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公司法制的變遷過程中，早先制度設計中遺存的國家干預結構已經給后引入的法律規(guī)則造成了持續(xù)、誘致性的影響。倘若在植入先進立法規(guī)則時未能從體系層面進行徹底檢討，只是一味的在具體規(guī)則層面撇清過去而并未選擇正確的理論指引的話，那么植入規(guī)則在實施過程中仍舊會服從于傳統(tǒng)結構，引發(fā)制度變遷上的路徑依賴問題�，F行《公司法》拓展了公司章程的自治領域，反映出立法者意圖擺脫國家干預對公司肌體產生消極影響的努力。股東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對表決權、股權轉讓權、股權繼承權、累積投票權以及利潤分配請求權的內容另作安排。但除去前述五種權利外，其他股東權利尚不能任意的配置和安排。由于在修法時缺少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和交易成本分析，較為盲目的依從經驗判斷和新思維的驅使，使得上述規(guī)則在運行效果上不但沒能體現出公司自治的優(yōu)勢，反而引發(fā)了司法適用端的混亂和困擾。
　　孫簫博士的論著即是對公司章程修正案配置股東權利中規(guī)制方式選擇和救濟措施構建上升到經濟學與法學理論化交叉分析的有益嘗試，同時作者還在論著最后探討了破解公司法規(guī)則層面路徑依賴問題的可能路徑。
　　該專著提出了這樣的重要觀點：
　　公司自治理念被引入《公司法》時，對股東權利的安排與分配問題產生了不均衡的影響。一方面，在選擇規(guī)制方式時，原立法中的國家干預成分雖然呈現出消褪的跡象，但可配置的股東權利范圍的劃分存在問題，且立法中自治規(guī)范與強制規(guī)范錯綜交叉，彰顯了理論研究和儲備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救濟領域中的國家干預成分并未出現根本上的松動，仍舊維持著單一、僵化的法定救濟措施。簡而言之，公司法在處理股權利的配置權時并未理順法律強制與公司自治的關系，支撐公司自治運行的配套機制尚未健全，新規(guī)則受到了舊制度的干擾，落人了路徑依賴的陷阱。
　　在規(guī)制方式（初步界定產權）的選擇上，立法應.當合理安排強制規(guī)范和自治規(guī)范。強制規(guī)范需考慮受制于立法者事前識別能力，自治規(guī)范應評估股東之間交易成本水平（協商是否充分）的約束。資本多數決在比較條件下仍舊是克服高交易成本的最具效率的最優(yōu)的規(guī)制方式。為此，立法應最大化其適用范圍，允許將股東的表決權、剩余收益分配請求權、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以及股權轉讓權、優(yōu)先購買權、優(yōu)先認繳權、股權回購權等主要財產權利設置為章定股東權利；僅應將股東知情權、召集權、出席權、主持權以及提案權等保障性權利設置為法定股東權利。
　　在救濟措施（最終界定產權）的重構上，立法應當為受到不當權利配置侵害的少數股東提供多元、靈活的救濟渠道。由于規(guī)制方式的不完全性，其無法根除多數股東濫用資本多數決對少數股東權利任意配置的不當影響。因此，立法必須給予少數股東在交易成本不穩(wěn)定的狀況下多元、充分的救濟，才能達到公司整體實現“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的經濟目標�，F行立法救濟措施單一，不能為不同交易成本狀況下的少數股東提供有效救濟措施，因此需要對股權回購、損害賠償、司法解散，以及股東信義義務等救濟路徑予以完善，并與股東會決議無效制度一同構成保護少數股東權益的法律救濟體系。
　　我國公司法制的變革與國家力量的介入相關聯，這既推動了公司法本身的迅速進化，同時也造成了某些制度出現“發(fā)育不良”的病癥。破解我國公司法中的結構型路徑依賴，使得國家干預的限度和領域得到合理定位，必須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立法機關應當將事前規(guī)制方式和事后救濟措施予以區(qū)隔，防止救濟領域中的法律強制向規(guī)制領域滲透。其次，對于事前規(guī)制，立法機關應當注重考察社會需求與現行法律之間的關系和張力，及時創(chuàng)制滿足股東自治需求的法律規(guī)則。最后，對于事后救濟，立法機關應當盡快完善符合公司組織自治特點的多元救濟措施；法院應當注重挖掘股東信義義務的救濟功能，填補救濟機制缺位的影響�？傊�，在以強制性變遷為主導的公司法制進程中，法律規(guī)則中的國家干預因素呈現出不均勻的分布狀態(tài)。而在誘致性變遷的作用下，司法裁判標準的生長也未必能夠彌合自治與強制融合不足所導致的立法縫隙。因此，只有適時的導入誘致的因素與強制的因子，方能實現符合我國國情的法律制度創(chuàng)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