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 述

一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fā)動盧溝橋事變進攻華北，挑起全面侵華戰(zhàn)爭。戰(zhàn)爭初期，隨著日本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日本的胃口越來越大，把貪婪的目光投向資源豐富、面積廣闊、戰(zhàn)略地位極其重要的整個太平洋地區(qū)，企圖建立以日本本土為核心，以中國廣大地區(qū)為基礎，囊括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地區(qū)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的野心與美國、英國、荷蘭等國在該地區(qū)的利益直接撞車，可是美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對日本的圖謀反應軟弱，英國則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歐洲，無暇東顧，致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變本加厲。1939年9月1日，歐戰(zhàn)爆發(fā)，日本認為南下太平洋有了可乘之機，于是謀劃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軍對美國駐守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實施突然襲擊。與此同時，日軍進攻和侵占中國當時還未被其占領的最重要的兩個商業(yè)和金融中心，即上海租界與香港。同日，日本向美、英宣戰(zhàn)，美、英、荷、中、加等二十多個國家也相繼對日宣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隨之進入新的階段。

1941年12月8日，駐滬日本海軍向上海黃浦江中僅剩的兩艘英美炮艦發(fā)出最后通牒，勒令它們在兩小時內投降。美艦韋克號（WAKE）被迫掛出了白旗，英艦彼得烈爾號（PETREL）奮起還擊，于6時許被日軍炸沉。拂曉，日本海陸軍在細雨中分別從外灘上岸，經過蘇州河各橋開進公共租界，中午即占領整個公共租界。法租界則因為法國早在1940年6月已經向德國投降，并且此后法租界公董局對日本方面采取了合作的態(tài)度，故法租界被暫時保留。

同日凌晨，日本海陸軍進攻香港的英國守軍，日軍飛機首先轟炸了香港啟德機場和停泊在香港海面的英軍艦船，摧毀了香港英軍薄弱的海空軍力量。日軍步兵隨即向九龍要塞發(fā)起攻擊。12月11日，日軍攻克英軍的醉酒灣防線，占領新界及九龍；12月18日，渡過維多利亞港，攻擊香港島，英軍進行節(jié)節(jié)抵抗，但都以失利告終。12月25日圣誕節(jié)傍晚，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在半島酒店日軍總司令部投降。從此，香港淪陷為日本的軍事占領區(qū)。

二

1854年7月，上海英、法、美原租界聯(lián)合組建獨立的市政機構上海工部局，并建立警察武裝，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租界國中之國。1862年，法租界退出聯(lián)合體，自設獨立的公董局。1863年9月，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統(tǒng)一由（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稱為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又名英美租界。

自1937年11月淪陷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上海當時實際上被分割成由日偽當局直接統(tǒng)治的華界，以及租界當局控制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兩大區(qū)域。如今上海黃浦區(qū)、靜安區(qū)以及虹口、楊浦兩區(qū)南部沿江地帶，是上海公共租界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分別對應當時公共租界中區(qū)、西區(qū)、北區(qū)與東區(qū)。與上海公共租界遙相呼應的則是上海法租界。法租界（Shanghai French Concession）位于今上海市黃浦區(qū)（原屬盧灣區(qū)）和徐匯區(qū)。

在歷次戰(zhàn)亂中，公共租界的東區(qū)、北區(qū)曾多次被迫劃為日軍的防區(qū)。1932年和1937年兩次淞滬戰(zhàn)役，日軍將該區(qū)域作為進攻中國軍隊的基地，并以海軍陸戰(zhàn)隊強行代替租界巡捕，因此公共租界事實上被分割成兩部分，蘇州河以北地區(qū)成為日本的勢力范圍，時稱上海日租界。當時，中國軍隊曾與盤踞在北區(qū)和東區(qū)的日軍展開激烈的戰(zhàn)斗。但公共租界的主體部分，即中區(qū)、西區(qū)及西部越界筑路區(qū)域，分別由英國、美國和意大利軍隊防守，繼續(xù)在中日戰(zhàn)爭中保持中立達四年之久，位于該區(qū)域內的中國有關機構照常運行；其間，又陸續(xù)涌進了40多萬中國難民。

在近代中國與國際交往的格局中，從港口吞吐量、航線設置、商貿輻射、金融經營范圍和海關等級等方面來看，上海和香港分別是中國中東部和南部的經濟中心。因此，中國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它們也是日本首先摧毀的目標。但是，由于這兩地特殊的歷史、政治和地理等因素，日本對其一直難以下手。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上海租界在亞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日本學者古廄忠夫將其作為和重慶、延安并列的中國抗戰(zhàn)力量的三極構造之一，認為上海租界的面積雖然只有三十平方公里左右，但在日中全面戰(zhàn)爭的一半以上的時期內，持續(xù)了孤島的繁榮，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眼中釘，并且成為迫使日本發(fā)起太平洋戰(zhàn)爭的一大要因。在考慮重慶政權的抗戰(zhàn)力時不能將上海排除在外。在與新四軍的關系上也同樣如此。當然，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上海的這一事實也不能忽略。同時，由于上海租界是反映圍繞日中戰(zhàn)爭的國際關系的一面鏡子，上海的研究告訴我們，日中戰(zhàn)爭是一場國際性戰(zhàn)爭。

三

日本對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這個釘子，早有除之而后快的計劃。在其未占領租界之前，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一是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迫使其取締抗日言論，在輿論上控制主導權。1937年11月12日，在上海淪陷后，日本當局即向公共租界提出：（1）取締一切反日機關，禁止一切抗日性質的宣傳品；（2）驅逐駐在租界內的中國政府機關及其代表；（3）禁止中國政府的郵電檢查；（4）禁止中國政府的新聞檢查；（5）禁止未經許可的中國無線電通訊機構�！�1〕翌日即11月13日，工部局總董樊克令（C．S．Franklin）根據(jù)英美兩國政府的態(tài)度，宣布工部局持中立態(tài)度，在戰(zhàn)爭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對中日雙方在租界內的權益一視同仁。

當時，由于租界內行政權沒有發(fā)生變化，所以公共租界雖然成為被日軍包圍的孤島，但上海的抗日力量依然可以利用租界內的外商，發(fā)行中文報紙進行抗日宣傳，使抗日的吼聲在上海不絕于耳。日本當局對此不能容忍，曾多次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對租界內宣傳抗日的報紙進行取締，租界當局被迫妥協(xié)。據(jù)統(tǒng)計，這一年公共租界內有11種出版物被勒令�？�，23種報紙被警告45次。1938年，有86種刊物和4家通訊社被警告、勒令停版和停刊。1939年4月，日本駐滬領事又兩次向工部局提出備忘錄，要求取締租界內反日報紙，對報刊實行新聞檢查。工部局乃于5月再次發(fā)布告示，禁止抗日宣傳活動，并要求各外商報紙送工部局警務處檢查。這一年，工部局警務處對89種報刊發(fā)出警告，共有18種報刊被迫�？�。

二是以武力向租界當局作出威脅。1937年12月3日，日軍約六千人武裝列隊在公共租界游行，當日軍隊伍行至南京路與廣西路交叉口時，一名中國愛國青年乘機投出手榴彈，炸傷日軍三人、日僑一人，但自已遭槍擊，當場壯烈犧牲。襲擊事件發(fā)生后，日軍立即封鎖現(xiàn)場，在公共租界內駐留達八九個小時，搜查行人，并向工部局提出強硬要求：（1）今后日軍通過公共租界無須事先通知；（2）如再有類似事件發(fā)生，日軍將自行采取措施；（3）為援助工部局維持治安，日軍認為必要時可在公共租界內搜查嫌疑分子等。〔3〕

1938年5月1日，南京路又發(fā)生爆炸案，大批日軍乘機沖進公共租界，自行封鎖爆炸地點，大肆進行搜查。次日，日軍又占領老閘捕房。后來，工部局派代表去新亞酒店與日軍談判，答應取締界內所謂恐怖組織，日軍方才撤出。1939年3月，在日軍的壓力下，工部局不得不與日軍訂立《上海公共租界維持治安詳細協(xié)定》，之后日軍便打著所謂維持租界治安的幌子，使憲兵常駐租界之內，并設立專門機構，肆意逮捕、迫害抗日人士。

三是逐步控制租界工部局和警務機關。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管理機構，掌握著稅收和頒布各種規(guī)章的權力。20世紀30年代，工部局的年收入已超過3000萬元，而工部局警務處則是維持租界當局統(tǒng)治的支柱。日本對控制這兩個機構蓄謀已久。1938年1月4日，日本當局對工部局提出強硬要求：第一，在工部局董事會中任命一個日本秘書；第二，重組工部局巡捕房，包括任命一日本人擔任捕房的高級職務，增加日本巡捕人數(shù)；第三，任命日本人到工部局所有部門的統(tǒng)治地位上。3月，工部局又作了妥協(xié)和讓步，將二個日本人提升為警務處督察長，還任命日本人赤木親之為工部局警務處特別處長，但拒絕任命一名日本人擔任工部局董事會秘書。

3月10日，日本憲兵隊、日海陸軍代表與工部局進行會談，日方提出要在租界內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派任日籍警官主管租界北部的丙區(qū)和丁區(qū)捕房，增加日籍警員的薪金，增加日籍警員的人數(shù)，在警務人員中鼓勵學習日語等等。

1939年5月3日，又由日本外務省次官澤田廉三向英美駐日大使提出改組公共租界行政權要求。次日，日本駐上�？傤I事向英美駐上�？傤I事和工部局總董，提出修改《土地章程》和改組公共租界行政機構、增加日本人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的比例等要求。5月24日，日本外務省發(fā)言人還發(fā)表一份聲明，聲稱中國的公共租界并非外國的領土，而僅僅是外國人行使行政權的地區(qū)，由于日本是在同中國交戰(zhàn)，所以這些地區(qū)內的中國主權正如其他日本占領區(qū)一樣，應當歸日本控制。但由于英美方面堅決拒絕，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企圖暫時沒有得逞。

在不斷施加壓力的情況下，日本當局仍達到了部分目的。1940年3月，日本駐上�？傤I事同工部局總董達成協(xié)議，在虹口日僑密集居住區(qū)專門另設一警區(qū)，其警務由日籍巡捕負責，設在該地區(qū)的兩個巡捕房負責人也由日籍警官擔任。1941年5月1日，日本人岡本一策被接受擔任工部局董事會副總董。

四

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為分水嶺,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政治地位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上海租界和香港是英美法等列強在中國的主要基地,西方勢力在這里占據(jù)著主導地位并具有強大影響。而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的武力入侵，使得西方列強在此經營了近一百年的特權喪失殆盡。

在上海，大批日軍開進公共租界的中區(qū)、西區(qū)，全面占領公共租界之后，首先霸占了英美等國駐滬領事館和一些重要的外資銀行，同時表面上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照舊運轉，維持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形象，但實際上日方隨后就有計劃地開始了對租界管理權的侵奪。

首先，日方在工部局決策機構工部局董事會之上成立了協(xié)調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為崗崎勝男，日方委員為寺岡洪平，這兩人均屬日本興亞院派遣。這個協(xié)調委員會，每周從星期一至星期五，幾乎每天開會一次，專門傳達和貫徹日本官方和軍方意圖。

1942年6月4日，岡崎勝男曾致信工部局各董事，聲稱協(xié)調委員會將擴大職權范圍，為應付緊急事項，諸事不再事先通知董事會。接著，1942年3月，協(xié)調委員會貫徹日本軍方的旨意，在公共租界推行保甲制度。同年6月，又按照興亞院財務課的通知，在公共租界內禁止流通法幣。同年8月31日，協(xié)調委員會主席岡崎勝男表示，日本領事傳達了日本軍方意見，因租界已有日軍防守，萬國商團已無存在必要。9月2日，工部局董事會即根據(jù)岡崎勝男轉告的指令，決議將萬國商團解散。

其次，日方對工部局重要崗位上的人員進行大換班。1942年3月1日，工部局英籍總裁兼總辦費利溥（G.G.PHILIPPS）在日本人的壓力下自動退休，日本人寺岡洪平成為工部局總裁，此后即解聘了在工部局警務處任職的英美籍警官74人，各巡捕房均由日籍警官負責，工部局所屬各部門的負責人也全部換成日本人。至此，公共租界工部局完全為日本人所控制。由于當時法國維希政府已經向德國投降，德日屬于締約盟國，因而日軍并未占領上海法租界，但實際上它也被日軍控制。

在此期間，日軍還陸續(xù)將英美等敵國僑民拘捕至集中營。對在上海的外國人而言，他們經歷了兩場戰(zhàn)爭：一場始于1937年，另一場始于1941年。由于1937年中日全面戰(zhàn)爭開始后，日本并沒有向英美等開戰(zhàn)，因而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然處在日本侵略軍的掌控之外，所以它成為了中國平民，包括文化、科技、經濟等各界人士的避難所；一場始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fā)，日軍在一天之內便占領了上海公共租界，這座孤島就此淪陷。1943年1月，日軍在上海設立敵國僑民集中營，從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集中營關押英美等國僑民六千多人，涉及十多個國家，歷時兩年八個月。

五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上海租界在日軍的直接控制下，原來的立法機構、警務機構和審判機構等各機構不但人事發(fā)生了變動，而且其制度內容也發(fā)生了變化：新增了鎮(zhèn)壓抗日活動和愛國人士的規(guī)定，如嚴禁抗日活動，取締反日書籍，辦理戶口登記，推行保甲制度，發(fā)放市民證、防疫證等；新增了實施經濟掠奪和物資統(tǒng)制的規(guī)定，如實行米糧統(tǒng)制，實施物資統(tǒng)制，破壞原有貨幣秩序等；新增了實行戰(zhàn)時管制的規(guī)定，如疏散租界人口，鎮(zhèn)壓敵性僑民，取締無線電設備，實施所謂軍事、防空演習等；同時，日軍的報道部和憲兵隊完全控制了公共租界內的廣播業(yè)。這些變化反映了日本為了適應其侵略戰(zhàn)爭的需要，在淪陷區(qū)強力實行法西斯殖民統(tǒng)治的事實。歸納這一時期的日本當局在租界區(qū)統(tǒng)治的特點，即政治高壓、經濟掠奪和戰(zhàn)時管制,比以往的租界統(tǒng)治者更具有殖民性、掠奪性和殘暴性。

1942年1月20日，日軍宣布對上海英美等國僑民進行人口登記。其時，上海有英國人5865名、美國人1369名、荷蘭人152名。9月20日，日本占領當局規(guī)定，從10月1日起，敵國僑民凡滿13歲者均須佩戴紅色臂章，臂章寬10厘米，上以一個英文字母代表國籍，美國為A，英國為B，荷蘭為N，其余小國為X，日本留用的工部局英美人員也不例外。日軍同時規(guī)定，凡佩戴這類臂章者，不得進入戲院、電影院、舞廳、夜總會、回力球場、跑馬廳等公共娛樂場所。

1942年10月，日本占領當局決定對在中國的敵國人，采取分別對待的措施，即對拘押者和集團生活者進行區(qū)別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者，特別是可能對日本軍方造成危害者實施拘押，對其余人實施集團生活。

1943年1月24日，日本駐滬領事館制訂《在滬敵國人集團生活所實施要綱》，決定將與日本處于交戰(zhàn)國關系的英美等國在滬僑民收容進集中營，當時估計將被收進集中營的有7750人。日本當局決定在上海設立八個集中營，另在揚州設立一個集中營，后者屬上海集中營管轄。

1943年1月29日，上海的集中營正式啟用。1943年4月底，第一階段收容告一段落，八個集中營共收容英美等國僑民5258人。這些人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荷蘭、比利時、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蘇聯(lián)、葡萄牙、挪威等。被關押者，年齡最小的為6個月，最大的為88歲。

1943年1月，美英兩國審時度勢，廢除了歷史上與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與中國國民政府在戰(zhàn)時陪都重慶簽訂了新的條約，放棄了治外法權和在華的一切租界，至此從法理上廢除了存在了上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日本政府聞訊，于次年1月9日，搶在美英之前，同汪偽政府簽訂了所謂《關于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xié)定》，于1943年7月30日和8月1日，先后導演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還汪偽政府的鬧�。▽嶋H上它們仍處于日軍的控制之下）。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zhàn)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政府根據(jù)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分別簽署的廢除在華特權新約，以及1946年2月28日中國政府與法國臨時政府訂立的《關于法國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在法律上真正完成將上海租界收歸中國的程序。同時，上海市政府成立前租界債權債務處理委員會，將租界遺留下來的債務一一處理完畢。至此，在上海存在了一個世紀之久的租界歷史，終于徹底結束。

六

自1842年清朝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連同鄰近的鴨脷洲割讓給英國〔1〕后，形成了所謂的香港邊界。英國取得香港后，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是為香港開埠。此后，香港逐漸成為東方自由貿易的樞紐。

對于香港，日本方面認為香港位于華南重要河川珠江江口，扼制華南重鎮(zhèn)廣州，對海上交通占有極其重要地位。這一擁有人口約百萬的小島，作為英國殖民地，不僅是英國在華勢力的軍事、政治的策源地，且是陸海空軍交通要沖，船舶、航空進出頻繁，發(fā)展成為遠東有數(shù)的大貿易港。在中國事變中，它作為援蔣最大據(jù)點，支持著重慶政府的對日長期抗戰(zhàn)。這對日軍來說是一極大障礙。香港即成為重慶政府與列強保持聯(lián)系的唯一門戶，同時作為援蔣物資的中轉基地或宣傳、謀略基地，更加處于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我軍在中國方面的艦隊雖已對沿岸海面進行了封鎖，但一直不夠嚴密，無數(shù)的帆船以香港為中轉基地橫行于華中、華南沿海一帶，到處形成了向腹地走私的通道。香港港灣倉庫里的軍需物資堆積如山……

1940年6月22日，日本華南方面軍發(fā)動了廣九作戰(zhàn)。日軍稱，這次作戰(zhàn)的表面目的是攻占與英國租界接壤的邊境城鎮(zhèn)深圳，切斷從香港向內地的走私路線。但另外這次作戰(zhàn)還是較之更大的戰(zhàn)略措施的一環(huán)。我軍早鑒于此，從1939年8月中旬即由第十八師團的一部占領了深圳和沙頭角，并在該地配備了約一個多大隊的步兵。但在同年末，由于賓陽會戰(zhàn)調用兵力，該方面駐兵被撤走，因而一些中國軍隊開進，利用香韶公路進行物資走私。華南方面軍決定，由第十八師團的一部掃蕩該方面的中國軍隊，徹底封鎖邊境線。其后,有關日軍一部進駐深圳、寶安、沙頭角等要地，完全封鎖了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陸路聯(lián)系。

1941年12月8日拂曉，日軍向香港發(fā)動攻擊。首先，日軍戰(zhàn)機轟炸啟德機場，在短短兩小時內炸毀了停放于機場內的駐港英國皇家空軍的所有戰(zhàn)機；隨后，日軍步兵渡過深圳河，向新界推進。由于當時英軍棄守新界，日軍并未遇到抵抗，不久便抵達英軍在九龍北面沿山設置的醉酒灣防線。日軍在與英方守軍皇家蘇格蘭軍團分遣隊經過一輪激戰(zhàn)后，于12月1O日攻占了英軍在此防線的主要據(jù)點城門堡壘。戰(zhàn)事持續(xù)至翌日，醉酒灣防線岌岌可危，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最后決定棄守九龍及新界，于12月13日將部隊撤回香港島，重新布防。

日軍占領新界及九龍后，派代表要求英軍投降，但遭到港督楊慕琦拒絕。12月18日，日軍渡過維多利亞灣，開始攻擊香港島。英軍進行了頑強抵抗，但節(jié)節(jié)失利，面臨斷水斷糧。在香港保衛(wèi)戰(zhàn)中，鯉魚門是一個重要的戰(zhàn)場。英軍事先加強了鯉魚門的防衛(wèi)，防止日軍從對岸的魔鬼山渡海登陸。當時，設置于西灣山的高射炮和白沙灣的6英寸大炮陣地，由香港志愿防衛(wèi)軍駐守；皇家加拿大來福槍團和印度拉吉普步兵團，則駐守于筲箕灣至鯉魚門炮臺和軍營一帶。英方守軍雖曾擊退日軍的登陸部隊，但在12月19日，日軍第二二九聯(lián)隊終于在阿公巖登陸，并向守軍發(fā)動猛烈的攻擊。由于雙方實力懸殊，鯉魚門炮臺最后被日軍攻陷。

港島南岸的戰(zhàn)斗也十分激烈。英方駐守赤柱的東旅守軍孤軍作戰(zhàn)，形勢十分危急；日軍同時又集結兵力攻打西旅，致使英方西旅守軍無力支援東旅。12月21日，日軍從皇家蘇格蘭軍團手中奪取了聶歌信山；翌日，灣仔峽及金馬倫山的守軍陣地亦告失守。同月23日早上，日軍進占黃泥涌峽；同日，印度拉吉普步兵團及英軍米特石軍團棄守禮頓山，撤回中環(huán)。至此，莫德庇少將對港督楊慕琦表示：負隅頑抗已無濟于事，守軍已無力抵抗日軍的進攻。

1941年12月25日（圣誕節(jié)）下午，英方港督楊慕琦在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的日軍總司令部正式向日軍投降，一萬多名英軍做了日軍戰(zhàn)俘，此日因此被稱為黑色圣誕。香港被日本占領的這個時期，香港人俗稱其為三年零八個月。

七

日軍占領香港后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間，實施戒嚴令，日軍從半島酒店發(fā)布行政指令；日本軍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經濟部、司法部及軍事部等）制定嚴厲的法規(guī)，設立管轄全港市民的政府；日軍在香港濫殺無辜，推行皇民化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外，香港的街道、地區(qū)名稱也被更改成為日文。此外，香港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經濟等方面均受到摧殘。

1942年2月20日，日本香港占領地政府正式成立，由日軍磯谷廉介中將出任第一任香港總督，結束了軍政府時期。日本港督政府總部設于香港島中環(huán)的香港匯豐總行大廈，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香港占領地總督部成為了當時香港最高的行政機關，亦是日本戰(zhàn)時內閣的直轄機構之一。日本人在新政府（包括民治部、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報道部、管理部及外事部）占據(jù)了多數(shù)重要職位，華人只可以擔當一些中低級職位。但為了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日本占領當局也策劃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xié)議會這兩個華人組織。華民代表會為總督的咨詢機構，有委員4名；而華民各界協(xié)議會則有委員22名，負責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與英治時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華民代表會或協(xié)議會并無法律上的權力。

在日本占領當局的控制下，日占時期的香港的基本行政區(qū)域架構由港督民治部于1942年3月提出，將香港島分成12個區(qū)，九龍分成9個區(qū)，新界分成7個區(qū)（見香港日治時期行政區(qū)劃）。每個區(qū)都設立一個區(qū)役所，并指派一個人作為所長。為了有效統(tǒng)治香港，日本占領地政府向香港市民發(fā)出住民證，作為他們的身份證明文件。

淪陷時期，香港主要的工廠被日本人奪取，小至小商販、大至銀行家，經濟狀況都很拮據(jù)。很多公司倒閉，米、糖、面粉、油和燃料短缺，需要定額配給。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與有利銀行等外國銀行遭到清盤，英國、美國及荷蘭等同盟國的銀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兩家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臺灣銀行則在香港重開，并向其他外國銀行發(fā)出債項。

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被日本占領翌日，日本宣布以軍票取代本地貨幣。港元變?yōu)椴缓戏ㄘ泿�，擁有港元的人會被施以重罰。1942年1月，港元和軍票的兌換率為2∶1，可是從1942年7月24日起兌換率變?yōu)?∶1，比之前兌換率驟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后變得貧窮。日元軍票于1943年6月1日正式成為香港的唯一法定貨幣，日用品的價格必須以日元作為核算單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時，被強迫兌換的日本軍票總值超過當時幣值的57億港元。另一方面，日軍還大量印制沒有任何儲備金的軍用手票，所以實際上日軍是以白紙強逼兌換有十足保證的港幣。日本占領當局更強迫匯豐、渣打、有利銀行高層，在沒有任何儲備金的情況下，簽發(fā)大面額的港元鈔票，其總數(shù)達1.03億元。

在日本當局統(tǒng)治下，香港市民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歲月。由于糧食短缺，日軍規(guī)定糧食實行配給制度。持配給證者，每人每日獲配米六兩四錢。1943年2月以后，配額曾一度減至三兩二錢。由于物資供應極度匱乏，其他副食品如糖、食油、鹽、蔬菜和肉類等價格亦不斷上漲。香港貧苦市民只能靠吃花生麩、樹根和木薯粉充饑，饑民搶食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很多市民因負擔不起食物價格瘋漲而餓死，甚至出現(xiàn)了人吃人的事件。根據(jù)天主教香港教區(qū)有關日占時期的檔案資料顯示，每日在市區(qū)街道上收集到300400具尸體，有時更多，曾經有一日達到731具。日占時期，香港因饑餓死亡的人數(shù)達5萬人。香港淪陷期間，燃料亦十分缺乏，大部分的公共服務，如電力和煤氣供應以及交通運輸均大受影響。

香港淪陷后，約有9000名英方戰(zhàn)俘被送往北角、深水埗、亞皆老街及馬頭涌集中營；2700名英國及其他敵對國家的平民被囚禁于赤柱拘留營。戰(zhàn)俘除處理集中營內的雜務外，部分被送往外地為日軍服役。1942年9月，約有七百名戰(zhàn)俘被送往日本的工場及礦區(qū)工作；同時，1800多名戰(zhàn)俘登上駛往日本的里斯本丸號，但途中不幸被美軍魚雷擊沉，只有724名戰(zhàn)俘僥幸生還。戰(zhàn)俘營內居住空間擁擠、糧食缺乏，戰(zhàn)俘飽受饑餓與疾病的煎熬，其中不少戰(zhàn)俘死于痢疾和霍亂。香港重新光復后，約有三分之一的盟國戰(zhàn)俘感染疾病，大多數(shù)人變得骨瘦如柴。

日本占領上海租界和香港，是其侵華戰(zhàn)爭的擴大與升級，更是其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的重要一環(huán)。盡管在最初的半年時間，它占領了廣大區(qū)域，沉醉于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之中，但是很快就在戰(zhàn)爭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最終在1945年8月被迫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投降。太平洋戰(zhàn)爭以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而告終，它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從此，世界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八

1945年11月24日，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館界辦法》。其中規(guī)定，上海公共租界的收回，根據(jù)中國與英國、美國、比利時、挪威、加拿大、瑞典、荷蘭等國分別訂立的平等新約來辦理。1946年2月28日，中國政府與以戴高樂將軍為首的法國臨時政府訂立《關于法國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追認了中國政府對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收回。此后，丹麥、葡萄牙等國政府在與中國政府訂立的雙邊條約中也宣布，概行放棄包括上海公共租界在內的所有租界中享有的任何特權。

香港重光的受降儀式于1945年9月16日在舊港督府內進行。中國政府派遣潘華國少將到港，會同英國太平洋艦隊支隊司令夏慤少將接受日軍代表陸軍少將田梅吉和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的投降書，并聯(lián)合簽署香港的受降文件。至此，日本在香港的統(tǒng)治宣告終結。

此后，中英兩國政府曾就香港地位問題進行過多次談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主權問題，在北京簽訂聯(lián)合聲明，申明香港的主權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由英國交還中國，并確定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中英聯(lián)合聲明簽署后，香港踏進了回歸前的過渡期。在經歷了155年的英國殖民統(tǒng)治之后，1997年7月1日，香港終于正式回歸到祖國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