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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經受考驗 本書是湯因比在20世紀中期一系列有關文明與現實間關系的文章結集,表現出了他對人類命運一如既往的強烈關懷。如果說湯因比認為在時空間中不可逆轉的運動——人類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在某個限度內可以被理解的話,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現實世界成為他此刻文明史觀的言說背景。在本書中,湯因比的這種現實關懷與歷史哲學在二戰(zhàn)后的相遇,挑戰(zhàn)與應對的結果,就是他一再強調的“世界政府”與“高級宗教”,他寄希望于人類不同文明能夠借此握手,覺悟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必須找到合適的和平相處的方式,保持活力,繼續(xù)發(fā)展,悲天憫人的情懷躍然紙上。 《文明經受考驗》收錄了湯因比探討過往各類文明起源和發(fā)展,衰落和崩潰以及思考現當代文明、人類未來的十三篇文章。本書短小精悍,雖然不是像《歷史研究》一樣的鴻篇巨著,但依然完整體現了作者文明史觀的精華,并秉持了其一貫的通俗敘事風格,是一本兼具思想性、可讀性的人文社科著作。 總序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是20世紀英國標志性的歷史學家之一,也是20世紀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杰出代表。 20世紀在人類編年史上是個較為特殊的世紀?萍纪伙w猛進,物質生活條件持續(xù)改善,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但人類不同利益集團在自身發(fā)展道路上的選擇沖突也空前激烈:風起云涌的革命與反革命,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此起彼伏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特別是空前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似乎預示資本主義文明末日的來臨。如何概括這一尖銳對立的二元時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鮑姆稱之為“極端的年代”),狄更斯的文學描述用到這里頗為貼切:“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這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泵鎸薮蟮膩y象,處于渦旋中心的歐洲人一度迷茫困惑、不知所措甚至絕望,比任何時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有人給出合理的解釋和希望,湯因比正是因應時代需求和期待而出現的思考者之一。 除了時代需求,個人因素對湯因比歷史觀的理解也不可忽視。他曾經談到過這一點,認為欲了解他的思想,不只需考慮社會歷史條件,還需考慮他的個人背景。他對課題的選擇、論證的切入角度、論據的收集與取舍、討論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史實陳述和價值陳述所用的話語,具有與個人成長環(huán)境密切相關的鮮明個性。因此,閱讀湯因比,既不能忽略他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語境,也不能忽略其生活經驗、師承關系等個人條件。 湯因比生在倫敦一個知識分子家族。其祖父是醫(yī)生,畢生致力于利他主義的慈善事業(yè)。湯因比悲天憫人的慈悲之心與此或許有一定關聯(lián)。湯因比的父親在茶葉進出口公司和慈善機構作職員,患有精神疾病。湯因比自陳他幾次受到憂郁癥的折磨,認為是從父親那里遺傳下來的。他的叔父是19世紀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但對他的學術旨趣具有直接甚至決定性影響的人是他的叔祖父哈利·湯因比和他的母親薩拉·E.馬歇爾。 湯因比的叔祖父哈利·湯因比擔任過東印度公司一條商船的船長,有關他去印度和中國航行的傳奇故事曾使小湯因比激動不已,他關于異域民族的豁達認識對湯因比后來破除西方中心論和形成文化平等觀念具有啟示意義。湯因比的母親薩拉·E.馬歇爾是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歷史專業(yè)的學生,后來成為英國小有名氣的歷史學家。她每天晚上在小湯因比臨睡前都要給他講歷史故事,引起他對歷史的濃厚興趣,使他產生出要當一位歷史家的理想。湯因比曾反思道:“為什么我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或物理學家呢?這同我喝茶和喝咖啡不加糖是同樣的道理。這兩種習慣的形成都是幼年時從我母親那里學來的!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歐洲孩子,古典文字和文學是普通教育的必修課,所以他7歲開始學拉丁文,8歲學希臘文,古典文字識讀是他的童子功。加之他聰慧好學、接受能力強,學習成績和道德表現優(yōu)異,于1902年入英國名校溫徹斯特公學。五年后獲得獎學金,入牛津大學巴利奧學院深造,主修古典文獻學和希臘羅馬歷史。大學畢業(yè)后他留學院任教(1912年),擔任古希臘羅馬史教師。他的治學能力和潛力顯然得到了院方認可。 對于古典歷史和文化素養(yǎng)與個人學術思想與成就的關系,湯因比有自己的解釋。他說:“這種傳統(tǒng)教育頗為有益,接受過這種教育的人不會有文化沙文主義的弊端。一個受過希臘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視為盡善盡美的錯誤,他在分析當代西方社會背景提出的歷史問題時會求助于作為他的精神家園的希臘圣賢。” 湯因比著,郭小凌、王皖強等譯:《歷史研究》,第937頁。所以他認為:“對于任何一個想成為歷史學家的人,尤其是對于出生在現代的人來說,古典教育都是一種無價的恩惠。” 這無疑是經驗之談。遍數19世紀與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出色思想家,他們無不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養(yǎng),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古典教育的精華在于培養(yǎng)良好的倫理與智慧、批判與審美精神以及邏輯的思維方法。正是古典歷史與文化素養(yǎng)賦予湯因比博大的胸襟和廣闊的視域。在他構建整個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的宏觀框架時,他熟悉的古希臘羅馬文明作為一種基本模式就在情在理了。 在牛津大學正式任教之前,湯因比曾去英國設在希臘雅典的考古學院進修兩年。 此間他走訪了希臘和意大利的許多古代遺址,深化了他對古典歷史與文化的認識,促使他產生了古代與現代不僅相通而且共時的思想。例如1912年5月23日,他身處米斯特拉城堡的頂端,向東眺望古代斯巴達谷地,遠眺愛琴文明時期的邁錫尼遺址。他油然而生了這樣一種聯(lián)想:“雖然梅尼萊昂的邁錫尼宮殿早在公元前12世紀就被摧毀,米斯特拉城堡是在公元1249年建造的,二者間隔了24個世紀,但中世紀米斯特拉城堡的法國領土與邁錫尼時代梅尼萊昂的希臘貴族卻有相通之處! 他因此首次生出對古今歷史進行比較研究的沖動。 兩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湯因比在講授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一書時,頓悟到歷史事件的共同性,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帶給他的感受,在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時修昔底德早已感受過了。盡管這兩個事件距離兩千多年之遠,但卻具有相似的意義,標志西方歷史和希臘歷史的轉折點。他說:“這使我確信了維科的直覺:這兩個文明的歷史雖然不處在一個時代,但它們是平行的,是可以比較的。這種信念促使我從維科的兩個文明的比較擴展到所有文明的比較研究! 這種歷史比較的想法基于歷史事物具有共性,這也是歷史規(guī)律論的理論基礎。維科在《新科學》一書中早已論證過它的合理性,這就是世界各民族不約而同地形成一些相同的文化范疇,如宗教崇拜、婚喪禮儀。這種歷史比較方法一旦產生,便成為湯因比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貫穿他的一生。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火使年輕的湯因比不能安于坐大學的冷板凳。他不顧妻子的反對,積極報名參戰(zhàn)。并于1915年進入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司工作,參與戰(zhàn)爭宣傳活動。他的學術方向也從古代轉移到當代國際政治,曾撰文譴責土耳其和德國的戰(zhàn)爭罪行。之后湯因比任外交部研究處主任,撰寫過有關中東和中亞地區(qū)的政策分析報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終結,他以英國代表團團員身份出席列強坐地分贓的巴黎和會,拓展了他的國際政治視野。隨后他返回大學任教,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撿起了老本行,講授近現代希臘語言文學和歷史及拜占庭史。然而1921年希臘土耳其戰(zhàn)爭爆發(fā),他再次從大學出走,成為《曼徹斯特衛(wèi)報》記者,赴戰(zhàn)爭前線采訪。戰(zhàn)爭結束后他撰述的《希臘和土耳其的西方問題》(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一書問世,廣受好評。他在書中采用同代人記寫同代事和夾敘夾議的傳統(tǒng)西方史學寫法,把希臘與土耳其的戰(zhàn)爭看作是西方外交政策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民族觀念作用的結果。1924年,湯因比任職于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通常稱作查塔姆研究所),負責每年一期的《國際事務概覽》的組稿與編輯工作。1925年,他還受聘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史教授,第三次在大學執(zhí)教,并一直到1955年以功勛教授名銜退休。這是一段勤于筆耕、著述甚豐的時期,也是他功成名就的時期。 退休后的湯因比作為和平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繼續(xù)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他思想偏向歐洲左翼,反對美國的侵越戰(zhàn)爭,譴責以色列的中東政策,抨擊南非的種族歧視。晚年他仍致力于宣傳世界和平,思考人類的命運。他于1975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86歲。 英國哲學家羅素高度評價湯因比的思想成就,認為20世紀人們對史書的興趣大為衰減,原因之一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不多,但湯因比是個例外,“他的作品的規(guī)模之宏偉,堪與前人的天才作品媲美” 。羅素是智者,比湯因比年長十多歲,大體可看作是湯因比的同代人。他贊賞湯因比似有惺惺相惜的意思。但他說20世紀缺乏偉大的歷史家卻未免言之過甚。江山代有才人出,美國史家邁克爾·朗于2011年論及湯因比時曾列舉比爾德、布羅代爾、柯林伍德等一批大史家。但湯因比無疑在20世紀西方史學史的巨匠中屬于給人留下最深印記的人之列。他著作等身,粗略統(tǒng)計,他已出版的大小書籍至少有80部(本),可列一個長長的書單。在病逝前(1975年),他還完成了另一部終極關懷的力作《人類與大地母親》。除了書籍和小冊子,他著有大量論文、評述,僅他的著作的外文譯本的語種便多達三十余種。這套中譯本湯因比著作集收錄了其中六部,在數量上僅及他的全部著述的百分之一二。所以邁克爾·朗指出:湯因比“大概是世界上讀者最多、譯本最多且被議論最多的學者” 。 當然,我們知道,一個人著述眾多并不意味每本書或每篇文章都是珠璣,只是意味作者的勤奮。一個人一生能有一兩部經得起時光檢驗的代表作,一部著作中有一兩章寫得頗為精彩,一篇文章中有幾行字耐人咀嚼,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對湯因比的作品亦應作如是觀。盡管他著作等身,但真正給他帶來國際聲譽并載入史學史和思想史的是他的12卷本大作《歷史研究》(1934—1961)。 這部著作的寫作初始于1921年(擬出大綱),1954年第10卷殺青,全書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已成完整系統(tǒng)。1959和1961年,湯因比又分別增補了第11卷《歷史地圖集和地名匯編》、第12卷《重新評估》,可謂四十年磨一劍。由于篇幅過大,普及不易,湯因比于1972年親自刪繁就簡,把《歷史研究》縮編成一冊插圖本。這樣算起來,這部代表作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 但他的這一成果得到廣泛承認卻要早得多。1947年,在《歷史研究》僅出版了前6卷的情況下,美國《時代》雜志便選擇湯因比作為封面人物,證明這部著作的影響已經越出了國界。當時媒體給出評論的十分高,贊譽湯因比是未來的先知,在學界一時無二。也因此,湯因比不時出現在歐美大學的講臺、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并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完成了《歷史研究》后幾卷的寫作。 當評析湯因比的思想成就時,雖然應承認他的先天聰慧、后天努力與經歷波動的綜合作用,但也不可忽略他個人的痛苦經驗。湯因比經歷過兩次婚姻。他與第一位妻子有三個孩子,但兩人最終分手。他一個兒子自殺,為此痛苦不堪的湯因比開始祈求上帝的仁慈和寬恕。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對宗教的作用有那么多論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從史學史的角度看,人生多苦并非壞事,因為杰出的史家有很多經歷過肉體和心靈的痛苦,譬如歐洲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烏斯、吉本、布洛赫等,中國的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等。湯因比思想中始終具有一種深沉的宗教情懷和心靈深思,與個人經歷的不幸不能說全無干系。 關于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討論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中外史學界已有很多評述,包括一些批評。這里僅做一簡要的介紹。研究歷史選擇以何種方法入手,也就是以何種理論來帶動自己的歷史研究很重要。比如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實證主義或客觀主義,再如在實證方法基礎上的從社會經濟和社會存在入手的歷史唯物主義,從文化形態(tài)切入的文明史觀,從社會體系入手的世界體系理論,從思想觀念入手的歷史唯心主義,不一而足。 湯因比選擇了文明史觀,他認為研究歷史應首先明確可以入手的歷史單位,用他的話說就是一個“可加以認識的歷史研究領域”,一個“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研究范圍”,在他看來這樣的單位就是“文明”。他把文明定義為社會形態(tài),并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文化形態(tài)”。這樣的社會形態(tài)不只包括文化,還包括政治和經濟,只是文化在這種社會形態(tài)中具有特殊功能,它是區(qū)分或辨識不同文明形態(tài)的基本標記。為什么文化是而政治和經濟不是?湯因比有他的解釋,即政治和經濟易變化不定,而文化則相對穩(wěn)定。 用文化作文明的標記也有麻煩,因為文化范疇過于寬泛。湯因比認為宗教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他把宗教挑出來作為分辨文明差異的尺度。這種做法與他先前的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做法是相似的,表明他與斯賓格勒的繼承關系。但湯因比也有自己的“變異”。不僅他明確定義他筆下的文明形態(tài)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共同體,而且他的文明是開放式的,文明的交流可以產生積極或消極的歷史后果,甚至產生新的文明。再者,他和斯賓格勒一樣徹底否定啟蒙時代以來流行的文明統(tǒng)一論和西方中心論。他解釋西方中心論不過是西方人因自己的文明在物質方面取得的暫時優(yōu)勢所產生的錯覺罷了。博丹、黑格爾等人的東方不變論和人類進步是單一直線發(fā)展的認識也都是西方的錯覺。 在確定了自己的切入點之后,湯因比便展開了有關文明各種樣本的系統(tǒng)論證。他首先歸納出26個文明樣本,其中21個被他定為正常文明,5個定為停滯不前的文明。正常的文明之間多有親緣關系,亦即他所說的“母體”和“子體”紐帶。他特別申明,所有文明樣本都是等值的,沒有孰優(yōu)孰劣。如果從短暫的文明史與數十萬年的人類史(實際是數百萬年)相比,所有文明其實都處于同一時代,他用英文詞contemporary來指代這一歷史分期。比照任何理想的標準,任何文明都沒有資格看不起其他文明。 在這一基本解釋的基礎上,湯因比系統(tǒng)地闡釋各個文明均需服從的歷史規(guī)律,即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四個階段。四階段銜接的因果關系是“挑戰(zhàn)”和“應戰(zhàn)”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挑戰(zhàn)一方和應戰(zhàn)一方實際上是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這個對子在修辭上的一種表述。湯因比借用《圣經》中亞當、夏娃受到毒蛇挑戰(zhàn)來比喻外部因素的刺激改變了主體原有完美狀態(tài)的例子,說明挑戰(zhàn)與迎戰(zhàn)之間的關系。文明的起源正是這種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湯因比歸納了五類挑戰(zhàn)或刺激的形式:(1)困難地方的刺激;(2)新地方的刺激;(3)打擊的刺激;(4)壓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種文明起源可能出自對一種或數種刺激的成功反應,迎戰(zhàn)成功則文明生,否則就不幸夭折,或流產或停滯不前。一種挑戰(zhàn)要激起成功的應戰(zhàn),還有個限度,就是必須“適度”,強度太大或太小了都不適宜?傊拿鞯钠鹪床⒉缓唵。起源之后的成長也同樣艱難,成長本身就是挑戰(zhàn)。上述五類停滯的文明就是對起源的挑戰(zhàn)成功回應,卻因耗盡了所有精神力量,被迫通過發(fā)展專業(yè)化的某種技能和等級制永恒地對付同一種挑戰(zhàn),結果造成文明的停滯。因此,文明的成長是不斷回應新挑戰(zhàn)并取得成功的過程。如果在過程中的某個環(huán)節(jié)發(fā)生迎戰(zhàn)失敗的斷裂,文明隨時有可能轉入衰落的軌道。這也許可以用來解釋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面臨的現代化的陷阱。 這就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一種文明在成長的旅途上為何有可能中道而廢?湯因比的解釋是能否遇到具有非凡天賦的“超人”或天才是關鍵。換言之,湯因比同眾多西方思想家一樣是英雄史觀的擁躉。湯因比認為,挑戰(zhàn)盡管是對一個文明社會的全體成員而言,但應戰(zhàn)者卻不是每個社會成員,因為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意識到這種挑戰(zhàn)。只有社會中的杰出人物才具有這樣的自覺和自決。他們通過一種“退隱和復出”的過程,獲得靈感和啟示,實現思想的升華,然后通過社會性的軍事訓練方式,把廣大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普通群眾變成自己的追隨者,率領他們不斷戰(zhàn)勝挑戰(zhàn),實現文明的成長。他認為佛陀等就是這樣的“超人”。但這樣的“超人”的基因和染色體不能傳給后人。少數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精英在成為領袖和統(tǒng)治者以后,可能腐化變質,沉醉于享樂,喪失原有的進取心,陶醉于自己以往取得的功業(yè),陶醉于自己創(chuàng)造的組織、技能,崇拜自己的軍事行為等,用湯因比的比喻就是“依著槳葉歇息”。于是“超人”便喪失了創(chuàng)造活力,失去了民眾的信任。事情還有另一方面: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平民只限于機械模仿,他們做不到主動和自決,始終達不到“超人”的境界。他們受統(tǒng)治者用習俗和慣例的束縛,他們的模仿行為不能推動文明的發(fā)展,反而成了發(fā)展的絆腳石。當統(tǒng)治精英因失去創(chuàng)造能力、不再被廣大民眾當作模仿對象,反而因強制和壓迫站在民眾的對立面時,民眾就和統(tǒng)治者離心離德,原有的社會因而開始解體,再也不能對不斷襲來的挑戰(zhàn)進行適當的回應,文明便進入衰落階段。 但湯因比認為業(yè)已淪入衰落階段的文明未必一定或立即解體,它可能陷入衰落后的停滯,即他所稱的“僵化”。倘若僵化文明狀態(tài)下的少數統(tǒng)治者仍然不能對接踵而來的挑戰(zhàn)進行成功的應戰(zhàn),那么它就面臨一個必然命運,亦即已經積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戰(zhàn)索性把這個無能的文明徹底毀滅,這就是文明的解體。解體的基本表現是社會分裂為三種成員:(1)少數統(tǒng)治者,從原先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少數人轉化而來,現在已經喪失了對群眾的感召力,但又不愿放棄既得利益;(2)內部無產者,廣大與少數統(tǒng)治者離心離德的群眾,他們身處這一文明,心卻不屬于它,這些人創(chuàng)造了統(tǒng)一教會與統(tǒng)治者的國家相抗衡;(3)外部無產者,生活在該文明社會周邊并曾接受其影響的各民族,同樣不滿少數統(tǒng)治者的政權,他們形成一個外部軍事集團。這三大社會分裂意味社會軀體的分裂,但更加嚴重的是軀體內部的靈魂分裂,這是所有分裂的依據。面對末世,人們采取不同的應對態(tài)度,或自暴自棄、自我克制,或逃避責任、自愿殉道,或迷戀過去、幻想未來之類。這種社會分裂的危機對大多數人而言是無法克服的挑戰(zhàn),但也會激起另一些具有遠見卓識和精神勇氣的杰出人物來積極應戰(zhàn)。他們盡自己所能全力參與到更偉大的創(chuàng)造活動當中,其創(chuàng)造的成果就是舊文明解體、新文明誕生。 他歸納的26個文明樣本,大多數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剩余部分也面臨著解體的威脅,其中包括西方文明。這并不奇怪。湯因比以及給了他很大啟示的斯賓格勒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斯賓格勒也因此對西方文明的未來很不看好。但湯因比與斯賓格勒的宿命觀有所區(qū)別,他認為那些滅亡的文明并非注定要死亡,任何文明在衰落過程中都有鳳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機會。這就是如果有人能重新點燃創(chuàng)造性的火焰,比如不斷改良,就能夠獲得新生。他把激活衰敗的文明或促使文明重生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他相信宗教對維持文明的關鍵作用,認為是文明生機的源泉。在他看來,沒有對宗教的信仰,就會帶來文明的崩潰和更替。 湯因比晚年的憂患意識進一步加深。兩大陣營對峙所帶來的核戰(zhàn)爭危險,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方興未艾的能源危機,西方社會內部的各種隱患等文明衰敗現象,深深地困擾著他,使他更強烈地關注人類的未來命運。然而,他仍然堅定地認為,雖然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應戰(zhàn)是必要的,但擺脫困境的最終出路還是在于宗教。 從史學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湯因比看作是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最后一位卓越代表。湯因比在世時,西方史學理論的中心已經轉移,從對史學客體的普遍概括(規(guī)律、形態(tài)、階段、進步、演化等)向與史學主體認識有關的命題(史學的本質、歷史的客觀性、可認識性、史學與科學的關系、歷史解釋的性質與方式等)轉變。思辨的歷史哲學如同湯因比對文明歷程的描述一樣,在經歷了二百五十多年的起源、成長甚至繁榮之后,在20世紀后半葉走向衰落。是否在不遠的將來還會重生?讓我們拭目以待。但在目前階段,西方史家與西方自然科學對客觀規(guī)律的理解保持一致,汲取了一個世紀以來規(guī)律崇拜所帶來的負面經驗和教訓,不再力求把史實鑲嵌到一個定理式的模型里,不再對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行包羅萬象的終極性解釋,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所謂批判或分析的歷史哲學的研究對象上來。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宛若萬花筒般令人眼花繚亂的當代史學風景畫中,在一個整體上快速變化并因而普遍尚新厭舊的時代,集中出版一位幾十年前的英國人的著作,還有什么閱讀的意義呢?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鑒往識今。因為在我們經歷和即將經歷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三個維度之間,現在稍縱即逝,將來難以預知,唯一不變的、穩(wěn)定的就是過去。這里的過去自然是指客觀的、一次性過去的過去,也就是客觀的歷史。過去的創(chuàng)造者和我們屬于同一物種——智人,他們是我們的父老鄉(xiāng)親,具有同樣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們的歷史實踐與我們的歷史實踐從根本上來說是一致的,他們對于社會人生、世界歷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差異,有多少漏洞,都是我們認識現在和未來的思想來源和基本依據。這正是湯因比的著作在世界各地依然擁有不少讀者,即使在英語世界之外也受到廣泛歡迎的原因。 我們看到,今天世界面臨的挑戰(zhàn)并不比過去少,湯因比對文明解體提出的警告并沒有過時,他的挑戰(zhàn)和應戰(zhàn)的術語也已融入西方的語言王國之中,成為人們的常用詞匯。他的理論仍舊為人類反思自身的歷史提供著一種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我們不難在他的理論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恐怕是湯因比最重大的史學貢獻,也是我們今天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郭小凌 2016年3月,京師園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也是20世紀較具國際影響的幾位歷史學家。畢業(yè)于牛津大學。先后任職于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和英國外交部等機構,1919年和1946年分別以英國政府代表的身份參加兩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的巴黎和平會議。1926年起擔任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部長(一直任職到1953年為止)。以《歷史研究》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為他贏得了世界性聲譽,他也因此而被譽為“近世以來偉大的歷史學家”。 總序 郭小凌 自序 我的歷史觀 歷史的現狀 歷史會重演嗎? 希臘—羅馬文明 世界的統(tǒng)一與歷史觀的變化 歐洲的矮化 國際展望 文明經受考驗 俄羅斯的拜占庭遺產 伊斯蘭教、西方與未來 文明的相遇 基督教與文明 歷史對于靈魂的意義 譯者后記 國際展望 當我比較兩次戰(zhàn)爭的后果時,我看到一些明顯的相似之處,但有一個十分突出的不同。上一次,我們相信1914年至1918年戰(zhàn)爭是一場可怕但并不重要的中斷——理性文明的歷史進步道路上的干擾。我們將它視為一場事故,如同一次鐵路撞車或一場地震。我們剛剛埋葬了死者,清理了殘骸,就想象我們可以過上舒服的太平無事的日子,這種生活在當時被認為是必然如此的,好像這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人類這一代中那個格外享有特權的小小部分——西方民主工業(yè)化國家的中產階級們,就這樣認為。相比這下,這一次我們卻清醒地認識到了戰(zhàn)爭行動的結束并不是故事的結束。 今天,在美國人、加拿大人、我們自己、我們的歐洲鄰居和俄羅斯人(由這個夏天我在巴黎對俄羅斯人的一瞥來看,我得說我們可以以己推人地相當準確地估計俄羅斯人的感受)之中,在世界各地,引發(fā)了這種憂慮的問題是什么? 我告訴你們我個人的看法,如同你們將要看到,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看法。我個人相信,這個可怕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而且我還相信這也不是世界是否會在不久的未來走向政治統(tǒng)一的問題。我相信這是,而且我想事實也是,我最為引發(fā)爭議的一個認定,但我只是講出自己由衷所想的東西。我相信,不管怎樣,世界都將在不久的將來走向政治統(tǒng)一,這是一個預料之中必然發(fā)生的事情(哪怕你們僅僅只考慮兩件事情:我們現在的相互依賴程度和我們現在武器的致命程度。將這兩點放在一起考慮,我看不出來你們如何能得出任何其他的結論)。我覺得,今天有一個巨大而可怕的政治問題:世界是否很快走向政治統(tǒng)一,這不是問題;這種快速的統(tǒng)一會有兩種選擇方式,究竟會是哪一種,這才是問題。 那種老式而令人不愉快的一輪輪持續(xù)戰(zhàn)爭打到痛苦結束時,一個生存下來的大國“擊倒”了它尚存的最后一個競爭者,用征服把和平加于世界。公元前1世紀時希臘—羅馬世界就是以這種方式被羅馬強行統(tǒng)一,公元前3世紀時遠東世界也是以這種方式被羅馬式的秦國所統(tǒng)一。然后,對于一種合作性的世界政府我們也有了新的試驗。不,這并不太新,因為曾有過要找到一種合作方式來解決那些麻煩的嘗試,但這些嘗試失敗了,那些麻煩事實上是由強加的“羅馬和平”和“中國和平”而結束。然而,在我們這一代中,我們自己對這種較為愉快的解決方案的追求已經堅決得多和自覺得多,所以我們也幾乎可以將此視為新的出發(fā)點了。我們在這上面的最早嘗試是“國聯(lián)” ,我們的第二個嘗試是聯(lián)合國組織。顯然,在一片基本上未知的土地上,我們開始了一種極為困難的政治開創(chuàng)性事業(yè)。如果這個事業(yè)的確成功了——哪怕僅僅只是使我們逃出了“擊倒對方的最后一拳”這樣的重復循環(huán),也能夠為人類開辟嶄新的前景,一種我們做各種文明嘗試的這五六千年中從未見過的新前景。 看了看我們未來的希望微光之后,如果我們不去注意我們的目標與我們現在所處位置之間這條道路的漫長和艱險,那我們就陷入了一個傻瓜的美夢。除非我們充分考慮到那些“擊倒對方的最后一拳”的不利現實情況,否則我們是不可能成功避免它的。 我們必須與之斗爭的這些不利情況,首先就是這樣一個事實:在一代人有生之年的時間長度內,那些具有最大物質實力——我們單以戰(zhàn)爭實力來衡量——的大國的數量可以依次從八個排到兩個。今天,在赤裸裸的實力政治的競技場上,唯有美國和蘇聯(lián)虎視眈眈地對峙著。再來一場世界大戰(zhàn),可能就只有唯一的一個大國留存下來,以征服者強制實施它命令的這種老方式給予這個世界政治統(tǒng)一。 具有最大物質實力的大國數量令人吃驚地快速減少,這是因為生活的物質衡量標準突然躍升,于是就使英國和法國這樣規(guī)模的國家在與蘇聯(lián)和美國這樣規(guī)模的國家相比之下矮化了。這樣一種突然躍升以前在歷史上發(fā)生過。在四五百年之前,威尼斯和佛羅倫薩這種規(guī)模的城邦也被突然出現的英國和法國這種規(guī)模的國家所矮化。 無疑,因美國和蘇聯(lián)而導致的歐洲國家的矮化,不管怎樣在時間過程中都會發(fā)生。我得說,這是晚近開辟北美和俄羅斯廣闊空間不可避免的最終結果,是更為晚近的西歐實驗室發(fā)明的技術方法被用來大規(guī)模開發(fā)它們那些地方的資源的結果。不過,這個不可避免的過程所用的時間原可能長達百年,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累積起來的效應卻將百年壓縮成為它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果變化沒有這樣加速的話,那就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可能會讓所有各方有時間讓自己多多少少不太痛苦地適應它。由于兩次戰(zhàn)爭加速的結果,它就變成了一次革命過程,讓所有各方都陷入窘境。 對于歐洲觀察家而言,認識到一點很重要(如同一個人在美國親身觀察時會認識到的):物質力量的這種加速轉移,從歐洲內圈那些較古老的國家轉移到美洲和亞洲外圈的較年輕國家,對于美國人來說,其窘迫之感也如同我們一樣。對于他們相對無憂無慮的19世紀,美國人是很懷念的。與此同時,他們較之1914年至1918年戰(zhàn)爭之后的自身或我們,更清楚而普遍地認識到,再也不可能把時鐘撥回到那個舒服的戰(zhàn)前時光了。盡管他們很不喜歡這種陰郁的前景,但他們知道現在必須置身于這個世界之中了。他們正面對著自己歷史中這并不想要的新章節(jié),想到將會叫他們到希臘和土耳其,以及如總統(tǒng)所警告的還會接踵而來的其他外國去做的技術和經濟方面的事情,他們尚有一種不甚樂觀的信心;然而,當他們被提醒人不能單靠面包活著,要想在非西方的國家中讓西方標準的民主成功地適應那里的環(huán)境——他們干預這些國家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將不得不既卷入經濟也卷入政治,他們表達了某種沮喪。對那些國家的政治犯進行甄別,讓這些國家的政府釋放那些應該得到自由的人?確保這些國家的警察從一個鎮(zhèn)壓黨派政府的政治敵手機構轉變?yōu)橐粋保護國民之自由的機構?在這些國家的法庭上帶來相應的改革?如果你對今天的美國人說這些,告訴他們一旦讓自己卷入這些國家,就不可能不去嘗試這些政治追求,他們會驚呼美國不會命令國民到海外去做這種事情。 到政治落后的外國去承受政治責任,這種不易在美國人的頭腦中突然喚起了對大英帝國之未來的關注。我得說,如同絕大多數場合中人們的絕大多數感受一樣,這種關注部分是利己的,部分是公正的。美國人頭腦中的利己考慮是這樣一種前景:如果大英帝國會崩潰,那就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政治真空,比起希臘和土耳其這樣的無主地帶要危險得多,為了阻止蘇聯(lián),美國發(fā)現自己被迫進入其中。就在美國人認為大英帝國已處在清償債務之時,他們意識到了大英帝國的存在給他們帶來了方便。然而,美國人這種新近激起的對大英帝國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無私和熱心的。我想,美國對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譴責傳統(tǒng)是與一種無意識的假設相伴的——不論好壞,大英帝國是世界上建立起來的永久制度之一;現在,美國人確實相信大英帝國已瀕臨絕境,他們開始遺憾自己政治視野中如此突出、如此熟悉的這個事物馬上就要消失,并意識到大英帝國為世界所做的那些服務,當他們把這些服務的持續(xù)視為理所當然時,他們對此是不看重和幾乎不注意的。 1946年至1947年冬天,美國對大英帝國態(tài)度的突然變化,是美國對當前事態(tài)解讀的結果。與此同時,有兩個事實在沖擊美國的想象:一個是英國民族遭受的物質苦難,另一個是1948年聯(lián)合王國政府做出的撤出印度的明確決定。將這二者放在一起,這些事實就使美國人產生了大英帝國已經“貧困潦倒”的印象,而美國評論家們又以他們那種追求轟動的方式,將大英帝國從1783年以來的全部演變壓縮成了一個突發(fā)事件,與此同時又假設這種變化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如同絕大多數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聯(lián)合王國是突然變得十分虛弱,再也不能靠武力來保持帝國了,他們之中看來很少有人認識到英國在失去13個北美殖民地的事件中已經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并且從那以后一直努力從中汲取教訓。 在一些美國人無知的頭腦中有這樣一種印象:英王喬治三世的帝國在昨天之前一直沒有改變地存在著,今天突然就破碎了。然而,不管美國人的這種想法對我們會顯得多么離譜,對于英國人來說倒并不一定令人吃驚。對碰巧不在我們成年經歷之中的事情,我們全都傾向于不加批判不經修正地記住一些我們童年時期教給我們的粗糙和愚蠢的觀念。比如,曾經有過或現在還有這樣的英國學童傳說,說法國人沒有能力來統(tǒng)治他們的屬國或管理落后民族。美國人對大英帝國的一般看法也與之相似,是基于他們在學校中學到的美國革命戰(zhàn)爭時的傳說,并非任何對當今事實的第一手的成熟觀察。比如,許多美國人甚至顯示出對加拿大如今狀態(tài)的無知,盡管他們自己可能就與加拿大人保持著經常的個人聯(lián)系,如果他們與加拿大人有這種聯(lián)系的話,他們就會本能地將加拿大人視為與美國人自己同一性質的站立起來的自由民族。然而,若把加拿大與英國、美國兩兩放在一起并重新看看事實,他們就不可能繼續(xù)想象加拿大在他們的時代仍然受唐寧街的統(tǒng)治,要向英國交那些美國人從來沒有向英國國庫交過的賦稅。 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大英帝國結構內發(fā)生的這個變化,其速度和特點會被許多美國頭腦誤解。不過,對這些誤解該有的糾正全都完成之后,英國的批評家反過來就會面對一個事實:不同于其構成,大英帝國力量上的變化不僅非常之大,而且相當之快。事實是,就純粹的實力政治——純粹的戰(zhàn)爭潛力——而言,現在只有兩個大國留了下來彼此對峙,這就是美國和蘇聯(lián)。美國對這個事實的承認解釋了由“杜魯門主義”的宣布所引發(fā)的反省。美國人認識到,因為兩個原因,這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首先,它使美國走出了傳統(tǒng)的孤立;其次,總統(tǒng)的舉動也可能變成——不管這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本意——對國際事務整個進程的一個推動,使其脫離嘗試實現政治性的世界統(tǒng)一的新的合作方式,轉而朝向老式的決斗方式,在實力政治的廝殺中打到最后回合,以“擊倒對方的最后一拳”的強力達到世界的政治統(tǒng)一。 現在,在回顧了支持采取這種古老解決方案的環(huán)境之后,我們必須提醒我們自己“擊倒對方的最后一拳”會是何等徹底的災難,以此鼓勵我們自己在兩種選擇中取得較好的那一種!皳舻箤Ψ降淖詈笠蝗睂⑴卸ㄈ祟愔辽龠要打一場世界大戰(zhàn)。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將使用原子武器和其他也許致命性毫不遜色的新式武器。而且,在此前的那些情況中——比如秦國對中國世界的武力統(tǒng)一,以及羅馬對希臘—羅馬世界的武力統(tǒng)一,姍姍來遲的政治統(tǒng)一的實現,靠的是“擊倒對方的最后一拳”,付出了過高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訴諸武力把統(tǒng)一強加給社會所造成的致命傷害。 如果我們想想物質方面的損壞,估計一下不同文明在毀滅和重建上的能力,那么開出兩張很嚴格的可以比較的資產負債表——一張是我們現代西方文明的,另一張是希臘—羅馬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可能并不容易。無疑,比起中國人和羅馬人,我們擁有的重建和毀滅的能力都要大得多。但另一方面,一種較為簡單的社會結構,它自發(fā)的恢復能力要比一個復雜社會結構大得多。當我看到我們大不列顛的重建項目因缺乏熟練工人和深加工后的材料而阻滯,而且尤其可能僅僅因行政機器的復雜受阻,我的思維就回到了1923年我在土耳其見過的一件事。一個土耳其村莊在遭受了1919年至1922年希臘—土耳其戰(zhàn)爭最后階段的蹂躪之后開始重建。這些土耳其村民并不依賴外面的人力和物力,他們也不受那些繁文縟節(jié)的支配。他們就用自己的雙手,用自己能夠找到的木材和泥土重建他們的房舍,更換他們的家庭器具和農具。誰又能估計紐約在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后,能否像1922年之后的耶尼克艾經歷的一樣好,或者和公元前146年以后的迦太基經歷的一樣糟?不過,因這種自我加害而造成的文明死亡,倒不是這樣一種物質意義上的。無論如何,過去是精神創(chuàng)傷被證明無法治愈,從那以后,盡管有著文化上的種種不同,但人們的精神性質具有一致性,所以我們可以猜測,由“擊倒對方的最后一拳”造成的精神毀壞在各種情形中有著大約相同的致命程度。 然而,如果實現世界政治統(tǒng)一的強制方式會造成無法估算的災難,那么合作方式本身也充滿了困難。 比如,目前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大國正在嘗試——也許是不可避免地——同時做兩件事情,這兩件事不但不同,而且在軍事上是相互對抗,在長期的競賽中是勢不兩立的。這些大國試圖提出一個合作性的世界政府的新體系,但不能預測它成功的幾率;它們同時又擔心這個體系可能失敗,為了保護自己于是又不停地想方設法對付對方,這還是那種古老的方式,那個實力政治的游戲,它如果持續(xù)下去,只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和“擊倒對方的最后一拳”。 聯(lián)合國組織可以很公正地被形容為一架政治機器,在美國和蘇聯(lián)之間實施著最大限度的合作。這兩個大國在赤裸裸實力政治的最后回合將是主要對抗者。現在的聯(lián)合國構成體現了美國和蘇聯(lián)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合作。這種構成是一個非常松散的聯(lián)盟,一些調停天才如查塔姆研究所(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和萊昂內爾?柯蒂斯 已經指出,這種松散聯(lián)結的政治聯(lián)合在過去從未證明能夠穩(wěn)定或持久。 1939年至1945年戰(zhàn)爭之后的聯(lián)合國組織,處于類似獨立戰(zhàn)爭之后的美國那樣的階段。在兩種情況下,基于對一個危險的共同敵人的一致?lián)模瑧?zhàn)爭期間的各州、各國就組成了松散的聯(lián)合。這個共同敵人的存在猶如一個救生圈,使這個聯(lián)合能漂浮起來。當這個共同敵人被擊敗而不復存在,那個因它而發(fā)起的聯(lián)合就會沉沒或漂離。這種紐帶的存在并非可有可無,它是由共同的敵人所提供的最有效幫助。在戰(zhàn)后這樣的情況中,一個松散的聯(lián)盟不可能長久保存它原來的狀態(tài),或早或晚不是破裂就是轉變成為一種真正有效的聯(lián)盟。 一個聯(lián)盟要想取得一種持續(xù)的成功,看來需要構成國家的高度同一性。的確,在瑞士和加拿大,我們看到了成功克服語言和宗教巨大差異而結成有效聯(lián)盟的典型例子。然而,今天有任何頭腦清醒的觀察者敢于提出一個日期,說美國與蘇聯(lián)之間的聯(lián)盟到那時就會成為現實政治嗎?如果聯(lián)盟要拯救我們,使我們免于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話,這兩個國家就必須聯(lián)合起來。 在合作努力通向世界統(tǒng)一這一既定目標的道路上,那些明顯的困難決不能讓我們氣餒,因為這種合作會帶來一些獨特的、其他選擇提供不了的好處。 必須有這樣一種世界政府的構成形式,盡管一些國家的戰(zhàn)爭潛力已不能與蘇聯(lián)和美國相比,但它們繼續(xù)被認為是大國,而且發(fā)揮著大國作用。在一種甚至更不講究實力分量的世界共同體中,英國、西歐大陸國家和那些自治領能夠繼續(xù)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影響,這種作用要遠遠大于它們的戰(zhàn)爭潛力與“兩大國”相比的那個比例。在一種甚至是半議會性的國際論壇上,這些國家的政治經驗、成熟程度和公允溫和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與布倫努斯之劍 的更重分量形成一種平衡。相反,在一個純粹實力政治的世界中,在與美蘇的比較之下,這些高度文明但物質實力不強大的國家則會被視若無物。在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中,它們全都會——或許南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除外——成為戰(zhàn)場。英國和加拿大尤其逃不掉,對此加拿大人,包括英國人,都是清楚知道的。 當我們看著面前這種危險局勢,一些進一步的問題又會浮現出來。 不同于個人之間的關系,在政治領域,“兩個和尚有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說法完全不正確。八個大國,哪怕是三個大國,如果能夠聚集在一起,設法建立一種合作性的世界政府的困難就會少一些;如果不多于兩個的話,困難則要大得多。這種明顯的反差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有可能形成第三個大國,它能夠在所有的層面上都成為美國和蘇聯(lián)的對等物。在實力政治的競技場上它的戰(zhàn)爭潛力不亞于美蘇,在國際會議室內,就目前這種政治創(chuàng)新事業(yè)——國際關系處理中用憲法政府的高尚設計來取代物質力量的盲目較量——而言,它在道德與政治上與美蘇平等。 英聯(lián)邦集體能夠在每一種意義上都發(fā)揮這第三股巨大力量的作用嗎?英國自己不再有物質力量來維系這種作用了。對于這個問題的簡短答案,我想是:“就純粹的統(tǒng)計試驗而言,是這樣的;就地理和政治試驗而言,則并非如此! 在一個憲制世界的決策商議中,英聯(lián)邦那些成員國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因為在不多的政治成熟的國家中它們占了很大比重,也因為它們會以差不多同樣的聲音來說話——這倒不是因為它們的政策受到管制、經過商量,甚至是事先協(xié)調過了,而是因為它們的政治、社會和精神傳統(tǒng)中有一些至關重要的共同之物,當它們各自走上朝向自治目標的道路后,這些東西繼續(xù)以它們彼此之間那種不同尋常的緊密友好關系的形式存活著。然而,為了將這個共同體轉變?yōu)榈谌齻大國,就必須讓它和它的成員共同強大,共同施加影響,這個共同體的國家必須將它們自己整合為一個巨大的軍事聯(lián)合體,如同任何時候的蘇聯(lián)和戰(zhàn)時的美國一樣,做到高度中央集權。然而,提出這種要求,只是為了顯示這是相當不現實的。這將意味著1783年以來英聯(lián)邦一直在走、有意要走的那條路要倒轉了,意味著在晚近這一個半世紀的進程中,這種進化的累積成果——聯(lián)合王國的人民和英聯(lián)邦中那些實現了自治的國家的人民一同珍惜的共同成就——被廢棄。 一個人不能既想保存自己那張餅又想把它吃掉。當英聯(lián)邦中許多部分都展示或發(fā)展出一種管理自己的自然傾向時,一個人不能既把自己的財富置于旨在實現最大程度自治的逐漸轉讓之中又期待去掌控一種集體軍事力量,這種集體軍事力量被莫斯科政府——就以它來作為一個最中肯的例子吧——在晚近的6個世紀中持續(xù)而自覺地建立起來了,付出的代價是自由、多樣性和其他的政治與精神益處,而這些東西正是那些英聯(lián)邦國家放棄聯(lián)合力量而為自己爭取到的。英聯(lián)邦國家不能否定它們的理想和拆散它們?yōu)樽约壕幙椀臍v史之網,即使它們能,它們也不會這樣做;即使它們能并將要實行這種左傾神話之事,它們也會把這種天生權利拋入虛空,因為不管英聯(lián)邦的典型優(yōu)點和成就做出多大的犧牲,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地理上,英聯(lián)邦都永遠不可能團結得足以在原子戰(zhàn)爭時代的軍事力量上與美國或蘇聯(lián)抗衡。在實力政治的游戲中,一個團結起來的英聯(lián)邦仍然還是個兵卒,最多也就是騎士,永遠不會是皇后。 如果英聯(lián)邦不可能在1939年至1945年戰(zhàn)爭后的世界中充當“第三大國”的角色,那么這個角色能否由一個歐洲合眾國來擔任?初看起來,這個建議似乎也頗有前景,但它其實是經不起考察的。 希特勒曾經說過,如果歐洲真想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世界力量(當然,希特勒所言是指野蠻的軍事力量),那么歐洲就必須歡迎并采納元首的政策。這個嚴酷之言無疑說出了真實。唯一能夠想象的在戰(zhàn)爭潛力上可與蘇聯(lián)或美國對抗的歐洲,只能是希特勒的這種歐洲——被德國武力征服而統(tǒng)一,在德國統(tǒng)治下團結起來的歐洲。在德國優(yōu)勢之下統(tǒng)一的歐洲對于所有的非德國歐洲人來說,都是極其令人厭惡的。他們中有些人一生中曾經有過兩次被德國占領和統(tǒng)治的可怕經歷,絕大多數人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德國占領,少數幸免者也曾經離這場大火很近,足以被它的熱浪波及,因而與那些被燒毀者是一樣的感受。 在一個排除了蘇聯(lián)和美國的歐洲聯(lián)盟中——就假設而言這也就是試圖創(chuàng)建一個歐洲的“第三大國”的開始,即使這個聯(lián)合起來的歐洲從一開始得到的就是一個解除武裝、去掉中心,甚至分裂的德國,德國早晚會用某種手段升至頂端。在美國與蘇聯(lián)之間的區(qū)域里,德國占有一個居高臨下的中心位置。德意志民族是歐洲最大民族的一半;德國人居住的歐洲中心(還不算奧地利或講德語的瑞士部分),控制了歐洲重工業(yè)總資源——原材料、工廠和人力技能——的壓倒性多數;而德國人在為戰(zhàn)爭組織人力和非人力資源方面的擅長程度,如同他們管理自己的笨拙程度,也如同他們統(tǒng)治其他民族時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在一個不包括美國或俄羅斯的統(tǒng)一歐洲中,不管是什么條款,從一開始起,德國就會包括進來,天長日久,它會成為這樣一個歐洲的主人,即使它在兩次大戰(zhàn)中用武力未能得到的優(yōu)勢這一次是以和平漸進的方式歸屬于它,也沒有非德國的歐洲人會相信德國人一旦意識到這種力量已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會有智慧或自制不去揚起馬鞭猛踢馬刺。這個德國難題看來就是創(chuàng)建一個歐洲“第三大國”的不可克服的障礙。 在今天這樣一個世界中,一個軍事上團結的歐洲不會有比一個軍事上團結的英聯(lián)邦更靠得住的希望來期待自己能與美國或蘇聯(lián)抗衡,即使它以犧牲自己珍視的自由為代價。尤其是在西歐(西歐是歐洲的心臟),民族個性的傳統(tǒng)如此之強大,即使是最有可行性的歐洲聯(lián)盟也會過于松散,在實力角斗中仍然不過是兵卒,即使這個統(tǒng)一的歐洲在西邊包括了不列顛群島,在東邊包括了現在處于俄羅斯支配下的那些國家,即使歐洲各民族作為一個整體盡它們最大的努力吞下了希特勒那難吃的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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