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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學者，也許是大學教師重要的職業(yè)期待。然而，隨著高等教育制度的變革，特別是聘任制度、科研資助制度的變化，使成為學者之路增添了更多未知和不確定性。在這一背景下，“青椒”、“工蜂”等關于大學教師的熱詞不斷涌現，在諸多戲謔、調侃和自嘲中，這些隱喻及對這些話語的再實踐突顯著大學教師在職業(yè)道路上遇到的種種制度壁壘和個體心境。那么，大學教師理想中的學術工作該是如何？變革中的我國高等教育生態(tài)對大學教師的學術工作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大學教師又是如何闡釋和理解這些制度變革的？大學教師個體采用何種策略應對制度要求？本書通過大量訪談，勾勒出高等教育急劇變革的當下中國大學教師的群像，對典型個案的深描與理論分析相結合，也為未來學術工作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實證基礎。

1919年，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基于德國和美國大學教師的職業(yè)狀況，為青年學子做了“以學術為業(yè)”的演講（韋伯，1998）。在演講中，韋伯認為大學教師需要將科學探究作為自己的“內在志向”，堅持“為科學而科學”的態(tài)度，最終達到“頭腦清明”的目標。但從當時大學教師工作的外部條件來看，從事學術工作是一場“魯莽的賭博”，他建議青年在決定從事學術工作之前要慎重考慮。在近百年后的當下中國，大學教師的職業(yè)狀況如何？對中國的青年來講，從事大學教師的工作是一場“魯莽的賭博”嗎？
大學教師是以大學組織為依托，專業(yè)化、系統(tǒng)化地從事學術探究相關活動的職業(yè)群體。他們從事的與學術相關的活動被稱為“學術工作”（Academic Work）。近百年來，志業(yè)追求上的吸引力與職業(yè)環(huán)境的變化共同型塑著全球大學教師的工作生態(tài)。作為一種內在志業(yè)追求的學術工作，經歷了工作內容與工作責任的不斷拓展，大學教師不僅要承擔學者與教師的雙重責任（韋伯，1998），還要擔負起科研經費籌集與管理、科研團隊合作與協(xié)調、社會服務等責任。同時，學術工作對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意義也不斷彰顯。但是，與學術工作重要性提高相矛盾的是——學術職業(yè)的工作環(huán)境（如工作穩(wěn)定性、經費支持、社會聲譽、專業(yè)自主等）卻面臨重重危機。
在中國，大學教師的聘任制改革、本科教學評估以及“產、學、研”結合等大學管理變革給大學教師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這一系列變革體現了“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思潮中強調“仿市場競爭”、“多樣化資金來源”與“表現性評估”的管理理念。這種新公共管理的思潮與中國原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文化結合起來，呈現出混雜治理的形態(tài)。在這一政策變革背景下，本書關注：中國大學教師如何理解當前學術工作的內涵和執(zhí)行？哪些因素影響中國大學教師學術工作的感知？中國大學教師采取哪些策略應對管理變革的要求？
從這些問題出發(fā)，本研究選取兩所案例大學，在綜合考慮了學校層級、學科、職稱等因素的基礎上，對32名大學教師進行了深度訪談。本書在梳理已有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圍繞學術工作的內涵、執(zhí)行和感知三個方面形成概念框架。在實證研究中，受訪者的闡釋和理解豐富了這一概念框架，并為學術觀、學術工作感知、學者應對策略等提供了本土理解。
本書共五章內容。第一章明確研究背景，梳理和評述國內外與學術工作相關的研究，提出概念框架，明確研究問題，并對研究方法進行說明。第二、三、四章是研究發(fā)現部分：第二章包括大學教師理想中的學術工作狀態(tài)，現實中對學術工作的管理要求，以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大學教師采取了什么樣的應對策略。第三章分析學術工作的優(yōu)先次序和發(fā)展機會，并通過三個典型個案分析學術工作感知的調節(jié)作用。第四章關注學術工作管理，包括大學教師在不同學術事務中的參與權和發(fā)聲權，不同大學教師群體參與學術管理的現狀，進而討論在中觀層面上大學、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第五章總結本研究的發(fā)現，并討論其理論貢獻和政策建議。

第一章大學教師學術工作的時代境遇

任何一個職業(yè)的發(fā)展變化都與其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關，大學教師的學術工作也是如此。19世紀中期，英國大學教師的工作重點是教學，他們通過與學生共同閱讀和討論經典文獻培養(yǎng)學生理性思辨的能力，通過與學生同吃同住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個性養(yǎng)成（Newman， 2012）。相比之下，當前美國或歐洲的大學教師工作任務種類繁多，他們既需要向不同的部門申請籌集研究經費，還要奔走于各國之間參加學術會議和科研項目，更要發(fā)表論文，出版著作以滿足表現性評價的要求（Slaughter & Cantwell, 2012）。在我國，民國時期的大學教師在“西學”與“中學”之間穿梭，在救亡圖存與啟蒙民智間徘徊，很多教師在多所大學兼職，按教學課時數領取薪酬（商麗浩，2010）。建國后，大學成為單位制度中的“事業(yè)單位”，大學教師成為“體制內”的一個特殊群體。然而，隨著我國各行業(yè)綜合改革的深化，我國大學內部生態(tài)也在過去十年間呈現出多種樣態(tài)。在這一背景下，本研究關注當前我國大學教師的學術工作呈現出哪些特點，這些特點又與學術工作管理的全球性演變以及我國大學教師的管理制度有何種內在聯系。
第一節(jié) 全球學術工作管理的歷史演變
從全球高等教育變革的歷史來看，大學教師工作的管理模式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其各自的特點。下文將分析傳統(tǒng)管理方式下“同僚管治”的學術治理形態(tài)，以及當前“新公共管理”理念下學術工作的新特點，并重點討論新公共管理理念影響下的學術工作效率以及國家、市場、大學三者關系的轉變。
一、傳統(tǒng)管理方式下的學術工作
傳統(tǒng)的大學治理強調“同僚管治”（Collegial Governance）。一方面，以洪堡（Humboldt）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大學是以“求真”為目標形成的學者和學生社群，學者的自治是大學有效運行的前提和基礎（Nybom, 2002），形成了一種以“最少層級和最多信任”為特征的大學運行方式，在這樣的大學中，自由地探究真理成為可能（Van Vught, 1989; Deem, 1998）。另一方面，學者在自身知識領域的權威性使得其他沒有掌握專業(yè)知識的人員無法管理大學和學者（Fulton, 2002; Weber, 2008），因此，學者的自治有了雙重的合法性基礎。這種學者自治的管理模式稱為“軟”管理（Olssen， 2002），是一種依靠民主投票達成專業(yè)共識的分布式管理模式，管理活動由學者社群和學術領導組成，目標在于探究知識和真理。這種工作關系靠信任、道德約束和專業(yè)信念來維持。這一模式下的問責是基于同行評議和支持的專家問責。教學和研究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并且這些活動都由大學內部控制，研究是出于學者自身的好奇心，由學者發(fā)起和進行。
隨著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擴張，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大學出現了“官僚科層”的治理形態(tài)。官僚科層治理通過制定嚴格的程序、法律和規(guī)章，規(guī)定了每個部門特定的權限，并加強了部門間的權限等級依附，形成一個層級分明、決策依賴于書面規(guī)定的辦事機構（Weber et al., 1991）。Hall（1968）指出科層制有五個主要的特征： 1）等級權力。2）勞動分工。3）規(guī)則明確。4）程序明確。5）與個人無關。這一管理模式使大學人事、財政和教育內容等都在政府科層管制的規(guī)劃之下（詹盛如, 2010）。
20世紀70年代以后，長期享受政策資助的大學同政府部門一起受到非議，同僚治理的管理形態(tài)因為無休止的爭論和浪費時間受到抨擊（Smith, 2000）。官僚科層模式也被認為無法處理快速變遷、信息爆炸、知識密集的社會經濟體系（Hoogvelt, 1997）。政策制定者認為，大學應該建立起更有效和可行的管理方式（Lee & Piper， 1988），“以有效的管理來彌補減少的資源”（Trow, 1997）。
二、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引入
“新公共管理”是一種關于公共部門應該如何運行的理論思潮，這一思潮建立在公共選擇理論對人類利己行為的假設之上（Kamensky, 1996）。相對于傳統(tǒng)公共管理中政府是所有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和監(jiān)督者，“新”的公共管理理論認為公共部門的管理者應該是企業(yè)化、私人化的管理者，他們應該模仿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價值和話語體系（Hughes, 1994; Denhardt & Denhardt, 2000; Kolsaker, 2008），它鼓勵公共部門中的個人以機構的利益作為行為的最高準則（Whitehead & Moodley, 1999; Barry, Chandler & Clark, 2001）�！靶鹿补芾怼钡闹饕瓌t是：政府等公共部門應該關注公共服務的結果和產出，而不是提供服務的過程和規(guī)則。它認為采用私人部門的管理技巧有助于提高服務的效率和效能，市場競爭取代集中的科層管理才能使公共財政的“金錢價值”最大化（Meek, 2003）。
Grand 和Bartlett（1993）認為，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特點在于：
1）消除科層管理中規(guī)則—服從的程序；
2）強調管理活運優(yōu)先于其他一切活動；
3）引入仿市場競爭的機制提供公共服務；
4）評估工作者的工作表現（并鼓勵他們進行自我監(jiān)控）；
5）用結果問責的機制取代對所有細節(jié)都進行管理和控制的機制；
6）達到經濟、效率和效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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