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交換關系中的權力與聲望
　　盡管表達性和互惠性在人情文化的創(chuàng)建方面占據(jù)著突出的位置，然而下岬村民的禮物交換卻并不總是平衡的。禮物的不對稱流動司空見慣，尤其是在等級性社會關系背景當中。在許多情況下，非均衡的送禮牽涉到其他形式的社會交換，因而產生人際關系中的權力和聲望。出于對等級情境下禮物交換的關注，我在本章中主要探究兩個問題：第一，誰從禮物交換中獲得了聲望和權力——贈禮者還是收禮者？第二，在社會等級體系中不對稱的禮物朝向哪個方向流動——是朝向地位高者還是地位低者？
　　這兩個問題早就吸引了人類學家的注意力（參見Malinowski1984; Mauss 1967），并一直是個重要的論題。大多以往研究的結論認為，是贈禮者通過將收禮者變成債務人而獲得聲望和權力，因而在非均衡的交換中，禮物通常是沿著社會等級向下流動（參見Befu1966–67; Raheja 1988; Sahlins 1972; A.Strathern 1971; Vatuk andVatuk 1971）。葛里高利進一步斷言，贈禮者的優(yōu)越性是“全世界禮物交換體系的共同特征”（Gregory 1982:47）。
　　然而，下岬村的禮物交換體系呈現(xiàn)出與這些早期結論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禮而不是送禮被認為是聲望的象征。在某些情況下，禮物沿著社會地位的階梯向上單向流動，而收禮者仍然保持著對贈禮種類型的非均衡互惠：一種源于家庭的發(fā)展周期，另一種源于社會地位的鴻溝。我的分析集中于后者，即在身份等級中，禮物從下層向上層的單向流動現(xiàn)象。我進而討論支撐這種單向送禮的社會–文化機制，并試圖解釋為什么下岬村的個案展示出與以往的研究大相徑庭的特性。最后，我將論述對所有禮物交換研究來說簡單然而核心的問題：為什么人們要參加饋贈活動？下岬村隨禮行為的模式表明，是收禮的榮譽驅動著村民們隨禮。
　　禮物交換的不均衡
　　在我進行田野調查期間，許多村民抱怨隨禮太多，令他們不堪重負。抱怨隨禮開銷太大的同時，他們又試圖向我表明他們并不小氣，相反，他們十分懂人情，在隨禮時總是力求慷慨。結果，一半以上的下岬農戶一年需要在隨禮上花費500元甚至更多（參見第4章的調査結果）。談到隨禮上的經濟負擔，大多數(shù)村民堅稱他們送出的禮要比收到的禮多。
　　如果這么多的村民送出的禮比收到的禮多，那么這些禮物流向了何方？換句話說，有沒有人收到的禮比送出的禮多？據(jù)普通村民所言，答案是“有，是干部”。他們把最近隨禮風的興盛歸因于干部們的居心不良。下岬的一個教師說:“現(xiàn)在人們想方設法操辦各種典禮，從中收禮，報紙上對‘送禮風’批評得越多，它刮得越厲害，為什么？因為這陣風是從上而刮下來。所有這些新風氣是干部們和上面的其他人制造的，因為他們可以收禮，不用考慮回禮�！倍Y物交換關系中的權力與聲望然而，當我向村干部提出同樣的問題時，他們卻全都否認他們曾經不回禮。一個干部堅稱：“那會使我顯得像個不知羞恥、不懂人情的人，沒有人愿做這樣的傻事，損害自己的名譽�！比欢�一些地方干部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抱怨他們的上司：他們向鄉(xiāng)里的或縣里的國家干部送禮，但那些人卻不回禮。
　　受訪者含混而矛盾的回答給了我很大啟發(fā)，并引導我就禮物交換的平衡問題做了一項特殊的調查。我發(fā)現(xiàn)禮物的不對稱流動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家庭發(fā)展的周期和社會地位等級。前者是每個家庭中普遍存在的過程，下岬村民們對此并未特別關注。后者只在收禮者和送禮者社會地位懸殊時才引起不對稱的送禮，在這個背景下，一些人（大多是干部）確實只收禮而沒有盡回禮的義務。
　　首先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么家庭的發(fā)展周期可能引起禮物的非均衡流動。分家后，年輕夫婦需要在經濟上、社會上鞏固他們自己的小家庭，他們也得判斷要和誰建立長期的禮物交換關系。由于在孩子長大前，他們操辦儀式的機會不多，至少十年內，他們只能涉身于單向的隨禮。在這期間，年輕的夫婦是注定的送禮者。而且由于人際關系在長時期內可能發(fā)生的變遷，他們的一些禮物會得不到回禮。每個家庭都要經歷這個時期，但有些家庭要比其他家庭承擔更多的風險。如果一個人想在村里出人頭地，他就需要盡可能大的社會關系網(wǎng)，因此，他必須冒險給那些以前從未有過、以后也許也不會再有禮物交換關系的人隨禮。
　　在家庭發(fā)展的最后階段會出現(xiàn)同樣的情況。如果一對老夫婦在分家后獨成一戶，他們必須償還家庭發(fā)展早期所欠的禮債，卻難得有機會為自己操辦儀式，除非是子女們?yōu)樗麄儾俎k壽宴（據(jù)有些村民所言，在隨禮中討回“債務”正是近年來過生日越來越重要的原因）。結果，雖然老年夫婦也從子女那里收到孝敬禮，禮物還是從那些老年家庭單向地流回網(wǎng)絡中的其他家庭。
　　因為隨禮與家庭慶典密切相關，單身漢和沒有孩子的夫婦也被迫處于單向送禮者的位置。這里單身漢是指30歲以上并獨立門戶的未婚男子。1991年，下岬村有九個單身漢和三對沒孩子的夫婦。此外，有三個30歲以上、將來也不太可能結婚的單身女子，但她們都要么與父母要么與兄弟住在一起，在社會生活包括禮物交換中沒有自立門戶。這九個單身漢不得不參與親友的隨禮儀式，而他們自己卻沒有任何操辦家庭慶典的機會。一個62歲的單身漢告訴我，過去30年中，他已經參加了上百次的禮物交換儀式（每年3—4次），但他從來沒有收到任何回禮。他解釋說，他努力把參加儀式的數(shù)目壓縮到最小，但仍然不得不參加其中一些，比如侄子的婚禮或鄰居生孩子的慶典。沒有孩子家庭的情形也一樣，因為他們沒有理由操辦任何家庭儀式，卻仍然不得不給近親們隨禮。這些人實現(xiàn)平衡互惠的唯一途徑是從禮物交換的循環(huán)中撤出來，但這反過來會削弱他們在村中本已低下的地位。除了給親屬隨禮的義務，日常生活中物質扶持的需要和精神歸屬的需要，也驅動單身漢和沒孩子的夫婦在禮物交換的博弈中充當著永久的送禮者。
　　在特定環(huán)境下，地位差異會構成打破禮物流動平衡的另一種社會力量。在第3章，我討論了稱為孝敬的禮物，它是年輕一輩向老一輩送的禮，不求回贈。事實上，在代際饋贈中，相反的流向是不合理的。 這樣的送禮象征著年輕人對老人的感激和尊敬，因此，一個人收到的禮物越多，他就越榮耀。老村民常常展示他兒子（女兒、侄子或其他小輩）近期送來的禮物，并樂于聽見別人的溢美之辭。在這方面，禮物的單向流動以象征的方式再現(xiàn)了兩代人之間的輩分差距。
　　公共生活中單向的、向上的送禮也存在于下屬和上級之間。據(jù)一些老人們說，1949年以前，親屬網(wǎng)絡之外的禮物交換很少見，很少有村民與外界的大人物有關系。最通常的上下往來是在地主和佃農之間。所有的受訪者都說，在慶典性的場合或農歷新年期間，佃農要給地主送禮以表達敬意。然而，地主通常不直接回禮，但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向佃農提供好處，比如收獲之后允許佃農的孩子們拾莊稼，或在年終舉辦一場酒宴。當?shù)柁r操辦儀式時，地主可能派個代表來送禮；他一般不會親自來，除非雙方之間有著非同尋常的關系。 村民用面子上的差異來解釋儀式上地主的缺席。他們告訴我，地主的面子比佃農的要大，所以即使是地主派人送來了禮物也已經被視為榮耀了。除了地主–佃農的關系，日常生活中還存在一種村民與地方官員之間的上下關系。但地方官員很少卷入村莊生活，所以只有一小部分村民涉身于與低層官員的禮物交換關系中。對于大多數(shù)村民來說，官員屬于一個高不可攀的世界。
　　1949年后，尤其是在集體化時期（1956—1982年），一種新的社會等級制迅速替代了社會生活中親屬關系的支配地位。下岬村的等級體系包括六類等級群體，干部處于頂端，所謂的四類分子處于底層。
　　這個新的社會等級體系對禮物交換最引人注目的影響是，在公共生活中，單向的、向上的禮物交換變得更精致復雜了。與革命前的實踐形成對照，由于國家對村莊生活滲透的強度和干部權力日常往復的運用，單向送禮的新模式涉及幾乎所有的村民。單向的送禮有三種形式：（1）村民送給干部，（2）低層干部送給上級，以及（3）村民送給城里的親戚。這種非對稱送禮的新形式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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