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從一種有趣的假設開始。你們知道，在19世紀和20世紀，人們熱衷于把社會分成兩種，其劃分標準就是社會處理死亡的方式。由此可分為火葬型社會和埋葬型社會1。我在想是否能試著這樣劃分社會——不是依據社會對尸體的處置方式，而是依據社會為其想要擺脫的人安排的命運來劃分，其方法是社會控制試圖躲避權力的人，控制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僭越、打破、逃避法律手寫稿:“規(guī)則”。的人。

　　列維斯特勞斯（Lévi�睸trauss）在《憂郁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中有一段話，為了擺脫一個帶有可怕敵對力量的危險人物，社會最終只能找到兩種解決辦法2：一種在于通過中和一切可能的危險、敵對的力量來同化其實體；這種是食人（anthropophagique）的方式，吸收這種力量同時能夠將其同化與中和。手寫稿添加：“即吃掉它”。另一種方式在于通過使其自身可能帶有的力量失去作用，來試圖戰(zhàn)勝這種力量的敵對行為；這是與先前一種相反的解決方式，4所以，這里不是同化其力量，而是抵消，抵消的不是敵意，而是戰(zhàn)勝這種力量并確保將其控制住�！巴ㄟ^把這些危險人物暫時或永久地隔離在預留的場所中的方式3，把他們驅逐出社會，切斷他們與人類的聯(lián)系�！边@種社會排斥行為，被列維斯特勞斯稱為“人類學吐出”（l�餫nthropémie，希臘語emein，意味噴出，吐出）4：掌控我們社會中的危險力量，不是將其同化，而是使其被排除。手寫稿添加：“我們的社會屬于第二種模式，驅除瘋癲或犯罪這些危險的力量。通過死亡、流放或拘禁的方式將其驅逐�！�

　　我不想探討這種假設，它本身就是滑稽的。當涉及對食人肉或替罪羊的習俗等事情的辨別或分析時5，一個這樣相反的想法很可能會產生描述性的價值。但是如果出于眾多原因，想要進行歷史類型的分析，我不認為它會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社會排斥的概念在我看來太過寬泛，特別是人工拼湊太明顯。我自己來闡述更好，我已經在使用這個概念，甚至很有可能已經濫用了。6事實上在一個如同我們所處的社會中，社會排斥這個詞用于描繪或指明一些人的地位，廣義上包括罪犯，民族、宗教、性別上的少部分人，精神病人，脫離生產或消費流通的個人，總而言之，涵蓋一切被認為是異常的或偏常的人。我不認為社會排斥這個概念是無用的，在某一特定時段，它可以起到批判的作用，當轉向到心理學、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概念時，它曾在人類科學中的如偏常、不適應、異常等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心理學內容隱藏著一個精密的作用：對社會為排斥某一部分個人而采用的技術、程序和機關加以粉飾，然后給這部分人冠以異�；蚱�常的名號。在此范圍內，與偏�；虿贿m應的社會心理學概念相比，5社會排斥概念的顛倒批判功能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看來，如果想要進一步分析，這個概念是不夠的，事實上，社會排斥的概念為我們提供的是社會表象（représentation sociale）范圍以外的個人手寫稿：“一些個人（或團體）［……］”。地位。被排斥的人是在社會表象范圍內才會表現(xiàn)如此：在表象體系層面上，他不再與其他人進行交流，正因如此，他表現(xiàn)出了偏常。所以我認為社會排斥的概念停留在表象范圍內，并且不考慮——因此不能考慮——也不分析確切制造出社會排斥的權力指定的［斗爭的、］關系和活動。社會排斥是一些權力戰(zhàn)略、策略的普遍代表效應，這是社會排斥這一概念本身所不能達到的。除此以外，一般來說，這個概念讓社會承擔著排斥機制的責任。換句話說，我們不但缺少歷史、政治、權力機制，而且排斥的決策機構很有可能會被誘導犯錯，因為社會排斥［看起來］會參考某些東西，例如一個社會共識所排斥的，然而在這背后可能有一些權力指定的特殊的決策機構，它們是能夠被確定的，因此是它們來對社會排斥機構負責。

　　我不能贊同列維斯特勞斯的第二個理由如下：實際上，他將兩種完全相反的方法對立起來，一種是排斥，一種是同化。我思忖著他是否曾是食人概念下的消化的隱喻（métaphore digestive）受害者，因為當我們近距離觀察這些社會排斥的程序是怎樣進行的時候，我們注意到它們與同化的方法完全不是對立的。除了普遍以驅逐為特點以外，沒有一種流放和監(jiān)禁手寫稿添加“或者處死”。不會涉及強制、約束、驅逐的權力。

　　由此，精神病院是對瘋癲的人采用驅逐制度的場所；與此同時，通過同樣的驅逐規(guī)則，它是合理性構成和重新構成手寫稿添加“永久的”。的發(fā)源地，6這種合理性是在精神病院內部的權力關系范圍內被專制地創(chuàng)立起來的，它將被吸收到精神病院的外部，以關于瘋癲知識的科學話語（discours）的形式在外面流傳，其中的合理實現(xiàn)條件確切來說就是醫(yī)院。手寫稿：“在監(jiān)禁中占優(yōu)勢的（理智—瘋癲）權力關系移動、轉向——在監(jiān)禁外部——如同一個客體的關系：在此精神病如同合理知識的客體。從這種關系出發(fā)，不瘋癲可以在瘋癲之上鞏固自身的權力”。在醫(yī)院內部，瘋子是某些權威力量下達決定、命令，進行規(guī)訓的對象。這種權威關系建立在一定的權力之上，這種權力在上一段情節(jié)中是政治的，但是它自我證明合法并宣布是從一些所謂的合理性條件出發(fā)的，而且這種在醫(yī)院中持久應對瘋子的關系，通過醫(yī)生的言論和角色在科學組織和社會中運用的方法，調整成為合理的信息要素，將被再次使用于社會特有的權力關系。監(jiān)控在醫(yī)院內部權力關系方面，將成為醫(yī)生話語中的科學觀察，事實上醫(yī)生一方面在醫(yī)院內部占據著權力的一個位置，另一方面在醫(yī)院外部掌握并擁有發(fā)表科學話語的權利。在醫(yī)院內部權威關系方面，曾經的分級、命令將會被轉換成診斷、預后，以及醫(yī)生用語中疾病的分類；在醫(yī)院外部，這些將會如同一段科學話語的主題一樣被使用。

　　由此，人們看到一段組織整個精神病醫(yī)院命運的政治關系是怎樣轉換為合理性的話語，確切地說是從政治權威開始——從此醫(yī)院的運轉成為可能——并將會得以鞏固。醫(yī)院內部轉移到醫(yī)院外部，并且政治關系顛覆成知識聯(lián)系，二者同時存在。病人在醫(yī)院內部被視為政治權力關系的對象，但是在普遍合理性體系中就變成了知識的客體、科學話語的客體。這一體系因此得以鞏固，因為合理性也不僅獲得知曉自然、人類發(fā)生了什么的權力，7而且獲得了解瘋子發(fā)生了什么的權力。這種轉移和攝食，使我們聯(lián)想到列維斯特勞斯所稱的食人（anthropophagique）：為了鞏固而攝食的過程。手寫稿添加：“但是這種食人，只有在這幾種條件下才會出現(xiàn):轉移分析的條件；不停留在社會排斥的普遍層面上的條件；標明權力的基礎策略�！�

　　同時，本課程側面的連續(xù)目的將會是對社會排斥這一概念的批判，更準確地來說，是它的制定，根據一些這樣的措施：同時既允許將其分解成它的組成要素，又允許找回權力關系，而后者作為社會排斥的基礎，使它的實現(xiàn)成為可能。

　　也許將需要以同樣的方式對一個境況與此相關的概念進行批判：這個概念是違犯7（transgression）。在一個時期，違犯這個概念扮演著可與社會排斥這個概念相提并論的角色。違犯這個概念在能繞過一些如反常、差錯和法律等概念的范圍內，也使一種關鍵的倒置成為可能。它準許否定顛倒成為肯定，肯定顛倒成為否定。它允許命令一切概念不再屬于法律，而是屬于限度。手寫稿添加：“談到違犯，指的并不是從合法到不合法的過渡（禁止超出）：而是指過渡到界限，在界限外面，過渡到無規(guī)則，因此也就無表象�！�

　　但是我相信，社會排斥和違犯的概念現(xiàn)在應該被視為歷史上重要的工具。它們在特定的時期，曾經在司法、政治和道德表象領域內是批判的轉換器；但是這些轉換器仍然聽命于表象普遍體系，而不是被理解的表象。在我看來，關于社會排斥和違犯的分析所做出的指導應該在新的領域里被跟從，那里將不再是法律、規(guī)則、表象的問題，而是權力超越了法律，知識超越了表象。

　　我想解釋一下課程的標題，并談論懲罰這個概念。98如果我曾明確地把這個概念看作是平凡的、天真的、微弱的、不成熟的，只是因為我想把事情帶回到它們的歷史發(fā)展層面上，從所謂的“懲罰的精細策略”的分析開始。我將從幾個區(qū)別開始。在我看來，懲罰的策略10可以被分為四大類型，我將用動詞而不是名詞對其定義。

　　1. 驅逐。在這里，這個詞是按照嚴格意義來使用的，與列維斯特勞斯文中11監(jiān)禁的涵義不同，而是表示放逐、驅逐、使其到外面去。這種懲罰策略，在于禁止某個人出現(xiàn)在集體場所或神圣場合，免除、禁止一切接待。奪去他的房屋、拆除他的家庭實體，例如對于被驅逐的人，燒毀他的房子，甚至——根據沿用至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中世紀法律——對于想要驅逐的對象，點燃其屋頂。手寫稿添加：“以便能成就可見的毀滅：迫使此人去邊境或者把他驅逐到邊境；把他遺棄或丟棄到特殊的船上（某個人失去土地、棲身之所、食物和曾經權力的支持）。”在古希臘手寫稿添加：“以及在古典時期。”12刑罰中，這種策略以一種極為特權的方式被使用。

　　2.

　　2. 安排贖罪，強制賠償。13在這種策略中，規(guī)則被打破，犯罪引發(fā)兩個步驟：一方面，出現(xiàn)某個人或團體，構成受害人，可以根據損害要求賠償；另一方面，過錯產生一些義務，與欠下的債或要求賠償的損害相類似。手寫稿添加：“有時是要停止復仇，有時是要通過贖罪防止戰(zhàn)爭，有時是要通過贖金恢復自由�！边_成協(xié)議的人受到契約的約束手寫稿添加：“除非他逃脫或者犯下新的罪。似乎這種賠償贖罪體系曾在古代的日耳曼社會14占據著主導地位。”。這里有一條不同于先前的策略：9在前面第一種策略中，我們切斷個人的一切聯(lián)系，而他只有通過這些聯(lián)系才能留在權力內部；但在這里，我們把違犯者置于眾多義務網絡的內部，這比他先前所處的傳統(tǒng)網絡更加活躍。

　　3. 標記：制造一個疤痕，在肉體留下一個印記，總而言之，以潛在的或可見的方式削弱人的肉體。倘若不觸及個人的肉體，那么就在他的姓氏上冠以象征性的侮辱，來羞辱他的人格，動搖他的地位。無論如何，在他身上留下某種痕跡——可見的或象征性的、肉體方面的或社會方面的、解剖學意義上的或法律意義上的。犯罪個體也將留下記憶和能夠被認出的標識。在這種體系中，犯罪不再被贖罪、補償、抵消，直到在某種程度上被抹去；相反需要被突出的個人、不允許逃避記憶的個人被固定在一種“紀念碑”上——疤痕、截肢以及某些關于羞愧和恥辱的東西手寫稿添加“疤痕和羞愧”，然后是“截肢和恥辱”。；可能是在示眾柱前被圍觀的面容，也可能是小偷被砍斷的手。肉體應該體現(xiàn)在該懲罰體系中，這反映出兩件事：一個是過錯，應該可見并且立刻能被辨認出痕跡：我知道你是小偷因為你沒有手；另一個是強制懲罰的權力，權力通過刑罰在受刑者肉體上留下統(tǒng)治權的標識。通過疤痕或截肢，不僅使過錯可見，而且統(tǒng)治權也可見。這種標記策略從中世紀末到18世紀在西方國家都占有主導地位。

　　4. 監(jiān)禁。這是我們所使用的策略，運用的時間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我們將談論到最普遍形式監(jiān)禁的政治條件，并了解監(jiān)禁的效應。

　　開篇時的假設是這樣的：把社會或刑罰1510分為排斥類型、贖罪類型、標記類型和監(jiān)禁類型。該第一種研究角度有依據嗎？我承認自己對此還一無所知。不管怎樣，我想就一些異議發(fā)表看法。比如說這一個：關于社會排斥的概念存在一種籠統(tǒng)的、抽象的批判，在某種意義上，認為這是一個在普遍性方面過于高端的概念，在歷史層面沒有可操作性，但這就是我們致力于研究的刑罰策略。總之，無論是標記類型還是監(jiān)禁類型，這些策略都有可能遭到同樣的批評。不管怎樣，這里涉及的是完全抽象的模式，鑒于匯編資料和足夠穩(wěn)定的懲罰。如果遵循歷史進程，我們知道刑罰的字母表是相對有限的、確定的，相比起諸如監(jiān)禁、標記等概念的引入，談論實在的懲罰可能會更加合理，這些刑罰已經在社會實踐中被采用，例如罰金、死刑等。

　　然而我想說明，既是法定的、似乎又是恒定不變的刑罰，在不同的體系中不完全扮演同樣的角色，事實上也不滿足于同樣的權力管理。［首先以］罰金的情況［為例］。在一切刑事體系中，無論社會排斥、標記、監(jiān)禁是否占主導地位，扣取財產是一種不變的刑罰。然而我認為，這種懲罰策略的用途在不同的體系中是迥異的。

　　在社會排斥類型的策略中，什么是沒收財產？這是某種取消居留權或危及居留權、中止政治特權、撤銷附在所有權上的公民權利的方式。這是某種抹除違犯者公民身份的方式。強制他去別處的陽光下找一個自己的位置。不允許他在離開后或去世后留下財產。手寫稿寫下“一幢房子、一些財產、一個姓氏”。罰金策略在社會排斥體系內部起到就地驅逐或間接驅逐的作用。

　　在贖罪策略中，也可看到罰金的影子，但是它起著完全不同的作用；在這里，涉及的是因造成的損害從違犯者那里得到補償，11違犯者交付給受害人一筆贖金手寫稿添加“為了使受害人不針對違反者發(fā)起一場過于棘手的私人沖突”。，同時也是作為一種賠償金，或者是放在作評判的仲裁人手寫稿添加：“其判決將可能中止復仇循環(huán)。”那里的抵押，由此，仲裁人冒著人們是否承認其權力的風險。16所以罰金在這個體系中具有雙重作用：對受害人的賠償，以及給仲裁人的抵押。

　　在標記體系中，罰金有著除賠償以外其他的用途；事實上在該體系中，罰金經常是象征性的，并不會真正地影響到個人的經濟地位，不會危及公民資格權利。它更多的是具有指明罪犯的象征作用，用于標記罪犯，尤其是把最高權力的可見標志強加于人。在標記體系中支付罰金，就是屈從于權力機關，事實上是能夠強制付款的權力關系，即便手寫句子:“即使對罪犯沒有造成金錢上的影響，它仍然顯示出權力作用于違犯者的標記作用。”關于監(jiān)禁的補充段落:“最終，在監(jiān)禁體系中，罰金起著對等或緩和監(jiān)禁的作用。監(jiān)禁，意味著許多強制的勞動日，意味著許多無薪的勞動日。罰金，也是關乎著如此之多的勞動日，或者這段時間中的一部分。這兩種情況中都涉及‘剝奪（privation）’�！边@部分金錢與其所擁有的財產相比微不足道。所以相比起任何其他體系，罰金并不是同等的懲罰。依據罰金在其內部代表的懲罰體系，該程序策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對于死刑我們也可以做同樣的探討，畢竟死刑的執(zhí)行方式并不多。然而，僅僅在用權力應對抗拒程序的范圍內，就有一些種類的死刑。在驅逐策略中，例如在古希臘，只有涉及特別過錯的極少的情況下，才會直接執(zhí)行死刑。其實曾經有一些特殊的程序，不是把人處死，而是把人置于死亡的危險中，其方式如下：例如把他趕出領土，剝奪其財物并把他丟棄，留給公共審判，在某種意義上置人于法律之外以便任何人都可以殺掉他，即便并沒人被任命為行刑者。18此外，還有把人從懸崖高處丟入大海的情況，12也就是說，使他跌落在領土邊緣的外側，在嚴格意義上把他剝離“故土”，使其孤立無援、無依無靠，突如其來地被暴露于神的權力之下。這就是粗暴形式的放逐。

　　在贖罪體系中手寫稿添加：“古日耳曼法律中的”。，死刑懲罰在本質上曾經是債務的償還：這是兇殺被抵償的方式。最好的證明就是以死刑來懲罰兇殺的事實，在這里不是讓罪犯死亡，而是讓罪犯一個親屬的死亡。行刑要等同于債務的償還，而不是對所謂罪犯的個人的懲罰。

　　在標記實踐中，很容易看到死刑是一種合乎標準的對肉體的操作，是對身體的行為，是一種把權力的烙印銘刻在個人肉體、罪犯的身份上的儀式化的方式，或者至少在旁觀者的恐懼中銘刻下對過錯的記憶。在18世紀也就是中世紀末期有著如此花樣繁多的酷刑，確切地說，要考慮一系列的變數：罪犯的身份，例如，斬首是貴族死刑的標志，絞刑是平民的標志�；鹦烫幩烙糜卺槍Ξ惗私掏�，車裂是針對于叛徒，截耳是針對于小偷，鑿穿舌頭是針對于出言褻瀆神明的人，等等。

　　我們可以回想起這種標記式死刑里最驚人的場面之一：1757年處死達米安（Damiens）。21首先，達米安被判處罰金，然后他被關在囚車上，人們用鐵杠敲碎他的肢體，撕開他的胸膛并在傷口上澆入滾燙的蠟，割開他的關節(jié)，四馬分肢，最后焚尸揚灰。這所有的一切，在時間的記憶中成為酷刑的最后一幕。統(tǒng)治者被人群中的一個異端派弄傷，對于該行為，政治權力以刑事烙印最全面的展覽做出回應。它展示出最殘酷的傷痕，同時展示出最儀式化的司法權力。統(tǒng)治者展示了他對人身能做出什么。手寫稿添加：“當他在人的身體上留下標記時。達米安的酷刑是1793年之前國王和民眾在斷頭臺上最后的一場大型對抗，在這一年1月21日的對抗是與之前相反方向的：那一天，被剝離統(tǒng)治權的國王同樣遭受到了刑罰的標記，斬首——曾經專屬貴族的懲罰變成了面向所有人的懲罰�！�

　　如果在我們的刑法中重新找到死刑，13它在本質上是監(jiān)禁懲罰，會發(fā)現(xiàn)死刑不再在人體上起到展示權力標志的作用，而是極端的最終形式的監(jiān)禁，是完美的不可逾越形式的監(jiān)禁：這種重疊的監(jiān)禁可以確保一勞永逸。死刑手寫稿添加：“不是往復地進監(jiān)獄�！辈辉偈强嵝�，而是最終的封閉，絕對的保障。

　　我在四種懲罰策略中區(qū)分死刑和罰金的不同作用，是因為我想指明確切的層面；該層面既不像驅逐或食人那些的機能，也不像法典或習俗規(guī)定的懲罰。我認為，其中的持久性隱藏了各種作用的不同之處。在這些普遍機能和這些刑罰的各種作用之間，存在一個非常值得探索的層面：刑罰策略。手寫稿：“操作、策略、刑事戰(zhàn)略層面�！�

　　關于這些刑罰策略，我想要指明一些事情。首先，我談論到操作，我曾試著通過驅逐、監(jiān)禁等詞描繪其特點，就是說，既然操作在權力和權力作用對象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些是在權力范圍內部的完整操作。至此，作為分析的第一個層面，我不愿意從某些過錯或犯罪的司法或道德表現(xiàn)中推斷出刑罰體系。我不會如此提出問題：人們互相殘害或犯下過錯是出于何種原因，為了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進行回答，我們以驅除或監(jiān)禁為例？我要以另外的方式提出問題。在開始的時候談論到這些策略，是因為我想要解釋清楚下面的問題：面對觸犯權力下的法律、規(guī)則和違犯權力行使的活動，哪些形式的權力對此行之有效，權力是通過諸如排斥、標記、贖罪或監(jiān)禁等方式作出反應嗎？如果說我致力于研究這些策略，特別是監(jiān)禁，那么并不是為14了試圖重建所謂的支撐刑事實踐并使其合法化的司法和道德表象；而是我想要從這里出發(fā)，通過這些策略來定義運作的權力之間的關系。手寫稿：“就是說在此分析中，將會被放在首要計劃之中的，是社會中的政治權力與個人或團體之間的斗爭形式，那些個人或團體尋求逃脫此權力，在地方或全國對權力提出異議，以及違犯權力秩序和權力下的規(guī)章�！�

　　接下來的內容沒有出現(xiàn)在手寫稿里，然而卻包含了四頁筆記（機打轉錄），涉及此理論包括的方法論的結論，以及社會學功能主義的種種困境。換種說法，我想要提及的策略，如同權力關系的“分析儀”，而不是像意識形態(tài)的“顯影劑”。刑罰就像權力的分析儀，這就是本課程的主題。

　　這同時意味著，如果刑事策略體系真可以被視為權力關系的分析儀，那么被看作是中心的要素將會是權力周圍的政治斗爭要素，以對抗權力。這就是在社會中行使的權力以及個人或團體之中的沖突、斗爭，這些個人或團體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尋求逃脫此權力，在地方或全國對權力提出異議，并且違犯權力秩序和權力下的規(guī)章。我不想說我將會把普通法中犯罪和政治犯罪視為等同。我想說為了分析刑事體系，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在一個社會中權力周圍展開的斗爭的本質。

　　所以說，內戰(zhàn)的概念要被置于這些關于刑罰分析的中心地位。23在我看來，內戰(zhàn)這個概念在哲學上、政治上、歷史上都被起草得很糟糕。我認為理由有很多，掩蓋、否認內戰(zhàn)，斷言內戰(zhàn)不存在是權力行使的公理之一。這個公理帶來了巨大的理論影響，因為根據霍布斯或盧梭的觀點，不管怎樣，內戰(zhàn)從未被視為是積極的、中心的，或其自身可成為分析的出發(fā)點�；蛘呶覀冋f到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如同在社會契約存在之前，15此時，這已經不再是內戰(zhàn)了，而是天然的戰(zhàn)爭（guerre naturelle）；自從有了契約，內戰(zhàn)只能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在一個通常由契約控制的社會結構里的殘酷的延續(xù)�；蛘呦喾�，人們把內戰(zhàn)構想成是外部戰(zhàn)爭對城市自身某種追溯性的影響，是在國界內戰(zhàn)爭的變遷：所以這就是外部戰(zhàn)爭對國家的恐怖的投影。在這幾種分析中，內戰(zhàn)是事故、是異常，在此范圍內需要避免的是理論和實踐的妖魔化。

　　然而，我想要把分析引導到相反的方向，即內戰(zhàn)是永久的狀態(tài)，以此可以并且必須理解一系列斗爭策略，確切來說，其中的刑罰可作為優(yōu)先的例子。內戰(zhàn)是一切權力斗爭的模板，是一切權力戰(zhàn)略的模板，由此也是一切關于權力和反對權力的模板。這是一個普遍的模板，能有助于理解刑罰特殊戰(zhàn)略的實施和操作：就是監(jiān)禁。我試著想要表明的就是這個規(guī)則，在19世紀的社會里，在持久的內戰(zhàn)和權力對立的策略之中。16手寫稿的結尾處有四頁筆記，在上課時沒有被講到，關于：“將被放在首要方面的，就是斗爭——反對權力的斗爭，或和權力一起的斗爭、或為了權力的斗爭。這就意味著，作為方法的結果，需要剝離社會學的功能主義（fonctionnalisme sociologique）。擺脫以下觀念：

　　——是整個社會，在模模糊糊的共識中對犯罪或過錯做出的反應；

　　——這種反應在明確刑罰的法規(guī)、法律、慣例法中成形；

　　——權力以一種基本規(guī)律的方式（以某些扭曲、濫用或違反規(guī)定的優(yōu)待為代價）實施這種刑罰。

　　剝離這種功能主義，是把權力的斗爭放在刑事實踐的中心，而不是社會反應。剝離這種功能主義24，同時也是指明它是怎樣形成的；在19世紀初期一種奇怪的責任轉移是怎樣施行的，經過這幾點：

　　——看起來社會產生犯罪（根據一定的統(tǒng)計數字，以及社會學法律）

　　——看起來社會被非法活動所傷害、所損害。社會產生自身的危害，惹來自己的敵人。

　　——看起來社會要求權力，出于道德大抉擇的原因懲罰犯罪。

　　這種責任轉移掩蓋了這一事實：犯罪不是社會的問題，懲罰不是社會的關系，而是權力。

　　在刑事理論層面表達的理念是這樣的，是社會首先關系到懲罰，懲罰應該擔負著保護社會的作用（貝卡里亞，邊沁）。

　　在陪審團擴大的實踐層面：如果社會被損害了，不是權力或權力的代表有發(fā)言權，而是社會本身。

　　在犯罪或違法社會學創(chuàng)立的思辨層面，即關于以犯罪和對其懲罰需求為基礎的社會機制的研究。

　　這種在社會機制下的權力關系的掩蔽，是權力在工業(yè)資本主義的行使方式的特有現(xiàn)象之一。

　　作為掩蔽的象征，我們提取了兩個場景：

　　——群眾參與對罪犯的行刑：即權力符號的施展。他們簇擁在斷頭臺周圍觀看展示和酷刑。

　　——在夜里私下行刑，但是權力的行使隱蔽在意見調查后面。

　　同樣可以指明從酷刑到監(jiān)禁的過渡，是怎樣與這種從權力關系到社會機制的滑動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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