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冊）》：
　　三、權工商論
　　宋育仁指出，東西計學家分自然、人力、資本為生財三要素：“自然者，主于地產，專屬虞、農。人力則農與工共之。資本則農與工、商皆共之。”“孟子所言通工（功）易事之原理，乃四民交易之定理……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就一業(yè)而功多之事，亦不能始終出于一手，不得不分功而治�！蔽鞣接媽W家論分工之益，有省勞、節(jié)時、用所長、致熟練、生巧思五條；而分工之弊，則是有礙身體發(fā)達和不知業(yè)外技能。但這是就一家一業(yè)而言，“若夫理通國之財，授萬民之職，則因材施教者，器才而使，有其益而無弊也”。他又說：“先王之政，處工就官府。治眾事者謂之官，藏器物者謂之府。官府者，正公司之確議；公司者，正官府之確詁也。”將公司等同于官府。他認為，《周禮》生財之道廣，故其財不可勝用，其漁畋諸政，后世都誤認為禮文，其實都屬于財政，通國之用所仰給，故其財不可勝用。他主張：“今仿官府之制、參采西人之法而設公司。公司即官府也，即此教工，即此理財，毋庸以學校重藝科為也�！�
　　宋育仁又指出：“通功易事之理，盈天下皆然，而于農工商之交易為最著�！币杂幸谉o，以供應求，小至一家一市的互相補濟，大至一國及國際的進出貿易。本國交易有關民業(yè)的盈虛，國際交易有關財政的消長。如商業(yè)偏勝，則分利者多于生利者，對一國的民業(yè)有損害，故工業(yè)必須重于商業(yè)。“但工能增利必賴資本，工能成器必賴運銷，器有滯售必資囤積待求善價，均恃商為周轉�！币虼�，權通國的通功易事，則工重于商；權國際貿易，則工商并重。工業(yè)與商業(yè)相離，則工重于商；工業(yè)與商業(yè)相聯(lián)，則工商并重。他分析工有益于財政的有助成原料、改變物質、整頓土地、建筑場所、利用廢物、推廣機器等六條；商有益于財政的有流通有無、厚集人力、消納廢滯、周轉國幣等四條。
　　工業(yè)要耗費農食，而能增進器物。對此宋育仁指出：“但食業(yè)于工之人數(shù)，不可過于食業(yè)于農之人數(shù)。農者日消其食力，而日進其生材。工者日消其食力，而日成者乃就其生材以之成熟貨�！笔熵浫绮荒艹鍪郏�枉廢食力之日，然化廢料為有用，損益亦約略相當。商則通過交易以取贏，有奢侈欲望的所求多，有本分欲望的所求寡。奢侈之欲望無窮，為圣王所當禁，應以本分之欲望為斷。商業(yè)有益有損，有損國家財政的有啟奢侈（市埠之民，奢侈成風）；耗日力（往返道途，閑坐市肆）；易流亡（習慣遠出，有時虧損而子孫流亡）。宋育仁認為：“此三者，實業(yè)家所諱言，事發(fā)于無形，而流害于政教。此圣王之世所以立市政之條，而歸商權于國，其意深遠，非時俗計業(yè)家所能知�！彼�又指出，論國內貿易，商之益十之三，商之損十之七；而論國際貿易，則商之損十之一，商之益十之九。他引日本學者葛岡的觀點，說國際貿易能降低物價、平均物價、矯壟斷之弊、競進藝學、堅固民信。
　　關于放任貿易和保護貿易，宋育仁介紹了斯密反對保護貿易的觀點，認為保護貿易使母財和國殖愈困。他指出，斯密是就英國的情形而言，而對中國而言，國際貿易之利益猶大�！拔壹瑞堄诘禺a，而絀于銀幣，正利于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以暢其銷路，所謂用之者舒，暢流以開源，邑業(yè)興而野業(yè)乃更進也。非有大商任其國際貿易者，不能為托辣斯托也。尤利在持土貨之高價，俾能與彼制造之貨爭衡。非有大商能為托辣斯托者任其國際貿易，不能以收桑榆之效也。”在這里，宋育仁實際上已改換了主題，不是討論放任貿易和保護貿易的利弊，而是說國際貿易對于中國的重要性，所以他的結論是：“故日，論其國際貿易，則商與工輕重相等；商與工聯(lián)，則商與工輕重相等。”宋育仁指出，工有賴于商之事五條：大工業(yè)資本有賴于商；產品推廣銷路有賴于商；產品供過于求，賴商為收買囤積，待價而沽；企業(yè)家須待持籌而算，始成完全生業(yè)；借貸以資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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