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素稱絲綢之國。自古以來，中國人通過海上和陸路，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建立了聯(lián)系，開展經(jīng)濟、貿易、文化等領域的交往與合作。提起絲綢之路，人們自然會想起張騫通西域后，那條自長安經(jīng)河西走廊、今新疆、伊朗和兩河流域直抵歐洲的東西貿易通道。如說到海上絲綢之路，聽起來可能有些陌生，卻又似曾相識。但玉米、白薯等，就是經(jīng)海上絲綢之路從國外引進來的品種。在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曾經(jīng)是東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它是一條溝通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通道。
    海上絲綢之路東起中國的廣州、泉州、揚州等沿海港口，途經(jīng)東南亞，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天竺，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達大食。這條重要通道的開辟，不是一朝一代之功。它始于秦漢，之后隨著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不斷提高，中國與西方的海上貿易也日益繁榮，逐漸開辟出一條與西方進行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記載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記載了中國同世界其他國家的友好往來，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是連接我國與亞非各國的紐帶，這是一條友好之路、文明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為世界文明的交流和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它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今天世界各國人民依然懷念它，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也非常重視，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發(fā)起了海上絲綢之路考察活動。
    （一）絲綢之路及其由陸路向海上的轉移
    中國文明與歐、亞、非三大洲的古代文明很早就開始接觸，相互影響，相互交流，但這些古文明之間的交往路線一直沒有概括性的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絲綢之路”這一名稱。他對絲綢之路的經(jīng)典定義是：“從公元前114年到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边@個名稱很快得到東西方眾多學者的認同。他之所以把絲綢之路的開通定在西漢使者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之后，是因為張騫說他訪問中亞諸國時“其地皆無漆絲”，所以他特別強調張騫通西域的重要性。1910年，德國史學家赫爾曼從文獻角度重新考慮絲綢之路的概念，并在他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提道：“我們應該把這個名稱的含義延伸到通往遙遠西方的敘利亞的道路上。”他把絲綢之路的西端定在敘利亞，則是因為張騫通西域不久，中國絲綢就沿絲綢之路運到了羅馬帝國境內。因此，赫爾曼提出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不限于中國與中亞和印度之間，還存在于中國與羅馬之間。
    通過對絲綢之路的不斷研究，大量的考古發(fā)現(xiàn)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今天，我們對絲綢之路的認識要比李希霍芬時代深入得多，《中國大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絲綢之路”的：“中國古代經(jīng)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和絲織品多經(jīng)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猶如一條彩帶，將古代亞洲、歐洲、非洲的古文明聯(lián)系在了一起，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在綿延的絲綢之路古道上，遺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跡，它傳達給人們的卻是超越國界和民族差異的精神共鳴。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陸路的絲綢之路逐漸衰落，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逐漸開始顯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19世紀一位德國學者在《中國親程旅行記》中，描寫了中國經(jīng)西域到希臘、羅馬的交通路線，首次在一張地圖中提到了“海上絲綢之路”。其后法國漢學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體提到：“絲路有陸、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由此得出“海上絲綢之路”之名。與陸上絲綢之路一樣，海上絲綢之路也是中外貿易通道，但后者自秦漢形成一直沿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在這兩干多年的中外貿易歷史中，中國的主要輸出品有時是絲綢，有時是瓷器或其他商品；而外國的貿易商品更是五花八門，因此有的學者也稱之為瓷器之路或皮貨之路、絲香之路等等。既然絲綢之路的稱謂已約定俗成，也就稱海上絲綢之路。在隋唐以前，海上絲綢之路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到隋唐時期，由于西域戰(zhàn)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zhàn)爭所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到唐宋代，伴隨著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fā)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及至非洲大陸的航路紛紛開通與延伸，海上絲綢之路終于替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陸上絲綢之路到了唐朝中后期就開始衰落，除了因為唐朝中期“安史之亂”的影響外，還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致命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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