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對中國及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關系問題情有獨鐘，在世界各地閱讀檔案，歷經數十載寒暑艱苦努力及思考后，終于茅塞頓開，學有所成。從2005年開始，相繼推出一系列這方面的研究成果。200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本人《中國與大戰(zhàn)》（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書英文精裝本（英文平裝本由劍橋大學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將此書納入其“人文經典文庫”系列，出版中文版）；2011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拙著《西線戰(zhàn)場陌生客：華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14年以“一戰(zhàn)中的華工”書名出版其中文版。2015年夏，我受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之邀，完成《亞洲與大戰(zhàn)》（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書稿，如一切順利，此書應能在2016年年底左右同英文讀者見面。讀者諸君手頭的這本小書，就是在我近十余年出版的這幾本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英文學術專著基礎上所寫的普及版。因此，這本書雖小，卻濃縮了我多年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這本小書也是我在2007年由北京的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在法華工》基礎上之增補和修訂版，而且大部分章節(jié)為新作。本來，在花了20多年的時間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我想應該跟戰(zhàn)爭告別，并將精力轉移到我長期以來一直想系統研究的關于“何為中國，誰是中國人”（What is China and Chineseness）的課題。但五洲傳播出版社希望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00周年之際將《文明的交融》加以修訂并大幅增加我后來的研究心得。盛情難卻，在幾經掙扎和猶豫后，我終于同意。
　　我之所以愿意花寶貴的時間寫這本書，還因為中國人對一戰(zhàn)及一戰(zhàn)中的華工甚至在一戰(zhàn)百年之后的今天仍舊缺乏足夠的了解和理解。依個人淺見，一戰(zhàn)和一戰(zhàn)華工對中國和中國人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的一戰(zhàn)及一戰(zhàn)中的華工同時也是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篇章。我的《中國與大戰(zhàn)》一書就是旨在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角度來透視中國人如何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同之漫長歷程，并分析國際社會如何對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程序的重建及中華民族自我更新作出反應。我在2009年接受《西湖》雜志長篇采訪時甚至大聲疾呼，“沒有一戰(zhàn)，何來五四？” 在一戰(zhàn)百年之際，中國人應該對一戰(zhàn)有更清醒的客觀認識。
　　讓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一戰(zhàn)的歷史。公元1914年是中國的虎年，也是中華民國三年。就在這一年，人類歷史上所謂的“大戰(zhàn)爭”（the Great War）爆發(fā)。在另一場世界大戰(zhàn)于20多年后再次打響后，那場“大戰(zhàn)爭”成為今天人們所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一戰(zhàn)一開始就被交戰(zhàn)雙方定義為“文明”之戰(zhàn)。協約國在戰(zhàn)后頒發(fā)給參戰(zhàn)人士的勝利勛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上就刻有“為人類文明之戰(zhàn)，1914—1919”字樣。 一位西方學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不僅僅是戰(zhàn)場上或者經濟上的得失，“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守衛(wèi)大英帝國秩序的戰(zhàn)爭”。而與英國類似，德國人則認為這是“德意志民族的圣戰(zhàn)”。因此，“對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場改變世界的戰(zhàn)爭；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維護世界秩序的戰(zhàn)爭。德國人為未來而戰(zhàn)，英國人為傳統而戰(zhàn)”。 著名的美國學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1914年8月5日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或許會讓“文明陷入血與黑暗的無底深淵”并“將打破有史以來我們對世界會變得更美好的幻想”。 一位美國官員在戰(zhàn)爭結束后不久也寫道：“當世界大戰(zhàn)被真實的記錄下來，當勝利得到客觀的評價之時，我們會發(fā)現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配享有文明勝利的桂冠�！� 因此，無論是戰(zhàn)爭剛開始，或已結束，無論從何種角度上說，這都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戰(zhàn)爭，是對西方文明的一次血與火的殘酷考驗；而且從相當大的意義上，一戰(zhàn)的重要性遠勝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不僅因為二戰(zhàn)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延續(xù)，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戰(zhàn)100周年之際，我們對這場所謂的“大戰(zhàn)爭”對中國的意義仍缺乏真正了解。人們仍在辯論其影響及后果。
　　實際上，一場有關一戰(zhàn)意義和影響的辯論在一戰(zhàn)結束后即在東西方展開。德國學者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稱一戰(zhàn)標志著西方的沒落，這是大家都熟知的。中國人梁啟超則在其于1918年底到歐洲游歷及考察中所撰的《歐游心影錄》中聲稱一戰(zhàn)的結果顯示東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優(yōu)勢。梁啟超寫道：“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梁啟超甚至用其飽含深情的筆調告誡中國人：“我們可愛的青年��！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yè)，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對梁啟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幾乎將人類文明毀滅殆盡，而西方一直標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則難辭其咎。除梁啟超外，中國人梁漱溟、辜鴻銘等均屬強調東方文明優(yōu)越陣營的大將。當然，當時鼓吹東方文明至上的中外人士大有人在，以至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在1923年為另一位哲學家、英國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撰《中國的問題》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在大戰(zhàn)后，中國似乎成為光明天使，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國之道德準繩成為蝎子之鞭，抽打自以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China tends to become an angel of light to show up the dark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virtues are made a whip of scorpions with which to lash the backs of complacent Westerners.）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東西方文明間站隊，比較優(yōu)劣和短長。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國人呼吁大家要清醒認識一戰(zhàn)是人類文明的分水嶺，應乘此機會找到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發(fā)展的道路，不要汲汲于東西方文明之爭。如有一位中國人在1918年《晨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大戰(zhàn)即終，十九世紀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紀文明方從茲發(fā)展。換言之，即世界由舊時代而移入新時代�！薄肮饰覈�民果欲為適應時勢之國民，第一須求得有方針之教育，第二須其方針無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則惟有自歸淘汰而已。此則吾人所應大覺悟者也�！�
　　一戰(zhàn)后，在亞洲對西方文明批評最厲害也最有影響的是印度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泰氏在1913年即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亞洲人第一個獲此殊榮者，聲譽遠揚，所發(fā)言論自然也較引人注意。泰戈爾在1921年寫道，“生活在東方之外的人現在必須承認歐洲已經徹底失去其過去在亞洲的道義上的優(yōu)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經不再被視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則的奉行者。它充其量只是個西方種族優(yōu)越論者和對非西方人的剝削者�！保═hose who live-away from the East, have now got to recognize that Europe has completely lost her former moral prestige in Asia. Sh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the champ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of fair dealing and the exponent of high principle, but rather as an upholder of Western race supremacy, and the exploiter of those outside her own borders.） 他在戰(zhàn)后給法國作家、同樣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一封信中寫道，“亞洲幾乎每一個角落都對歐洲不再喜愛�！保╤ardly a corner in the vast continent of Asia where men have come to feel any love for Europe） 對泰戈爾而言，“披著文明外衣的西方過去在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所投下的毒藥在戰(zhàn)后必將禍及自身”�！八�謂的歐洲文明之火炬也許不再是燈塔，而是用來殺人放火的東西�！保ā皌he poison that civilized Europe had pushed down the gullet of such a great country like China has severely impaired its own forever,” and whether “the torch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not meant for showing light, but to set fire”）
　　一戰(zhàn)不僅是對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戰(zhàn)，并導致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一場大辯論，同時也對世界文明地圖的重新整合及布局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戰(zhàn)是日本的所謂“天賜良機”。 日本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一舉成為世界強國，在巴黎和會上躋身世界五強之列。但就是大發(fā)一戰(zhàn)外交和經濟橫財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戰(zhàn)后有許多疑惑之處和很強的失落感。日本固然通過一戰(zhàn)一躍成為世界五強之一，但西方列強對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嗤之以鼻，拒絕接受。在種族問題上，日本還是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無法同白人國家平起平坐。此其一。其二，畢竟日本是靠德國軍事化模式發(fā)跡的，德國在一戰(zhàn)中被打敗的結局及一戰(zhàn)后流行全球的所謂反軍國主義思想讓不少日本人懷疑日本是否根本上就選錯了立國模式，懷疑自己自明治維新以來奉行的所謂“脫亞入歐”的政策是否真的英明。同樣通過一戰(zhàn)躋身世界強國的美國對一戰(zhàn)的影響和后果也是充滿疑慮。美國人在“為民主而戰(zhàn)”（the war for democracy）的口號下加入一戰(zhàn)戰(zhàn)團后，發(fā)現戰(zhàn)后的世界秩序并非自己所愿。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一度被世人奉為神明和救世主，為全世界帶來希望。連以“老虎宰相”著稱的法國總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只給了人類十誡，但此公卻給了我們“十四點”的世界新秩序藍圖。后來為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陳獨秀聲稱威爾遜是世上“頭號好人”。 甚至連泰戈爾也要寫書題贈給他。在戰(zhàn)后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雄心萬丈，立誓要建立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并建立國際聯盟，為萬世開太平。但美國人拋棄了威爾遜及其國際愿景，國會拒絕批準《凡爾賽條約》，甚至不準美國加入威爾遜一手締造的國際聯盟。
　　可以說，一戰(zhàn)后全球的仁人志士、學者和政客都在疑惑，在思考一戰(zhàn)究竟會給人類帶來什么影響，并討論其是否意味著西方之衰落、科學之破產，抑或為人類帶來新的契機。哲學家杜威曾對一戰(zhàn)后之世界寄予極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記者采訪時，杜威表示，我們在為民主而戰(zhàn)，因為這場大戰(zhàn)爭，“世界死了，世界萬歲！一個偉大的文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會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嶄新社會和文明。杜威雖然聲稱他目前并不知道戰(zhàn)后新世界究竟怎樣，但他顯然對戰(zhàn)后新世界國際秩序充滿憧憬，當然也有不安。 但杜威在戰(zhàn)后對世界新秩序極其失望。連杜威先生也疑惑了，但這是否意味著杜威先生也加入了對科學及對西方文明持懷疑論者之列呢？杜威在中國的五四運動期間來到中國，一待就是兩年多。中國是除美國之外杜威所逗留和生活時間最長的國家。他還被認為是中國五四時期風靡一時的兩大口號——“科學”與“民主”的個人化身。由于杜威在中國的巨大影響，他被蔡元培等人稱為“美國的孔子”或“第二個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