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何謂譜錄？譜錄就是依照事物類別或系統(tǒng)編撰成的書籍。 《釋名》釋“譜”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譜，緒也，主敘人世類相繼，如統(tǒng)緒也�！薄墩f文》云“譜，籍錄也”。而錄即指按門別類、依一定次序記載相關(guān)人之言行或事物的書籍。因此，中國古代最先出現(xiàn)的譜錄，乃與家族世系的記載密切相關(guān)，如司馬遷《史記?三代世表》稱“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又《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西漢秘府藏書，有《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等。因為此類譜錄著作的編纂特點，故后人也開始利用譜錄來記載不同類別的事物，如東漢著名經(jīng)學家鄭玄即通過排比《詩經(jīng)》十五國風、大小雅、三頌的資料而撰成《詩譜》，用以顯示其與時代政治、地域風土間的關(guān)系。于是后來就出現(xiàn)了單為記載經(jīng)典所載物品的譜錄，如三國吳陸璣撰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進而有晉代戴凱之的《竹譜》，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劍錄》、陳虞荔的《鼎錄》等。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中，至此形成了一類以記物為主的書籍，專門記載某物或某一類物品的產(chǎn)地、形態(tài)、類別、特性、逸聞趣事及與之相關(guān)的詩文等，間附精美插圖。至唐代陸羽撰成《茶經(jīng)》三卷，“其書分十類，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飲、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圖。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飲之用。故二者異部。其曰圖者，乃謂統(tǒng)上九類，寫以絹素張之，非別有圖。其類十，其文實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樸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書，如司馬相如《凡將篇》一條三十八字，為他書所無，亦旁資考辨之一端矣”。 由此，此類饒有趣味的圖書——譜錄的體裁趨于成熟定型，而影響后世甚巨。
　　中國古代譜錄發(fā)展至宋代，各種不同類型的譜錄著述紛至沓來，卷帙繁復，蔚為大觀：與農(nóng)事有關(guān)的如曾安止的《禾譜》、僧贊寧的《筍譜》、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與日常飲食有關(guān)的如蘇軾的《東坡酒經(jīng)》、竇蘋的《酒譜》、王灼的《糖霜譜》等與蔡襄的《茶錄》、熊蕃的《宣和北苑貢茶錄》等，另有草木花卉譜如趙時庚的《金漳蘭譜》、范成大的《范村菊譜》、胡元質(zhì)的《牡丹譜》、陳思的《海棠譜》等，有魚蟲禽獸譜如傅肱的《蟹譜》、賈似道的《秋蟲譜》、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寶譜如蘇易簡的《文房四譜》、歐陽修的《硯譜》、李孝美的《墨譜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譜如杜綰的《云林石譜》等，有泉幣鼎彝譜如董逌的《錢譜》、洪遵的《泉志》、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的《宣和博古圖》等等。這一文化盛觀的出現(xiàn)，與宋代文化尤其是與市民休閑娛樂文化的高度繁榮密切相關(guān)。
　　我國近現(xiàn)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學》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際，隨著階級結(jié)構(gòu)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生的一系列深刻變化，社會經(jīng)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對日常娛樂休閑生活的需求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促進了城市娛樂休閑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娛樂休閑文化自貴族階層整體下移至平民社會，從而構(gòu)成了宋代文化大異于前代漢、唐文化的一大顯著特征。在這一社會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寫了多種專門記錄與城市休閑娛樂生活緊密相關(guān)的譜錄類書籍。與前代譜錄多與生產(chǎn)種植內(nèi)容有關(guān)者不同，北宋時人撰寫了數(shù)量頗眾的園林花卉、文人清賞類譜錄，前者如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沈立《海棠記》等，而杜綰《云林石譜》、蘇易簡《文房四譜》等顯然屬于后者。發(fā)展至南宋，更出現(xiàn)了與市井娛樂文化密切相關(guān)的譜錄，其中著名者似當屬題名賈似道所撰的《秋蟲譜》（也稱《促織經(jīng)》）了。
　　宋代斗蟋蟀之風甚盛行，據(jù)《西湖老人繁勝錄》載，南宋杭州人極喜養(yǎng)斗蟋蟀，所謂“促織盛出，都民好養(yǎng)”，街坊中辟有專門的蟋蟀市場，供愛好者選購：“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倍�且由于玩者眾多，所以城外農(nóng)村里有專門捕捉、販賣蟋蟀為生者，而城里也出現(xiàn)了專以馴養(yǎng)蟋蟀為職業(yè)的“閑漢”。賈似道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個著名的蟋蟀迷。據(jù)《宋史》載，當時蒙古鐵騎大舉圍攻長江中游重鎮(zhèn)襄陽城，軍情危急，但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與“博徒日至縱博”，甚至“與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戲稱之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蟲譜》，分賦、形、色、養(yǎng)、斗、病等，對蟋蟀進行了詳盡論述，可算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影響后世頗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寶總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書。《百寶總珍集》，據(jù)清代四庫館臣推測，大概為南宋都城臨安城中從事古玩珍寶生意的商賈所編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書中所載所記百數(shù)種珍寶玩器，每每詳列其市場價格、真?zhèn)蝺?yōu)劣、辨識手段等，并于每種器物前具載七言絕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語、鑒寶行話，如卷一“青玉”條詩曰：“青玉從來分數(shù)等，滋媚潤者彼人觀。做造不論大與小，碾造仁相做錢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數(shù)等，上至不斷青，下至碧綠色者，若顏色唧伶，樣制、碾造、花樣仁相，盞椀或腰條皮、束帶、絳環(huán)零碎事件之屬多著主。如綠色或夾石樣范，花樣不好，皆是貓貨。已上數(shù)等皆是賣外路官員，此間少著主�！笨梢娋哂泻芨叩墓磐骅b定價值，也可由此一窺當時與古玩相關(guān)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語、風俗等等。
　　承宋代余緒，元人所撰譜錄雖然數(shù)量較少，但與宋代相比，其內(nèi)容多關(guān)于器物及食譜，由此構(gòu)成了元代譜錄著述的一個特色。
　　隨著譜錄著述之種類、數(shù)量都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書目中開始設置譜錄專類以收錄此類文獻。
　　宋代以前，譜錄文獻被附入別類之中，如《隋書?經(jīng)籍志》將《竹譜》、《錢圖》等歸入“史部?譜系”類中，《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卻將《錢譜》、《相鶴經(jīng)》、《鷹經(jīng)》、《相馬經(jīng)》、《相貝經(jīng)》等歸入“子部?農(nóng)家”類。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無專類可歸，如北宋《崇文總目》將《竹譜》、《筍譜》、《茶譜》、《花木錄》、《錢譜》等歸入“子部?小說”類，《相鶴經(jīng)》、《鷹經(jīng)》等歸入“子部?藝術(shù)”類；而鄭樵《通志?藝文略》將譜錄收入“食貨”類，其“食貨”類下分六小類，其中《錢譜》、《鼎錄》、《刀劍錄》、《錦譜》等歸于“貨寶”小類，《墨譜》、《硯錄》、《文房四譜》與《香譜》等歸于“器用”小類，《相鶴經(jīng)》、《相馬經(jīng)》、《鷹經(jīng)》、《禽經(jīng)》等歸于“豢養(yǎng)”小類，《竹譜》、《筍譜》、《茘枝譜》、《花譜》、《木譜》等歸于“種藝”小類，而《茶譜》、《酒錄》等則分別歸于“茶”、“酒”兩小類。南宋著名目錄學家尤袤有鑒于此，遂在其所編撰的《遂初堂書目》“子部”之下專門設立了用來收錄上述相關(guān)書籍的“譜錄類”。
　　對于尤袤在四部分類中設置“譜錄類”的原因，清代館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隸。六朝以后，作者漸出新裁，體例多由創(chuàng)造，古來舊目遂不能該，附贅懸疣，往往牽強�！端逯尽贰�譜系’本陳族姓，而末載《竹譜》、《錢譜》、《錢圖》，《唐志》‘農(nóng)家’本言種植，而雜列《錢譜》、《相鶴經(jīng)》、《相馬經(jīng)》、《鷙擊錄》、《相貝經(jīng)》，《文獻通考》亦以《香譜》入‘農(nóng)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無類可歸，又復窮而不變，故支離顛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創(chuàng)立‘譜錄’一門，于是別類殊名，咸歸統(tǒng)攝。此亦變而能通矣�！彼�以在其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時，即沿用《遂初堂書目》“其例，以收諸雜書之無可系屬者”。 但因?qū)俪鮿?chuàng)，故而《遂初堂書目》“譜錄類”所收錄的尚還混錄有《侍兒小名錄》、《警年錄》之類當歸入“傳記類”的書籍，而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譜錄類”則專門收載記物之譜錄，并據(jù)圖書的內(nèi)容，還于其下分為“器物之屬”、“食譜之屬”與“草木鳥獸蟲魚之屬”三小類。由此，譜錄當以記物為主的定義方才正式定型。
　　因歲月久遠，宋元時期的卷帙繁盛的譜錄著述多有佚失，其具體數(shù)量今日已難以考述。今日可考錄的宋元譜錄，大致在120種上下，其中宋代譜錄約100種。這流傳于世的百余種宋元譜錄，大體分為三類：一是其書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呂大臨《考古圖》、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元李衍《竹譜》等。二是其書通過《說郛》等叢書摘要載錄才得以傳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譜》、田錫《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從一書中抄錄一篇別出而為單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異錄》本屬雜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筆記著作，其中“茗荈門”被后人抄出單獨成書，題名《荈茗錄》，成為一本屢為后世引用的茶書。南宋著名文學家范成大撰有《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獸、志蟲魚、志花、志果、志草木、雜志諸篇，被后人分別抄出單行題《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蟲魚志》、《桂海禽志》、《桂海獸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費著的《箋紙譜》、《器物譜》、《蜀錦譜》、《錢幣譜》、《楮幣譜》等，也本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諸篇，但為時人所珍視，而抄錄別行者。對此，本叢編皆視為單獨著述，分別編錄于各類之中。
　　從現(xiàn)存的宋元譜錄情況看，其著者遍及社會各層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貴為天子者（宋徽宗《大觀茶論》），有官拜宰執(zhí)大臣的（如蘇易簡、丁謂、歐陽修、周必大、賈似道等），有著名文人、書畫家（如宋蘇軾、米芾、洪邁、范成大、陸游，元倪瓚、楊維楨等），有隱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侶（如釋仲仁、僧贊寧等），另外有署名別號的，如題名審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圖贊》、漁陽公撰《漁陽石譜》、鹿亭翁撰《蘭》等，或是因為此類譜錄乃屬“小道”，為免世人“玩物喪志”之譏而不愿題真實姓名者。但也有個別譜錄的著者姓名原本失傳不詳，今所題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書籍時所添加，其真?zhèn)斡诮袢找巡灰滋娇�，故本叢編一仍其舊。
　　本叢編所收錄宋元諸譜錄，大體先據(jù)其內(nèi)容歸入其類，同類者大體依據(jù)著者生卒年月為序編列（生卒年不詳者，即以其主動活動年月為據(jù)編排）。每種譜錄正文前，皆簡述其撰者生平、譜錄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內(nèi)容、傳世版本等情況；其篇末，酌收有關(guān)序跋、題記等，以助于閱讀。
　　本叢編所收錄諸譜錄，其底本一般擇其精善且常見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種，但如其文字語義可兩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顯舛誤、脫漏、衍文者，則以圓括號“（ ）”標示其為誤字、衍文，而以方括號“[ ]”標示其為正字、補字，但不另出校勘記。
　　又本叢編在編纂中，參考了不少前賢時哲的研究或校點整理成果，限于體例，未能一一標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顧宏義
　　乙未五月于海上夢湖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