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經(jīng)濟學經(jīng)典譯叢 通往智慧之路：對話10位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

　　您的博士學位論文寫完后發(fā)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那個額外獎學金是有附加條件的，我得回到南方去，獎學金涵蓋了多少時間，我就得待多長時間，否則我就得把錢歸還給學校。所以我先是回到田納西，時間是1948~1951年。1951年，我得到了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聘書。這件事是厄爾·漢密爾頓負責經(jīng)辦的，他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正從一所全女子學校轉制為男女混合大學，非常迅速地組建自己的教職員工隊伍。我決定到那里去。我不知道為什么，但這是我所作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最佳決定。在那兒的教職員工中，有兩個家伙，克拉克·艾倫和馬歇爾·科爾伯格，他們均了解現(xiàn)代學術界是怎么回事，這是田納西沒人擁有的東西。他們懂得你必須發(fā)表論文。我們?nèi)�人合著了一本教科書。就這樣，突然之間，我變成了一個對寫文章感興趣的人。事情就是當我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時發(fā)生的。就在這時，鄧肯·布萊克和肯尼斯·阿羅各自提出了他們的想法。我對簡單多數(shù)規(guī)則的確切運行方式從來就不感興趣，對社會福利函數(shù)也一樣。但1951年，特別是阿羅，引發(fā)了洶涌如潮的討論。我對那場討論的整個論調感到不滿。它實際上讓我很不舒服，它看起來根本就不適當。在這整個背后，布萊克和阿羅均持有這樣的觀念：要是我們能夠編制一個社會分類或福利函數(shù)該多好。在我看來，事情完全搞反了。他們的理想是一種我們不想要的偏好結構。我們需要避免統(tǒng)治，所以我們實際上想要的是一種循環(huán)。我曾寫過的兩篇最棒的文章，就是在1954年發(fā)表的，當時我就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主編厄爾·漢密爾頓把它們刊登在《政治經(jīng)濟學》雜志上。文章是對整場阿羅討論的批評，抨擊了社會福利函數(shù)的概念。這一概念在我看來沒有意義，現(xiàn)在對我來說依然毫無意義。我從來就不明白保羅·薩繆爾森和艾布拉姆·伯格森的用意何在。我就是不理解這種不知怎地要有某種社會秩序的潛在愿望。于是，我寫作了這些沒人真正理解的文章，沒人理解，只有阿馬蒂亞·森①除外�？傊�，這是我人生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學術界有什么反應嗎？

　　那時沒人給予關注。但是，當我現(xiàn)在回過頭來仔細推敲我自己的東西時，我真的認為這是我做過的最棒的事情。

　　您寫這兩篇文章，其背后的驅動力是什么？

　　我不喜歡這場討論中某些論述的隱含意義。我把這看做是一種努力，企圖證明多數(shù)人將其意志強加于少數(shù)人之上是正當?shù)幕蚝戏ǖ摹＿@一點要一直追溯到“南方人”思維上。實際上，我的著眼點是想要保護少數(shù)人免遭多數(shù)人的暴政。我希望盡可能減少人受人的強制。如果你接受布萊克和阿羅的文章的隱含意義，如果你認為少數(shù)應服從多數(shù)，那你就只會繼續(xù)把多數(shù)人的意見強加在少數(shù)人身上。這就是我當時反對的東西，對我來說，是有不同凡響的潛在價值的。一直以來，我始終對受壓迫的少數(shù)人非常敏感。這一點加上那個維克塞爾思想，讓我對于使集體行為合法化，而非變成一個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方式作出了某種設想。之后，在我逗留意大利那一年（1955年），我的思想又有了轉變，這一年強化了上述的許多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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