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雷頤

　　20世紀上半葉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zhàn)無疑與民族主義的惡性膨脹大有關系，但二戰(zhàn)后形成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峙，成為20世紀后半葉的基本國際秩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也成為兩大主導意識形態(tài)。在二戰(zhàn)后這種背景、格局下，民族主義只是兩大陣營、兩大主導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中間地帶，甚至更多地成為兩大陣營斗爭的籌碼。隨著90年代初的蘇聯(lián)解體，作為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體系已不復存在，民族主義則突然高漲，成為對當今世界深有影響、具有巨大沖擊力的意識形態(tài)。

　　吊詭的是，當今世界的大背景是使世界發(fā)生深刻變化的全球化，而與全球化背道而馳，甚至堅決反全球化的民族主義卻又大行其道，委實難以理解。難以理解恰恰說明了解、理解的必要，不了解、不理解民族主義，就無法深刻了解、理解當今世界。作為牛津通識讀本之一的《民族主義》，便是了解理解民族主義的最佳著作。作者斯蒂芬?格羅斯比（StevenGrosby）是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大學宗教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古代近東、宗教與民族間關系、希伯來文《圣經(jīng)》以及社會和政治哲學，是《民族和民族主義》等相關權威刊物的編委。由于作者是這方面的研究權威，所以此書才能深入淺出，由表及里，歷史敘述與理論闡釋渾然一體。此通識讀本還對各種觀點、學派作了提綱挈領、要言不煩的介紹，照顧到了通識性，又以自己的理論分析框架對一系列史實、事件作了概念化抽象提煉和理論化處理，對百余年來的有關研究作了切中肯綮的分析評論，深具學術價值。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個現(xiàn)代才概括出的概念，卻是人類最古老、久遠的思想、情緒和意識形態(tài)，因此才最有力量。正如作者指出的，歷史上人類按照不同的標準形成各種各樣的群體，把我們與他們區(qū)別開來，其中一個標準就是民族。這種標準并非簡單、中性地區(qū)分異與己，而是唯我獨尊的標準。大約公元前2500年，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就有區(qū)分與外族人不同之處的標準。公元前16世紀，埃及人也有一套這種標準。古代以色列人明確以領土和語言作為區(qū)分標準，希臘人認為非希臘人是野蠻人。中國傳統(tǒng)天下觀的核心是華夏中心論，即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都是邊緣，而且由邊緣漸成野蠻。夷夏對舉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說，嚴夷夏之防卻是春秋時期。約至春秋時期，夏和與其相對的狄、夷、蠻、戎、胡等（后簡稱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開始突破地域范圍，被賦予文化的意義，甚至被賦予一定程度的種族意義，主要用于區(qū)別尊卑上下、文明野蠻、道德與非道德。華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貴、文明、倫理道德；夷則代表偏庶、邊緣、卑下、野蠻、沒有倫理道德，尚未脫離獸性。孔、孟都提出要嚴夷夏之防。先秦到兩漢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奠基時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妖魔化的他者為鏡像，塑造、形成了自己的種族或文化優(yōu)越、優(yōu)秀、高尚、高等的形象。以此為基礎建構的華夷二元對立世界觀，對后世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直到近代，嚴夷夏之大防、只能用夏變夷，不能用夷變夏，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

　　本書的主旨是探究人類如何把自己分隔成為民族的、各不相同的社會這種趨向。之所以要探究這個問題，是因為人類在區(qū)分異與己的同時，又不能不與他者交往，在全球化時代，這種交往的廣泛性、深入性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者開宗明義地寫道：如果需要考慮人類區(qū)分自己的趨向，也必須關注讓人類聯(lián)合在一起的那些活動。做不到這一點，只能導致對人類事務中民族重要性的錯誤理解，而對這一重要性的探究恰恰是本書的中心。我們關心的首要問題是：民族的存在告訴我們?nèi)祟愒鯓拥奶匦�？但是，什么是民族？什么又是民族主義？如何通過對民族、民族主義的深刻認識而達到人類更好的合作，是這本書的問題意識，這本書其實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探討、研究民族主義，當然要從什么是民族開始。簡單地說，民族是由出身情況決定的、居住在一個領地內(nèi)的共同體。領地，當然是這個共同體存在的必要條件。但僅有領地，還不足以形成民族，因為歷史上不斷變遷、在一個領地內(nèi)生活并具有一定文化特征的共同體，才形成民族，或者才能稱之為民族。相對統(tǒng)一的文化，為民族提供了穩(wěn)定性，使其長時間持續(xù)存在。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長期的積淀，因此作者提出了時間深度這個概念。所有民族都有關于自己民族形成的神話、傳說、歷史，久而久之，形成了這個民族的、獨特的集體意識。歷史學家德爾默?布朗（DelmerBrown）有句名言：民族的形成使神話傳說更像史實，使真實事件更像神話傳說。同時，在日常生活中，服飾、建筑、歌曲、語言、宗教信仰等等，與神話、傳說、歷史等一樣，都承載著民族這個社會關系賴以形成的功用。從觀念上說，民族是一種反映集體自我意識的社會關系。自己的領地與獨特的觀念，是民族的兩個基本元素。也就是說，民族是一種既有時間深度，又有領地界限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建立在現(xiàn)實和想象中持續(xù)存在的集體自我意識之上。作者對民族做出這種定義：民族是一個具有親屬關系的共同體，具體地說，是其成員之間由于出生境況相同而形成的密切關系、占據(jù)廣闊領地、有時間深度的共同體。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民族主義比其他意識形態(tài)更強調傳統(tǒng)、強調傳統(tǒng)的同質性、強調保持傳統(tǒng)的純潔性。然而歷史說明，傳統(tǒng)并非一成不變的，因為許多傳統(tǒng)本身也是發(fā)明的，只是久而久之這些發(fā)明、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不知不覺也就成了傳統(tǒng)。

　　例如圓筒形的土耳其帽被認為是土耳其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演變成土耳其的符號。然而，它曾經(jīng)是反傳統(tǒng)的符號。19世紀30年代，蘇丹馬赫默德二世在軍事改革方面采用歐洲軍事訓練法，聘用了英國海軍軍官為海軍顧問、普魯士軍官做陸軍軍事顧問。在行政機構方面，他將原來傳統(tǒng)的機構改換成西方近代的政府各部，特別是設立了外交大臣、內(nèi)務大臣、財政大臣等官職。為了表明開放的決心，他命令官員要穿歐式西褲、大禮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頭巾也被廢止，規(guī)定一律戴一種圓柱形無邊氈帽。這種帽子由于沒有帽沿，所以宗教禱告時前額照樣可以方便緊貼地面。顯然，這是穆斯林頭巾與西式有沿帽之間的一種妥協(xié)，但它的推行仍因其反傳統(tǒng)而遭到維護傳統(tǒng)者的強烈反對，在國家采取強硬的行政手段后才開始流行。

　　后來，土耳其的改革派與保守派間的激烈斗爭一直不斷，曲曲折折，反反復復，終于在1908年爆發(fā)了要求君主專制立憲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終在凱末爾將軍領導下，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雖然凱末爾集種種大權于一身，但改革還是遇到了強大的阻力，為表示改革的決心，凱末爾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傳統(tǒng)的土耳其禮拜帽，而要求戴禮帽、鴨舌帽等各種歐式帽。但近百年來，圓柱形紅色禮拜帽已經(jīng)成為神圣的宗教和奧斯曼帝國的象征，幾乎人人都戴。1925年初，凱末爾卻發(fā)動了對禮拜帽的批判，8月，凱末爾本人頭戴巴拿馬帽到幾個最保守的城鎮(zhèn)視察，表示告別傳統(tǒng)。為與凱末爾保持一致，政府機關忙向官員發(fā)放歐洲式大禮帽。11月，做出了戴土耳其禮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規(guī)定！這一規(guī)定引起了社會上的強烈不滿，在一些地方甚至引發(fā)了公開抗議和騷亂，但都被凱末爾鎮(zhèn)壓下去，其中一些人還被處以絞刑。終于有不少人開始戴各種歐式帽，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鴨舌帽，因為在作禮拜禱告時可反過來把帽沿朝后戴，前額依舊可以貼在地上。

　　而中國的辮子悲劇，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土耳其的帽子風波。清軍入關不久，為表示自己的天下已定，即強令漢族男子改變千百年的束發(fā)傳統(tǒng)而剃法蓄辮，限定十天之內(nèi)盡使薙發(fā)，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責重罪。若規(guī)避惜發(fā)，巧辭爭辯，決不輕貸。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無赦！有的地方限三日剃完，有的則關起城門強迫一日之內(nèi)全部剃完。清軍到處宣稱留發(fā)不留頭，留頭不留發(fā)。在頭與發(fā)之間，許多人卻是寧愿留發(fā)也不愿留頭，端得把傳統(tǒng)、民族特性看得比身家性命還重。當清軍占領南京后，江南不少城鎮(zhèn)結彩于路，出城迎之，有的還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貼于城門。雖然有人組織反抗，但下層百姓參加者并不多。對大多數(shù)小小老百姓來說，在哪個王朝統(tǒng)治下都是一樣吃飯干活，一樣交糧納稅。然而，當薙發(fā)令下來后，漸趨平靜的江南又開始騷動不安起來，下層百姓紛紛參加反清斗爭。江陰、嘉定百姓的反抗尤其強烈，清軍對這兩處的鎮(zhèn)壓也格外殘酷，血腥的嘉定三屠便有幾萬人被殺，全國其他地方因此被殺者難以勝數(shù)。經(jīng)過極其野蠻的屠殺，遠近始剃發(fā)，剃發(fā)留辮在血泊中為漢人接受。

　　二百年間，蓄辮這原本靠血與火、刀與劍強迫漢人背叛原來束發(fā)傳統(tǒng)而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為正統(tǒng)、成為難以撼動的傳統(tǒng)，成為中國人、中國特色的象征。反清的太平軍因不剃頭、不留辮而被視為大逆不道的發(fā)逆、長毛。1895年孫中山剪辮易服表示反清革命也被多數(shù)人咒為叛逆。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以軍政府名義起草《討滿洲檄》，列數(shù)清王朝的種種罪惡，其中一條就是：往時以蓄發(fā)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維系，使我衣冠禮樂、夷為牛馬。革命黨號召百姓剪辮，但仍有許多人依然戀戀不舍，于是革命軍只得在大街小巷強迫行人剪辮子，成為時代一景。

　　土耳其反對戴穆斯林頭巾傳統(tǒng)的禮拜帽在百年之內(nèi)就演化成了傳統(tǒng)；中國反束發(fā)傳統(tǒng)的剃發(fā)蓄辮在兩百年之內(nèi)也演化成了傳統(tǒng)。帽子與辮子終于多年媳婦熬成婆，成為具有民族特性的傳統(tǒng)、正統(tǒng)，成為一個民族凝聚共同記憶、價值的象征符號。顯然，傳統(tǒng)、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不少傳統(tǒng)、民族特性其實開始也是反傳統(tǒng)、反原來的民族特性的，是人為強迫植入之結果。

　　無數(shù)史實證明，幾乎沒有不變的傳統(tǒng)。斯蒂芬?格羅斯比就此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傳統(tǒng)的呈現(xiàn)是對各種親屬關系的肯定？或者說為什么要利用傳統(tǒng)來建立各種親屬關系，把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區(qū)分開來？在對歷史上傳統(tǒng)的變革與維護這種矛盾現(xiàn)象作了深入分析后，他的結論是在民族關系形成的過程中一個遙遠的、常常帶有神話色彩的過去，抑或一個人們認為史無前例、無從查證的情況，在時間的幫助下又一次把民族關系的獨特性合理化了。他進一步指出：強調民族歷史悠久并不意味著真正相信民族的獨特性，這也許只是算計著如何利用民族矛盾。

　　斯蒂芬?格羅斯比總結民族主義的特點是：它相信民族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這種斷言常常導致一種信念，即民族要求不容任何質疑和任何妥協(xié)的忠誠。這種關于民族的信念一旦成為主導，便會危害個體自由。另外，民族主義經(jīng)常宣稱其他民族是自己民族不共戴天的敵人；它把仇恨植于外來物，無論對方是另一個民族、一個移民，還是一個可能信仰另一種宗教或說不同語言的人。但是，民族主義的多重面相他也沒有忽視。他指出，20世紀兩次給人類帶來深創(chuàng)巨痛的世界大戰(zhàn)，民族主義難辭其咎；但在二戰(zhàn)后反對殖民主義、民族國家紛紛獨立的大潮中，民族主義則厥功至偉。民族主義通常被認為是落后的，但加拿大和英國可是最發(fā)達地區(qū)，魁北克、北愛爾蘭的民族分離運動仍有不小市場。

　　他承認，民族問題、民族主義是非常復雜的現(xiàn)象，源遠流長，與現(xiàn)實利益緊密糾結，成為學者現(xiàn)在遇到的空前棘手的問題。因此，本書的核心問題是考察民族的存在說明了人類怎樣的特性。民族持久性和重要性的一個原因是人類對生存力，尤其是人類本源的關注。由此而圍繞本源形成種種關系，其中一種就是民族。為了生存形成不同的民族，發(fā)展出民族主義。他強調，不同民族的生存不應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應是共生共存。如何做到這一點，他寄希望于良善的政治：政治的任務不是去否認這些主導人類行為的不同目的。毫不妥協(xié)地維護一種目的，并以犧牲其他目的為代價的行為，只能導致完全著迷于一種要么是民族主義、要么是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表達。政治的任務是出于對社會集體利益盡管難免有些模糊的關心，通過理智地踐行文明美德來對不同目的所要求的不同生活方式做出巧妙地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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