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終將水落石出

　　不能因為一個人做出了錯誤的推理，就稱其為一個流氓、無賴和謊言家。

　　———大衛(wèi)·休謨

　　盧梭不是一個邪惡之人；他命運乖張、性情陰郁、高度敏感，他就是這么一個奇怪的復合體；最重要的是，他身上具有一種特質，正是這種特質將盧梭與其同時代人割裂開來，并在他們之間形成一道巨大的鴻溝，盧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代人。

　　———利頓·斯特拉奇

　　在獻給“我們最杰出、永遠令人難以忘懷的朋友”的長篇頌詞的結尾，亞當·斯密將大衛(wèi)·休謨標為“人類的脆弱天性所能企及的最明智、最具德操之人的典范”。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與讓雅克·盧梭的爭吵中，為什么休謨的所作所為與其一貫的品性如此大相徑庭呢？

　　想要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從巴黎說起。在巴黎這個大舞臺上，休謨曾獲得過巨大的成功。在巴黎，休謨可謂萬人景仰，哲人們尊崇他，沙龍貴婦們榮寵他。在接連經歷了官場失意、不溫不火的成功和徹底的失望之后，是法國接納并厚遇了休謨，這不僅僅因為其著述，而且還因為其人品。在那里，他是“好人大衛(wèi)”，正派、誠實、善良、正直、穎慧。在這種情況下，當那位對其懷有無限崇敬之情的巴芙勒夫人懇請他拯救深受迫害、處境悲慘的盧梭時，“好人大衛(wèi)”怎么能讓她失望呢？休謨早期寫給盧梭的那些華美的信函，與休謨平素樸實無華、直抒胸臆的文風相去甚遠：休謨實際上是透過別人的眼光來審視自己（這或許就是盧梭所說的自尊心）。

　　但是，作為一個既沒有家累也少有義務的單身漢，休謨既沒有意愿也從沒有考慮過要將盧梭護送至安全之地。如果當初不是由休謨將盧梭護送至英格蘭———正如休謨所打算的那樣，這位蘇格蘭人或許根本就不會露面，就像當初巴芙勒夫人參訪英國時那樣。如果沒有當初誠摯相邀的熱心人，也就沒有后來形影不離的流亡者了。實際上，休謨所要照顧的不僅僅是麻煩不斷的盧梭，他必須承擔起照顧包括勒·瓦瑟和“蘇丹”在內的整個家庭的責任。他現在已經從聲名遐邇的休謨先生，搖身一變?yōu)橥瑯勇暶�遐邇的盧梭的“護花使者”。不僅如此，在他們即將前往的城市（倫敦），休謨總是郁郁不得志，從沒得到其本應得到的東西。

　　有證據表明，休謨早就對盧梭心生輕蔑。畢竟，他很可能就是普魯士國王之信中那個關鍵玩笑話的作者，甚至在盧梭離開伍頓之前，他已經對盧梭的性格進行了尖刻的剖析。如果再考慮休謨認為盧梭的性格、盧梭所公開宣示的對于孤獨的向往、盧梭原始的生存方式、盧梭的“病”、盧梭的“美德”全都是矯揉造作，那么，我們便不難看到，所有這一切所揭示出來的不僅僅是休謨對于盧梭的敵意。這或許解釋了休謨何以要調查盧梭的經濟狀況、何以要將一個單純的感性之人揭露為一個騙子。當休謨敦促巴芙勒夫人趕緊與盧梭的銀行家聯系時，其動機已表露無遺：“即便調查的結果對他不利———這是不太可能的，我也只會將它視為盧梭的另一個缺點罷了，我不會僅僅因為這一件事情就改變我對盧梭的良好看法�！�

　　而這也就是為什么所有看過盧梭那封信的人都覺得盧梭只是想延宕一些時日才接受“年金”，而唯有休謨認為盧梭是在拒絕“年金”，并在此基礎上急不可耐地告訴其朋友盧梭是何等地不可理喻、值得譴責和放縱的原因。

　　他譴責盧梭的過度敏感。對于那些曾經幫助過他的人，盧梭表現出來一種自以為是的不屑和冷漠。對于休謨而言，盧梭的這些行為無疑已將其真實本性暴露無遺。

　　我們不難想象休謨打開盧梭那封來信時的心情。他原本以為盧梭會對他的不懈努力禮表敬意，但不期想，他所收到的只是盧梭的一紙指摘，盡管他曾為年金一事整日里為盧梭奔走呼告。而且，這再度證明他那幫法國朋友是正確的�，F在，休謨與盧梭之間這場愚不可及的爭吵已經鬧得人盡皆知。最糟糕的是，盧梭很可能會在“回憶錄”中重申其對休謨的這些指責，再經過其生花妙筆的渲染，估計絕大多數讀者都會信以為真。盧梭所做過的壞事還不僅止于此。休謨一直在尋找盧梭是個騙子的證據。而突然間，這個懷疑對象居然質疑起休謨的品行。于是，這個蘇格蘭人便發(fā)瘋似地在盧梭控告信的頁邊空白處寫下了三個詞：謊言、謊言、謊言。從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休謨又怒又懼的復雜心緒。

　　正是休謨和盧梭在思想品性上的歧異最終導致了他們的分道揚鑣。盧梭先是構想出一個大膽的結論，然后再用具體的細節(jié)來支撐這個結論。而休謨則反其道而行之———他總是先從具體的事實入手，然后再用這些事實來建構自己的結論。因此，在沒有找到任何確鑿的證據之前，盧梭已經做出了這樣一種想象：他身陷一個專門針對他的致命的彌天大陰謀。而休謨則恰恰相反，他直接訴諸證據。通過詳細審查每一個證據，休謨不僅讓盧梭所有的攻擊都不攻自破，而且使公眾相信：他們有更多的理由不相信盧梭。盧梭對于直覺想象的依賴不僅讓其昔日的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還觸怒了他。

　　所有這些都在某些程度上解釋了休謨何以會在看到盧梭的這些指控時如此勃然大怒，解釋了休謨何以會做出如此瘋狂的努力，為了降低盧梭那如椽巨筆所可能造成的傷害，因為休謨從來就沒有低估過盧梭的天賦。但休謨對盧梭所作出的一系列反擊之殘酷，嚴重地危及到其在巴黎的名聲，甚至猶過于盧梭的指摘：事實上，在尋求報復的過程中，休謨已經與盧梭互換了角色，也即他已由一個受害者轉變?yōu)橐粋�施害者。不僅如此，休謨還以其行動向世人表明：他對于沙龍禮儀的了解是何其淺陋！盡管他一直被尊為巴黎沙龍的座上賓。也許他還未曾有機會去研習掛在巴芙勒夫人臥房里的“生活儀軌”。

　　而更讓人深感困惑的是休謨一貫的虛假———他的虛偽不實、他的遮遮掩掩、他的狡黠詭詐。

　　對于普魯士國王書信一事，他明明知悉內情，卻謊稱不知，并向盧梭隱瞞了其真正的作者，而待一切都真相大白時，他又轉而告訴盧梭：沃波爾原本并未打算將這封信公之于眾；他還故意不將艾斯皮奈夫人以及后來的達朗貝爾寫給盧梭的信轉交給他；他極力夸大自己在為盧梭贏得“年金”一事上所起到的作用�？赡茉诒R梭看來，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所謂的反對他的“陰謀”。

　　返程郵車一事就頗具啟發(fā)性或頗能說明問題。在敘及這件事情時，傳記作家們往往避而不談盧梭的恥辱感———被當做一個靠施舍為生的乞討者，而是徑直將其視為生性敏感的日內瓦人一種典型的反應過度。在那時，想必仁善的達文波特定會對盧梭的過激反應大吃一驚。當然，達文波特之所以要撒謊，也是出于最純正的動機，因為它既可以給窮困潦倒的盧梭以切實的幫助，又可以顧及到盧梭的面子。

　　休謨不太可能對達文波特的這種做法細加思量，認真考究起來，休謨似乎對“欺騙”持一種工具主義的觀點。但對于盧梭來說，休謨的這種態(tài)度是令人反感的。盡管盧梭的言論多有癥牾之處，但對于欺騙，盧梭卻有一種本能的厭惡。對于盧梭而言，善意的謊言也是謊言，撒謊的行為既是對受騙者的一種輕賤，也是對說謊者的一種敗壞。在盧梭看來，在返程郵車一事上，休謨即便不是那個謊言的始作俑者，他也知悉內情，這就使其成為達文波特的同謀；休謨關于什么才是其客人（指盧梭）最佳利益的個人判斷則顯示出了他的倨傲自大和自以為是。

　　在《一個獨孤散步者的遐想》的“散步四”中，盧梭坦言，他有時會出于害羞或尷尬而撒謊，但“那種我們稱之為善意的謊言的謊言仍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因為為了自己的好處或別人的好處而行欺瞞之事，與為了損害別人的利益而行欺瞞之事一樣不義”。盧梭一直將他自己看視為真理的布道者。對盧梭而言，世間萬物唯真理為要，在盧梭那里，“對謊言的恐懼要超過對其他任何事物的恐懼”。

　　休謨的謊言還不止于此。在返程郵車一事暫告平息之后，在盧梭揭穿了這一“陰謀”之后，休謨不斷地向其支持者們提供各種誤導性信息：例如，他聲稱盧梭曾稱其為大腹便便的黝黑男人；他公開宣稱其有證據表明盧梭為了算計他已密謀了兩個月之久，盡管他從未能提供這些證據；他聲稱盧梭從未流露出對其不信任的任何跡象———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如果我們認可盧梭曾在“儷人街”提及“背信棄義之徒”這個詞的話。休謨還聲稱：康威將軍和赫特福德伯爵都建議他將此事公之于眾，而他的法國朋友更是“強行要求”他將《說明》付梓；而在將沃波爾的書信編入法語版《說明》的過程中，休謨更是對沃波爾進行了欺瞞；另外，休謨還錯誤地將達文波特描述為不喜歡勒·瓦瑟，但事實卻并非如此。熟知內情的旁觀者至少可以從中找出不下20個謊言，這還不包括休謨所玩弄的一些小修辭伎倆。不過最讓人感到困惑不解的卻是休謨對巴芙勒夫人的欺騙，休謨不僅在盧梭一事上欺騙她，而且還在個人問題上欺騙她（譬如其重返巴黎的計劃），盡管巴芙勒夫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值得他坦誠相待之人。

　　縱觀休謨和盧梭的整個爭斗過程，我們不難從中得出這樣的教益：盡管理智健全之人不可能讓瘋子變得理智健全，但瘋子卻可以讓理智健全之人變得瘋狂。由于處于一時的瘋狂、暴怒和恐慌之下，休謨從未能真正理解盧梭抱怨的真正根由，即盡管就實踐層面而言，休謨履行了一個朋友的義務，但就精神層面而言，他根本就沒有做到這一點。而盧梭則希望其朋友能與他敞開心扉、坦誠相待，并且是出于純粹的愛。友情需要一種特殊的理解力。盧梭曾提醒埃皮奈夫人（犕犿犲犱�稹�狆犻狀犪狔）道：“我的言語罕有慣常的意義，因為我總是在用心與您交流，有一天您也許會發(fā)現，我的語言與發(fā)自別人內心的語言是不同的�！�

　　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對于“友誼”，亞里士多德這樣分析道：“對于一個朋友的正義與對待一個陌生人的正義是不同的�！睂Υ�，盧梭有著一種極為透徹的理解。友誼意味著心靈交契，意味著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溫暖。作為朋友，我們總希望對方能獲得幸福、成功，總希望能與他結伴同行，并以實際行動來促成這種愿景的實現。不僅如此，友誼的結成和維系需要時間。盧梭曾于1758年告誡年輕的弗朗索瓦·康德特（犉狉犪狀�s狅犻狊犆狅犻狀犱犲狋）：不要指望在短時間內收獲友誼的果實。友誼“是一種成熟得很慢的東西，它必須要經過經年累月的涵育，故而，真正的朋友是那些早在使用‘朋友’這個詞之前就已經是朋友之人”。

　　盧梭對“蘇丹”的溺愛也讓休謨感到不可思議，“他對那個動物的溺愛已超乎人們的想象”。但盧梭與“蘇丹”的關系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盧梭與其同伴之間的關系。對盧梭而言，唯有彼此獨立的平等之人才能收獲真正的友誼。真正的朋友應該彼此心靈相契，但不應當限制對方的自由。當鮑斯威爾前往莫蒂埃膜拜盧梭時，盧梭堅稱：從對待貓的態(tài)度上就可以判定一個人的人品。那些生性專橫暴虐之人是“不會喜歡貓的，因為貓生性自由、絕不愿委身為奴”。同樣，人與狗的關系絕不應該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對于“蘇丹”的前任，盧梭曾這樣寫道：“我的狗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奴隸：我們總是具有相同的意愿，但這并不是因為它聽命于我�！敝劣凇疤K丹”，盡管它總是給盧梭帶來無盡的麻煩，但它永遠不會�；�頭、假惺惺、矯揉造作或盛氣凌人�！疤K丹”也不會背信棄義。

　　當看到盧梭與其郁郁寡歡的鄰居伯納德·格倫維爾交談時，當看到盧梭在多佛溪谷采集植物標本時，人們或許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異樣。但殊不知還有另一只狗如影隨形地尾追其后，并不停地提醒盧梭要謹防別人的陰謀和背叛，其吠叫聲一直在寂寥的伍頓莊園上空回響。盡管敵人的存在并不只是盧梭不著邊際的臆想，但確實不存在陰謀。所謂的“陰謀”無非只是盧梭“受迫害妄想癥”的產物。但盧梭為什么要將休謨鎖定為整個“陰謀”的幕后黑手呢？

　　這或許只是因為休謨無法滿足盧梭對于友誼的期許。作為真理的信徒和人類動機和人類品性的精明觀察者，盧梭同樣可以在其恩主休謨身上發(fā)現一些讓他深惡痛絕的性格缺陷，諸如對真理缺乏熱忱，對別人不夠尊重。

　　尤為重要的是，盧梭或許憑直覺已感覺到：休謨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而這也解釋了在“儷人街”他們共同度過的最后一個晚上，盧梭為什么會將休謨稱為“背信棄義之徒”。休謨不是陰謀家。但是，正是因為意識到了自己的清白無辜，休謨才不惜大動干戈，對盧梭發(fā)起了一輪又一輪咄咄逼人的反擊（甚至最后堅稱盧梭需要一個監(jiān)護人），而這也最終導致了盧梭的精神崩潰和凄涼晚景，對此，休謨肯定難辭其咎。以此觀之，一點也不奇怪的是：一俟這件事成為過眼云煙，休謨就不遺余力地將它從其個人歷史中抹去。盡管它占用了休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盡管它展示了休謨的仁善，但在《我的自傳》中，對于與像讓雅克·盧梭這樣一位顯赫人物的交往，休謨竟然只字未提。

　　“好人大衛(wèi)”的形象一直經久不衰。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對盧梭的慷慨相助將休謨的這一形象置于危殆之境。正是“好人大衛(wèi)”試圖捍衛(wèi)自己的清譽這一點幾乎葬送了他的清譽。

　　通過運用其嚴苛的推理，休謨曾向世人揭明：啟蒙運動對理性所做的那些夸贊實屬言過其實。故而，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面對盧梭——— 一位感性之人———的攻擊，休謨所作出的反應實在有失法度。1776年夏，當休謨拋棄其終生守持的中庸之道時，他似乎意在向我們表明：理性確實是激情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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