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語 
　　下列關(guān)涉《詩經(jīng)》之講義十二篇，大體寫就于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頌》一篇，十一月所寫，論文辭之一節(jié)，次年一月所補也。日中無暇，每晚十一時動筆寫之，一日之勞，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須抽思，故文辭不遑修飾，思想偶涉枝節(jié)。講義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談話，理無取乎斷飾，則文言白話參差不齊之語，疏說校訂交錯無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頗有新義，深愧語焉不詳，此實初稿，將隨時刪定，一年之后，此時面目最好無一存也。此為論經(jīng)之上卷，所敷陳諸題多為敘錄《詩經(jīng)》而設(shè)，中卷將專論語言文字中事，下卷則談《詩經(jīng)》旁涉所及之問題，均非今年所能寫就。若所寫就者，幸同學(xué)匡其失正其誤也。 
　　“詩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辭之盛，抑之者以為不過椎輪，揚之者以為超越李杜，皆非其實。文學(xué)無所謂進(jìn)步，成一種有機體之發(fā)展則有之。故一詩之美，可以超脫時間，并非后來居上；而一體之成，由少而壯，既壯則老，文學(xué)亦不免此形役也。《詩經(jīng)》之辭，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詩經(jīng)》之體，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則亦時代為之耳。欣賞之盛，盡隨主觀，鳩摩羅什有言，嚼飯與人，乃令嘔吐。故講習(xí)《詩經(jīng)》最宜致力者，為文字語言之事，茲編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時整理所能得其條貫。若論文辭一節(jié)，應(yīng)人之請強為主觀之事作解說，恐去講章無幾，刪之亦可也。 
　　《中國古代文學(xué)史講義》擬目中三節(jié)涉及《詩經(jīng)》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論為敘錄《詩經(jīng)》，文學(xué)史中所應(yīng)述說，理非二事，故不別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寫記 
　　泛論《詩經(jīng)》學(xué) 
　　《詩經(jīng)》是古代傳流下來的一個絕好寶貝，它的文學(xué)的價值有些頂超越的質(zhì)素。自晉人以來純粹欣賞它的文辭的頗多，但由古到今，關(guān)于它的議論非常復(fù)雜，我們在自己動手研究它以前，且看兩千多年中議論它的大體上有多少類，哪些意見可以供我們自己研究時參考？ 
　　春秋時人對于詩的觀念：“詩三百”中最后的詩所論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頌》；有到陳靈公者，在《陳風(fēng)》；若“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為后人之歌，則這篇詩尤后，幾乎過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詩不容易分別出，《周頌》中無韻者大約甚早，但《周頌》斷不是全部分早，里邊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話。傳說則《時邁》《武》《桓》《賚》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國語》《左傳》），但這樣傳說，和奚斯作《魯頌》，正考父作《商頌》，都靠不��；不過《雅》《頌》中總有不少西周的東西，其中也許有幾篇很早的罷了。風(fēng)一種體裁是很難斷定時代的，因為民間歌詞可以流傳很久，經(jīng)好多變化，才著竹帛：譬如現(xiàn)在人所寫下的歌謠，許多是很長久的物事，只是寫下的事在后罷了�！夺亠L(fēng)·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農(nóng)民的歲歌，這樣傳來傳去的東西都是最難斷定它的源流的。 
　　《風(fēng)》中一切情詩，有些或可考時代者，無非在語言和稱謂的分別之中，但語言之記錄或經(jīng)后人改寫（如“吾車既工”之吾改為我，石鼓文可證，吾我兩字大有別）。稱謂之差別又沒有別的同時書可以參映，而亞當(dāng)夏娃以來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么周漢唐來的，所以這些東西的時代豈不太難斷定嗎？不過《國風(fēng)》中除豳、南以外所舉人名都是春秋時人，大約總是春秋時詩最多，若列國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稱，如邶鄘衛(wèi)唐等名，則辭雖甚后，而各國風(fēng)之自為其風(fēng)必有甚早的歷史了。約而言之，“詩三百”之時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這話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時遺文尚多可見者，則這些事不難考定，可惜記春秋時書只有《國語》一部寶貝，而這個寶貝不幸又到漢末為人割裂成兩部書，添了許多有意作偽的東西，以致我們現(xiàn)在不得隨便使用。但我們現(xiàn)在若求知《詩》在春秋時的作用，還不能不靠這部書，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時要留心罷了。我想，有這樣一個標(biāo)準(zhǔn)可以供我們引《左傳》《國語》中論《詩》材料之用：凡《左傳》《國語》和《毛義》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們中間有狼狽作用，是西漢末治古文學(xué)者所加所改的；凡《左傳》《國語》和《毛義》不合者便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因為這顯然不是治古文學(xué)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舊材料。我們讀古書之難，難在真假混著，真書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記》；假書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禮》；真書中有假面目，例如《左傳》《國語》；假書中有真面目，例如東晉偽《古文尚書》。正若世事之難，難在好人壞人非常難分，“涇以渭濁”，論世讀書從此麻煩。言歸正傳，拿著《左傳》《國語》的材料求《詩》在春秋時之用，現(xiàn)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預(yù)斷有幾多結(jié)果，但憑一時記憶所及，《左傳》中引《詩》之用已和《論語》中《詩》之用不兩樣了。一、《詩》是列國士大夫所習(xí)，以成辭令之有文；二、《詩》是所謂“君子”所修養(yǎng)，以為知人論世議政述風(fēng)之資。 
　　說到《詩》和孔丘的關(guān)系，第一便要問“孔丘究竟刪詩不？”說刪詩最明白者是《史記》：“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边@話和《論語》本身顯然不合�！霸娙�百”一辭，《論語》中數(shù)見，則此詞在當(dāng)時已經(jīng)是現(xiàn)成名詞了。如果刪詩三千以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這個名詞用得這么現(xiàn)成。且看《論語》所引詩和今所見只有小異。不會當(dāng)時有三千之多，遑有刪詩之說，《論語》、孟、荀書中俱不見，若孔子刪詩的話，鄭衛(wèi)桑間如何還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當(dāng)是漢儒造作之論�，F(xiàn)在把《論語》中論《詩》引《詩》的話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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