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敘

三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關于《三國演義》的文章，題目是《關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作為畢業(yè)論文。寫這個題目，當時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我的一位老師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關于曹操研究的論文，我覺得很有可議之處。正趕上要報畢業(yè)論文題目，匆匆想到不妨就此商榷一番。在我看來，老師的思路是以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評價文學人物，其中可以看出一些學術以外的話語背景，如毛澤東、郭沫若等人對曹操的正面肯定，以及七十年代中期“評法批儒”給曹操塑造的政治形象，等等。我想借此論證文學的自身規(guī)律，八十年代初期文學創(chuàng)作與理論批評正亟欲擺脫政治束縛，對文學本體的關注亦是一種學術風氣。我定下題目，去找那位老師做論文指導教師，她倒是欣然同意。而且更沒想到，后來她給我的評分是“優(yōu)”。那個年代大家思想上都有僵化之處，但人與人的關系倒是簡單淳樸。

一九八二年初，我從黑龍江大學畢業(yè)回到杭州，便將這篇論文投到《文學評論》。我不知道文章能否發(fā)表，但多少有一點自信（那時候這種事情不講人情關系，投稿時并不認識任何一位編輯），卻沒想到《文學評論》竟是作為那一期的頭條（1982年第4期），同年十月又被《新華文摘》摘要轉載。作為一個剛畢業(yè)的本科生，頓然有了嶄露頭角的感覺。其實讀大學那幾年，我都在寫小說，幾乎是心無旁騖，這一來倒是跟古典小說或是理論批評方面都有了一些轇轕，亦將我?guī)У搅艘粋�選擇的路口，今后是接著做古典小說研究，還是轉向做文學批評？自己有些猶豫不定。

一九八四年我連續(xù)參加了兩個全國性學術會議，一個討論古典小說，一個是當代文學研究。我是以出版社編輯身份參會，那時已調入浙江文藝出版社。那兩個會議使我有幸認識許多學界前輩和新銳，研究古典小說的學者鼓勵我接著做這類題目，搞當代文學的認為我更適宜做理論批評。按國內學界通例，古代與當代很難跨界，兩頭沾邊就顯得很不專業(yè)。八十年代是文學觀念急遽變化的時期，理論思潮的交鋒，敘事文本的嬗變，顯然對我更有吸引力。作為編輯，手上的業(yè)務正好有理論批評這一塊。這樣，我的寫作自然就轉向文學批評。第二年夏天，完成了一篇壓在手里好幾年的關于《水滸傳》的論文（《〈水滸〉主題思維方法辨略》，《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之后很長時間里，一直沒有關注古典小說方面的話題。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借著去北京出差機會，見到了《文學評論》編輯部的前輩們。其中一位老編輯帶我去了《讀書》編輯部，那時三聯(lián)書店和《讀書》編輯部還在朝內大街166號那幢樓里。在堆滿書刊的閣樓上，我一下子感受到一種特殊的文化氣息，聽沈昌文、董秀玉、吳彬他們聊天，很快讓你領悟到在學術與觀念之外的某種人文情趣和話語方式。吳彬是負責中國文學的編輯，跟我談論當時興起的新小說革命和“尋根文學”，問我是否有興趣寫寫這方面的文章。于是，從一九八五年起，我也成了《讀書》的作者。那幾年里，我給《文學評論》寫過幾篇關于文學思潮和當代性探討的論文，給《讀書》寫過韓少功、周梅森的小說評論，寫過黃子平、季紅真的書評。從那時到現(xiàn)在正好三十年了，我沒有統(tǒng)計過給《讀書》寫過多少文章，當然不算太多，我不是那種勤奮的寫作者，但我對這份雜志始終懷有一種文字表達的追慕。

八十年代末，我在《文學評論》發(fā)表了李銳小說集的評論，還有一篇關于尋根文學的綜論，以后就告別了那種混跡學術的寫作。當然，后來發(fā)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況，理論話語陡然逆轉，這使我不能適應。另外一個原因是，自己對愈益走向科層化的“學術”產(chǎn)生了心理和趣味上的抵觸。盡管內心覺得愧對《文學評論》的編輯們，九十年代以后就再也不做所謂學術論文那種東西了。我喜歡隨筆和讀書札記那樣的文體，喜歡那種敘述的自由，喜歡從文本出發(fā)去追尋思想蹤跡……就這樣，自己的文化興趣和文字表達習慣漸而轉向以《讀書》為標桿的那種路徑，此后的寫作一直沿循這樣的軌跡。九十年代中期，《讀書》編輯們以“脈望”名義策劃一套“書趣文叢”，其中就有我的一種《尋找手稿》（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重新細讀《三國演義》和其他古典小說，已是二十多年以后。我注意到，學者們已不再以小說比附現(xiàn)實政治，研究方向基本上轉移到版本沿革、作者身世及本事考證等方面。其實，自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研究的主要關節(jié)就是這些，當年魯迅、胡適治小說也都從這幾處入手。這算是回到了學術正路，羅貫中、施耐庵籍貫，吳敬梓身世，自然都成了極具影響的課題。當然，我自己的興趣依然在文本本身，因為不搞學術，用不著關心人家圈內人的課題。

歲月老去，思慮散逸。有時往往會想到小說的意義生成，小說作為一種敘史方式對歷史的重述與誤讀，是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早年寫那篇關于曹操論文的時候，我還只關注文學本體，完全從審美角度立論。其實，中國小說跟詩詞一樣，不完全是一種文學文本，亦需要從歷史和倫理的角度去認識。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很奇怪：如果有人問哪一部文學作品對國人心靈影響最大，我肯定說是《三國演義》，可是這部小說敘述的歷史并非驕人的漢唐盛世，亦非人文輝煌的兩宋時期，為什么這里邊的故事對國人特別重要？

其實，三國時期嚴格說來不能算是一個朝代，只是夾在東漢與西晉之間的一個短暫的歷史過程。如果從黃巾作亂算起，其開端應定于漢靈帝中平元年（184），但是從諸鎮(zhèn)紛爭到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名義上東漢朝廷仍還存在，一直延續(xù)到獻帝延康元年（220）。所以，史學界通常以公元二二〇年曹丕稱帝作為這一時期的起點，并以二八〇年東吳滅亡為結束，前后一個甲子。可是下一個朝代晉朝早在公元二六五年就開始了，曹魏咸熙二年，司馬炎迫使曹奐禪讓而稱帝，改元泰始。蜀漢已于兩年前滅亡，這時只剩下東南一隅尚未統(tǒng)一。從獻帝禪位到司馬炎登基，短短的四十五年間天下兩次禪讓，歷史的巧合讓人匪夷所思。

如果從黃巾起事算到東吳滅亡，這個時間跨度幾乎長達百年，史書《三國志》和小說《三國演義》的敘事內容大抵根據(jù)這一時間標尺——漢末士族豪強正是抓住剿滅黃巾的契機而崛起。歷史的長鏡頭在四十五年、六十年和將近百年之間晃動著，推近和拉開，時間記憶在敘述中漸漸被更替和改寫，或是散落成碎片。我在閱讀中認識到，這段分分合合的歷史不但極具故事性，而且?guī)缀跛�有的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p>

陳壽撰《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tǒng)，雖說不盡合理，體例上亦顯得別扭，卻是代表了某種共識，那就是企圖尋找一種統(tǒng)轄性的歷史存在。秦漢時期形成的大一統(tǒng)局面是可以產(chǎn)生多種釋義的歷史記憶，譬如用錢穆的話來說，那就是“國家民族之摶成”（《國史大綱》第三編第七章）。其要義在于，將春秋戰(zhàn)國以來裂土分封的貴族專制逐步改造為具有行政意義的郡縣制度，這樣政治上似乎就順理成章地納入儒家先賢設計的禮治之道�？墒菛|漢末年的亂局打破了這種大一統(tǒng)，士族豪強以武力紛爭，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戰(zhàn)國以前的局面。顧炎武有謂戰(zhàn)國時“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時期亦如此，這種情形在《三國志》的敘事中自有充分體現(xiàn)。由于漢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對象，在陳壽那個時代的史家眼里，只有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沒有具體的“國家”觀念。

陳壽撰史帶有某種“元敘事”的理論預設，以為歷史應該符合具有某種演化軌跡的構想型式，成王敗寇的歷史消息中自然包含王朝興替的倫理邏輯。譬如，劉備、孫權之所以不能成為一統(tǒng)天下的雄主，因為衡量以“修齊治平”的圣王之道都有所欠缺；而曹操“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yè)者”，不但有以魏替漢的既成事實，在陳壽心目中其形象“光于四�！倍鴰缀跤腥缰芄�。

我想，如果將歷史理解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抑或包括共同的“想象”），被認為是文學作品的《三國演義》則有另外一種敘史意義。原初的記憶可能漶漫不清，也可能本身就帶有某種想象，小說家不妨以自己的想象去修正前人的想象，以填補歷史記憶。譬如，《三國演義》將“匡扶漢室”作為大目標，衰靡不振的漢室就成了光榮與崇高的象征。在國家意識召喚下，放大和凸顯了忠勇節(jié)義的英雄氣概。小說家之所以同情弱勢的蜀漢一方，并非出于文學史家所謂“劉姓天下”的正統(tǒng)觀念，而是痛感于宋元以后中土沉淪的現(xiàn)實悲況。沉淪之中重述恢復漢室之舊夢，明顯是召喚漢族士夫之歷史記憶，強調華夏民眾之國家認同。逆境奮起的英雄敘事對于飽受欺辱的民族來說意義重大，人們至少能藉此獲得某種精神自慰。有趣的是，對《三國志》記述的劉備妻子三番五次被擄，《三國演義》竟照單全收，因為正好藉以重構另一種故事。關羽千里走單騎，趙云長坂坡殺入萬軍之中，都是以護嫂救主大顯其無比忠勇；同時，更于憂患之中刻畫劉備苦其心志、動心忍性的大人之心。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這是小說家眼中的王者風范。

《三國演義》描述的謀略手段是所有三國敘事中最精彩的內容，小說情節(jié)幾乎按照博弈性設計推衍，由于戰(zhàn)爭語境使得一切詭詐之術都合法化了，因而得以盡興發(fā)揮。當然，此中的機會主義策略自是沉淀于國人集體意識中的文化記憶。當初，關羽被曹操的軍隊圍在下邳城外土山上，曹操派張遼來勸降，關羽提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降漢不降曹”，這種說法有些自欺欺人（他本來就是漢臣，何來降漢之說）。關羽的“投降”只是應機權變，曹操答應得竟很爽快，“吾為漢相，漢即吾也�！狈凑�大漢王朝就攥在手心里。他只想著將關羽收歸己用，不去糾纏什么說法。彼此各自表述，各取所需，乃以實用主義對付機會主義。

對于《三國志》的重述與誤讀，絕非自《三國演義》開始，在宋人說話和金元雜劇的三國戲里邊，都有自己的話語生成。從歷史著作到文藝作品，性格因素被放大了，國家形廓變得清晰了，打打殺殺的百年鬧劇，竟成功地植入家國倫理大義。本來，在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梟雄乃至奸雄并無多少區(qū)別。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并不妨礙二人煮酒論英雄。曹操放言“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說到底要看誰能問鼎中原�？梢姟坝⑿邸闭Z義紛歧，原本并無人格準則與道德底線，而劉備卻以“匡扶漢室”的國家名義占據(jù)話語制高點。在后世的三國戲中，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語境中，這就簡單地分出了好人壞人。

梳理一下三國敘事的傳世文本和傳播途徑，大致可以排出這樣一個序列：

一、陳壽《三國志》。

二、《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佚史。

三、《后漢書》何進、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呂布諸傳；《晉書》宣、景、文、武帝本紀等。

四、《世說新語》中的三國人物紀事。

五、宋元說話中的三國故事及《三國志平話》。

六、金元雜劇中的三國戲。

七、《三國演義》嘉靖本、毛本。

八、明代戲文（南戲）和明清傳奇、雜劇中的三國戲。

九、明清以來民間拜關帝的廟祀活動。

十、清末以來京劇及地方戲曲中的三國戲。

十一、明清以來民間年畫及其他美術作品中的三國人物和故事。

十二、連環(huán)畫《三國演義》（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6﹣1962年出版）。

十三、五十年代末毛澤東發(fā)起的關于曹操歷史地位的討論，并出版《曹操論集》（三聯(lián)書店1960年出版）。

十四、電視劇《三國演義》（1994年版）、《三國》（2010年版）。

十五、當下風行的桌面和在線游戲《三國殺》。

這個列表不敢說沒有遺漏，譬如，二〇〇八年在河南安陽發(fā)掘的曹操大墓，以及隨后引起的質疑和爭議，是不是也應該列入？據(jù)說當?shù)卣�加緊旅游開發(fā)，而如今旅游產(chǎn)品往往亦是歷史 / 文學文本的衍生物。

這是一個層累地造成的文化堆積，其中包含的記憶信息是如此豐富而駁雜，似乎很難統(tǒng)一到某種知識譜系中，難以作出條分縷析的學理性認識。譬如，關羽身前為人臣，死后卻稱帝，被尊為“關帝”，忠誠者變成了忠誠之對象，這是哪門子的綱紀？然而，這個對象化過程似乎亦一再被復制。再如，照例說戲臺上的人物都有好人壞人之分，可是呂布呢？所有的歷史學者對呂布都沒有正面評價，戲臺上呂布卻是討人喜歡的武生（翎子生），他算是好人還是壞人？

毛澤東要替曹操翻案，顯然亦有好人壞人的標準。當然，操心古人的政治正確和先進性代表也是郭沫若、翦伯贊那些大學者的學術雅趣�？墒牵�民間野老村夫乃至青少年讀者最關心的卻是馬超與關羽的武藝高下，三國武將排行榜永遠是一個讓人感興趣的話題。還有，劉關張三人“寢則同床”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讀者從三國敘事的密碼中又發(fā)現(xiàn)了新的問題——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就有許多帖子討論這哥仨是否有龍陽之癖。

混沌的歷史記憶，映照著五花八門的現(xiàn)實圖景，尤其自明清以來民間拜關帝到當下風行的《三國殺》游戲，更是體現(xiàn)了接受層面不斷變異的衍生性，亦一并印證了思想史之“迷思”（mythos）現(xiàn)象。

以上是我讀三國想到的一些問題。我每每感嘆，個人能力和精力總歸有限，如此散逸的思緒不可能將自己引向深入而系統(tǒng)的探究。

編入這本小書的文章不全是關于《三國演義》，還有幾篇是談論《水滸傳》、《西游記》和《儒林外史》。那幾部小說與歷史的關系不是很大（我一直不理解魯迅為何將《水滸傳》列入“講史小說”），也就是說它們不是重述史家文本的文學作品，所以我在文章里更多地著眼于人物和故事本身。當然，更使我感興趣的是敘事方式中包含的種種寓意。

在浩如煙海的古典小說中，我前后涉及的只是寥寥幾種。當然，這幾種都很重要，是中國小說中為數(shù)不多的幾部大作品，值得反復細讀。奇怪的是，學術圈內很少有人對這些作品作出文學意義上的解讀，也很少有人從話語蹤跡中去梳理這些作品的敘事旨意。所以，現(xiàn)在文學史教科書上講到《水滸傳》，還是一種階級分析的講法；講到《西游記》，依然襲用魯迅、胡適的“游戲”、“玩世”之說。如果說，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相信最差的哈姆雷特就是寫進教科書里的那個。至于我的哈姆雷特，我想最好讓他自己從作品里走出來。

望著城市陰霾如晦的天空，似乎不能想象應該還有陽光和白云，往往是學術慣例遮蔽了貧瘠的思維。其實，對于文學作品而言，探求的足跡總是伴隨著閱讀興趣而不是學術目標。平日讀《儒林外史》，總覺得它不只是諷刺科舉制度和暴露士林丑態(tài)，泰伯祠大祭寫得那么隆重，難道是作為一種反襯？這等重振斯文的禮樂大事，為什么不在儒門的文廟舉行？作者何以將遁世作為終極價值理念，是否另有深意存焉，在知識話語與權力關系的糾結中是否還有一個隱蔽的主題？一遍遍讀下去，腦子里總會產(chǎn)生許多問題。

老來讀書有一個好處，就是更有隨心所欲的方便，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話，“從今后，伴藥爐經(jīng)卷，自禮空王�！�

收入本書的文章曾發(fā)表在《讀書》、《書城》和《上海文化》等刊物。是《讀書》編輯部衛(wèi)純先生建議將這些文章結成一集，亦費了他許多功夫，在此深表謝悃。

李慶西

二〇一五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