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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3日至4日，上海大學清民詩文研究中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詩話全編》課題組，廣邀海內外學者，舉辦了“清代詩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大型學術研討會。時值中心主任和項目首席專家張寅彭教授主編的《清詩話三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編》體例確定、各卷點校工作全面展開之際，可謂適逢其時。與會80余位學者，充分交流了各自新的研究成果，并提交論文54篇（含提綱）。這些發(fā)言與論文，極大地拓寬和加深了會議的內涵，每一篇都將為《清詩話全編》的編纂，乃至學界整體的清代詩學研究，發(fā)揮積極的作用。

文獻的收集、整理、考訂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工作。清代詩學文獻數(shù)量龐大，體例繁富，它的這兩個基本特征是遠過于歷朝歷代的。正視和解決這兩個問題，無疑是整理研究清代詩學的基礎。大會之后，出于固化和傳播此次會議成果的考慮，選編了本論文集，最終選錄了其中的27篇論文。編輯宗旨約有下列數(shù)端：一，集中于清人之詩學，二，論述與考證平衡，三，中土與海外呼應，四，新材料的搜集整理，五，文體形式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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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學“清代詩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
嚴勤銘
7月3日至4日，由“清詩話全編”國家重大招標項目承標組與上海大學文學院清民詩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清代詩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順利舉行。與會者有海內外、東西洋80多位學者，共提交會議論文54篇。會議既呈現(xiàn)清代詩學研究的現(xiàn)狀，也體現(xiàn)了未來研究的多種面向。
一
文獻的收集、整理、考訂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工作。這次會議召開的契機就是張寅彭教授主編的《清詩話三編》的出版和張教授主持的“清詩話全編”重大項目的全面開展。張寅彭教授積二十年之力，完成清代詩話目錄的調查工作，著有《新訂清人詩學書目》。在此基礎上，他又精選百種左右詩話加以校勘標點，編成《清詩話三編》，以續(xù)丁福�！肚逶娫挕泛凸B虞《清詩話續(xù)編》。張寅彭教授是目前海內外清代詩學文獻整理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因為前期成果的豐富厚重，他于2012年順利中標“清詩話全編”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此次會議，作為主辦者的張教授提交了會議論文《談清代詩學文獻的整理》，并以其中的一個章節(jié)在會上作了“從<清詩話三編>到<清詩話全編>”的主題發(fā)言。論文和發(fā)言從編纂“清詩話全編”的實際需要出發(fā)，全面總結了清代詩話的特征并提出了“全編”的編纂體例。
張教授指出：“清代詩學文獻數(shù)量龐大，體例繁富，它的這兩個基本特征是遠過于歷朝歷代的。正視和解決這兩個問題，無疑是整理研究清代詩學的基礎�！蹦壳耙姶娴那宕娫捰薪ХN，且仍有不斷發(fā)現(xiàn)的可能。對這近千種詩話，除了按時代分期之外，還需要按照其各自體制、性質做出區(qū)分，以見出清代詩話的特色。張教授認為，傳統(tǒng)的廣義詩話可以分作詩評、詩法、詩話三類，而詩話一類之下，在清代又產生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子類，即斷代類詩話、地域類詩話、專人類詩話等。此外，編纂清詩話還有一當務之急，即劃定標準，對性質游離于總集、工具書與詩話之間的許多清人著述作出界劃，在去取之際，顯現(xiàn)的正是整理者的識力與別裁。對這一問題，與會學者也多有獻議。在圓桌會談中，中華書局俞國林先生即主張取廣義詩話的概念，盡量充分收羅各類詩學文獻，以成一代大觀。復旦大學陳廣宏先生作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新編全明詩話”的項目主持人，也指出明清詩學文獻形態(tài)的多樣性，但詩話整理者也的確需要就事論事，有所裁擇。而黃霖、陳引馳等諸位先生則主張從嚴界定詩學文獻與詩話的關系，采取一種較為嚴格的標準加以執(zhí)行。華東師大劉永翔先生、上海外國語大學陳�？迪壬鷦t從《清詩話三編》讀者的角度發(fā)言，頗有親切之感。浙江大學朱則杰先生也以早年策劃編輯《全清詩》的經歷提出若干建言。
這些議題在會議論文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xiàn)。一是詩話文獻的深入調查與發(fā)現(xiàn)。如上海大學李清華《清人詩學書目輯補》一文，在張寅彭《新訂清人詩學書目》和蔣寅《清詩話考》的基礎上，補充了新見詩話26中，新見存目詩話144種�？梢姡宕娫捰笃渫陚�，仍需要學者不斷努力。而中山大學李保陽《稿本<梅花詩話>述略》一文，則是介紹了新發(fā)現(xiàn)的嘉興圖書館藏二十七卷稿本《梅花詩話》，糾正了前人著錄“一卷”的錯誤。再如上海大學劉奕《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稿本<涵暉書屋詩話>考》一文，則考證《涵暉書屋詩話》基本是抄襲自《堅瓠集》和《寄園寄所寄》二書，本身價值不大。這類詩話在現(xiàn)存清詩話中并非孤例，編纂“清詩話全編”時如何處理，值得編纂者進一步思考。
再有一個問題則是總集與詩話的關系，總集在詩學研究上的價值及相關問題。這方面，有復旦大學鄔國平《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存世三種》、河北大學王新芳《査慎行<初白庵詩評十二種>考論》、香港浸會大學陳漢文《顧嗣立<元詩選>詩人小傳研究》、鳳凰出版社樊昕《顧光旭<梁溪詩鈔>述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王兵《選本視域中的清代宗唐與宗宋詩學》等幾篇論文�？偧邪蟹浅ＸS富的詩學資料，如果跳出單純的“詩話”視野，而要從事全面的詩學研究，明清時代大量傳世的總集是值得學者投入精力的。實際上，總集的研究也一直是學界的熱點，如何像清人從《明詩綜》中抄出《靜志居詩話》一樣，更多地從總集中輯錄詩學材料，顯然也是有待大規(guī)模開展的工作。
二
學術研究以文獻研究整理為基礎，但顯然不限于此。那么清代詩學研究該如何不斷推陳出新？清代詩學史的基本面貌，可以說是由青木正兒、郭紹虞、朱東潤等前輩學者的通史類著作奠定的。此次復旦大學陳尚君先生整理了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定本未刊稿清代詩學部分提交大會，比對通行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朱先生對史料多有增添，而引用精到，論述部分改動未必很大，但寥寥數(shù)語，皆精確不磨，足見前輩學力與識力。前人粗定疆界，那么后來者如何突破束縛？中國社科院蔣寅先生因此以“在中國發(fā)現(xiàn)批評史”為題，作了主題發(fā)言，正可視為對朱先生以降詩學史研究的一種回應。蔣先生借用美國漢學家柯文“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的史觀，主張西方文論應為參照而非樣板，“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看到它擁有的豐富的概念、命題和獨特的批評形式，從而‘在中國發(fā)現(xiàn)批評史’”。另一位主題發(fā)言者加拿大漢學家施吉瑞先生提交的論文《鄭珍的現(xiàn)代性》，提出鄭珍從傳統(tǒng)中國汲取資源，表現(xiàn)出了他自己的現(xiàn)代性特征，并對稍后晚清的中國士人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這實際上與蔣寅不謀而合，都是表現(xiàn)出不同程度的“中國中心觀”。
蔣寅先生針對學界對古代文論的三大偏見，以清代文學批評為例，著重指出其并非全是感悟式、印象式的，而是自有其細讀傳統(tǒng)；并非不成系統(tǒng)，而是出現(xiàn)了不少體系化的作品；并非缺少嚴格意義上的理論范疇、理論命題，而是大有范式例證在。同時，他主張關注中國獨特的審美體驗、表達方式和批評形式。
柯文提出“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針對的是他之前盛行的三種西方中心史觀的中國歷史研究方法。而蔣寅先生反對的顯然也是一種西方中心觀，但與史學研究又不同�？挛呐u的是那種認為西方比中國先進，西方走在了前面，西方道路是中國必然歸宿的觀念。而文學與文學批評卻并非如歷史那樣可以看到明顯的社會制度、科學技術、社會生活的“進步”，而更多時候是藝術風尚和思潮的此起彼伏、循環(huán)往復，又在循環(huán)中體現(xiàn)出時代特色。當20世紀初的中日學者建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體系時，他們參照的主要是19世紀歐洲的文學史觀與批評理念。他們中不少人的確認為新文學的發(fā)展應當歸宿于西方，但在談論中國古典文學時，卻又并不以古典為陳腐，以新文學為高明。這是文學與歷史之異。而且時過境遷，今日西方的文學史觀與批評理論已經完全不同于19世紀，他們對自己的認識也已經改變了。而我們作為參照的西方文學圖式，恐怕更多地還停留在五四古典文學學者所接受和建構的那個圖式中。所以當下反對西方中心觀，恐怕還不能操之過急。首要之務，是充分了解西方文學史、批評史的變遷，把握今時今地的西方文學圖式，然后建立一個更完整、更有效的參照系，以此反觀自己，異同對照才會更加深刻全面。
《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的譯者林同奇先生在該書譯者前言中曾經言及，柯文所代表的“中國中心觀”的史學研究在歷史描繪時有精細化的特點，這是深入內部認識中國的必然結果。但其弊端則是容易流于過于瑣細的局部觀察，而導致宏觀的圖式（schema）無法建立，太多支離破碎的研究會造成見木不見林的困窘。實際上，宏觀圖式的建構仍然是學者的責任，這依然需要某種理論框架。對理論框架的警惕不等于完全放棄，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這一點上，不論利弊，倒是不分文史，在近年來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中，都有清晰的呈現(xiàn)。
如何以西學為參照而又不失東方之本，如何在精細研究的同時又不失理論思考，本次會議上南京大學張伯偉先生所作的主題發(fā)言“清代東亞詩學的環(huán)流及研究”，對此作出了回應。2007年張先生已出版了專著《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該書考察了清代詩話在朝鮮和日本的傳播情況。此次更提出了所謂“環(huán)流”的概念，即不再是單向度的傳播，而是書籍在傳播、閱讀過程中的多向度流動與變遷。張先生以朝鮮文人李德懋《清脾錄》一書在中日朝三國之間的互動為例，說明了書籍的交流與閱讀，會引發(fā)什么樣的觀念與文化立場變遷。張伯偉先生一直倡導“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研究，近年來又受到書籍史研究的影響，更加重視書籍閱讀所造成的變動。這一新理論維度的引入，相信會進一步推進漢文化圈研究的精讀與深度。而張先生所提倡的理論思考的態(tài)度，也是清代詩學研究所亟需的。
三
雷納·韋勒克在《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一卷《導言》中說：“批評是一般文化史的組成部分，因此脫離不了一定的歷史和社會環(huán)境。顯而易見的是，批評受到的影響來自于學術空氣的普遍變化、思想史，甚至受到某些確切的哲學思想的影響，雖然它們本身可能尚未產生系統(tǒng)的美學�！贝送獾母g接影響因素還包括各種社會狀況、政治因素等。韋勒克是把文學批評看做思想史的分枝的，思想與學術對文學批評的影響顯然是不容忽視的。
臺灣中研院廖肇亨先生的論文《葉燮與佛教》探究葉燮的佛緣與佛學造詣，揭示出葉燮思想中一向為人忽視的佛教因子，這對葉燮及其《原詩》的研究恐怕至關重要，也正與韋勒克之論相合。而臺灣中研院嚴志雄先生提出，明清詩文研究當做“文辭脈絡化、生命史脈絡化、歷史脈絡化”三個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的工作，文學批評與思想、學術的關系當屬于“歷史脈絡化”的范疇。此外，香港嶺南大學汪春泓先生的《吳汝綸詩學初窺》一文也較重視文與學之關系，所論較為中肯。不過，清代漢學作為一代之學，對清代文學批評影響至甚，而本次會議未能收到有關論文，不能不稍有遺憾。但目前學界對此的研究并不沉寂，相信未來不斷會有優(yōu)秀的成果問世。
除了思想、學術以外，政治、社會普遍狀況的變化也會反映到詩學批評中，臺灣中央大學王力堅先生《清初漢文人心態(tài)的轉變與詩學發(fā)展的關系》一文，即探討了康熙十八年舉辦博學鴻儒科考試由武功轉向文治的意義。明清時代一個引人矚目的現(xiàn)象就是女性文學的興盛，美國萊斯大學錢南秀女士作為女性文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她的《梁章鉅<閩川閨秀詩話>及丁蕓<續(xù)編>意旨初探》一文很好地展現(xiàn)了從女性文學視角，如何把握清代詩學的某些特征。
韋勒克還注意到，從意大利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中葉，歐洲文學批評的理論依據(jù)都是亞里士多德《詩學》、賀拉斯《詩藝》、昆提利安《雄辯家的培訓》和朗吉努斯《論崇高》，實際上造成“文學史上始終存在著理論與實踐的巨大鴻溝。三百年來，人們翻來覆去，重復的是亞里士多德和賀拉斯所主張的觀點，爭辯不已的還是這些觀點，而且將它們編入教材，銘記在心——而實際的文學創(chuàng)作，卻完全獨立地走著自己的路”，因此“批評史無非是思想史的一個分枝，和當時所產生的實際文學作品，僅僅存在著松散的關系�！�
那么在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關系如何？趙昌平先生在圓桌座談時以《文心雕龍》為例，強調文學批評的實踐性，認為批評不應脫離文學創(chuàng)作。而“詩話”更是一種中國傳統(tǒng)特有的與創(chuàng)作密切結合的理論批評形式。因此，當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在會上慷慨承攬了龐大的《清詩話全編》的出版任務時，人們有理由期待不僅“詩”的研究而且詩的“創(chuàng)作”，日后都將會有一個大的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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