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以這句話開頭：“我們這一輩，和共和國同年歲�！鄙�于1955年的人，伴隨著共和國的童年長大成人。
　　在我們因為久遠而變得模糊的記憶里，還能依稀聽到家中長輩用緊張的語調談論某某被打成右派（盡管我們根本不知道右派為何物），還能隱隱地嘗到在饑荒年代吃到嘴里的味道怪異的食物（盡管到現(xiàn)在也未必清楚那些食物究竟是什么）。當今天的初中生還是父母羽翼下的孩子，同齡的我們已經(jīng)拿起鋤頭，開動機床，穿上軍裝，在十年“文革”中磕磕絆絆地從11歲的少年變?yōu)?1歲的青年。特定的成長經(jīng)歷，塑造了我們的性格、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因而也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學術生涯。我們懂得了真理和荒唐只有半步之隔，我們看到了人性中所具備的宗教式狂熱，我們學會了對權威的可信性給以冷靜的懷疑，我們失去了對時髦思想的單純的虔誠。我們不得不獨立思考，我們只能選擇堅韌和堅持。當這樣的思維和性格特質被應用于一個遠非成熟的學術領域（比如語言學），注定會產(chǎn)生一批富有特色的學者。這本集子的13位作者就來自這樣的群體。
　　毋庸諱言，我們這一代的中國語言學家中只有佼佼者而沒有大師。為什么當代中國不能產(chǎn)生大師？這是一個著名的問題，曾經(jīng)并將繼續(xù)引發(fā)諸多的解釋。為什么當代中國不能產(chǎn)生語言學大師？其部分答案或許已經(jīng)隱含在這部集子之中。
　　任何以足夠的理性觀察語言的人，都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紛紜的表象之下必定存在著某些普遍性規(guī)則。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語言學開始把注意力放在發(fā)現(xiàn)這些規(guī)則上面，取得了初步的卻也是令人充滿希望的成果。但是，語言本身涉及太多的方面，因而也呈現(xiàn)出大量的不確定性。往往，雖然相當數(shù)量的語言材料已然指向某個一般規(guī)律的存在，語言學界仍舊沒有足夠的知識積累來為其提供一個精確的界定，各種不同的觀點和定義由此而生。
　　在感到迷路的時候，人類的天性傾向于期待和依賴敢于站出來領路的人。畢竟，我們從生物演化的坎坷險峻中一路走來，知道跟隨強者和智者可以增加生存的概率、成為主流群體的一員有望以更小的代價獲得更多的資源。這份天性，跟學術界至少在理論上所推崇的獨立思考和質疑權威風尚形成對立。每一個從事語言研究的學者，都在這樣的對立中有意或無意地、本能或理智地選定自己的平衡點。我們這一代大陸背景下的語言學家們，因為前面提到的成長環(huán)境，更傾向于把自己的平衡點向后一方靠攏。然而，這個選擇是要付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