
　　由于各縣經濟狀況各異，縣財政欠增長持續(xù)存在，農村公共事業(yè)效益的顯現(xiàn)各有不同，或隱或顯。但至少表明，國家通過縣財政的資源配置功能，有意識地救濟農村經濟，導引農村的復興工作。
　　國民政府的縣財政存在嚴重的不足：一是在效率與公平方面，出現(xiàn)“農村公共財政陷阱”。所謂“農村公共財政陷阱”，簡單的來說，就是在城市化與工業(yè)化前景下，發(fā)生農村公共財政職能的扭曲。維護公共財政職能的正道，在于建立現(xiàn)代的稅收制度和財政收支系統(tǒng)，并促進經濟發(fā)展以鞏固和擴大財政基礎，實現(xiàn)良性循環(huán)。近代以來，中國財政實現(xiàn)“量入為出 ”向“量出為人”原則的轉變，所以特別要強調財政支出的“效率與公平”原則，財政職能的實現(xiàn)究竟會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必須同時考慮效率與公平兩個方面。但是，在這兩個基本原則上，農村公共財政職能扭曲，其表現(xiàn)為“吃飯財政”與城鄉(xiāng)財政配置失衡。二是在民主化方面存在不足，民主監(jiān)督與法制化不夠。公共財政是民主財政和法制財政，但是民國時期農村社會的現(xiàn)實決定了民主財政和法治財政不可能很快建立起來。農村、農民、農業(yè)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十分不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