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我寫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的時候（那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我并未想搞音樂學方面的事。那是1902年，我正經(jīng)歷著一個苦難的時期，滿是兼有毀滅與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離了巴黎。
　　我來到我童年伙伴的身邊，也就是曾在人生戰(zhàn)斗中不止一次支持過我的那個人——貝多芬——的身邊，暫避了十天。我來到他在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發(fā)現(xiàn)了他的影子以及他的老友們，也就是說，我在科布倫茲從韋格勒孫子身上又見到了韋格勒夫婦的影子。在美因茲，我聽了由魏恩加特納指揮的他的交響樂演奏會。隨后我又與他單獨在一起，在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潮濕的四月灰暗的日子里，我傾訴著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氣、他的歡樂、他的悲傷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為我的新生兒——《約翰?克利斯朵夫》洗禮。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信心倍增，與人生重新締約，并向神明唱著痊愈病人的感謝曲——那支感謝曲就是這本短小的書。它先在《巴黎雜志》上發(fā)表，后又由佩居伊再版。我未曾想過這本書會從一個狹小的友人圈里傳出來。不過，“人各有命……”
　　我為自己在這里說了這些細枝末節(jié)而表示歉意。我應該回答那些今日前來希望能從這支頌歌中找到按嚴格的史學方法寫成著作的人的問題。我是個史學家，但是我按自己的時間去做。我在幾部書中對音樂學盡了一種很大的義務(wù)，諸如《亨德爾》和我在關(guān)于歌劇的一些著作中所做的研究。但是，《貝多芬傳》絕不是這樣的研究著作，它并非為了學術(shù)而作。它是唱給受傷的、窒息的心靈的一支歌，它復蘇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謝救世主。我很清楚，這個救世主被我改頭換面了。但所有的信仰和愛情的行為皆如此。我的《貝多芬傳》就是這種行為。
　　人們紛紛搶購。這本小書交了好運，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時節(jié)，在法國，有數(shù)百萬人屬于被壓迫的一代理想主義者，他們焦急地期待著一個解放的吶喊。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里聽到了它，于是，他們便跑來懇求他。從那個時代幸存下來的人有誰會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它們宛如做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彌撒禱告時的一些教堂一樣——誰不記得注視著祭獻并被啟示之光照耀著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龐！今天活著的人是與昨日的人們相距甚遠的。（但他們將會與明日的人們靠得更近嗎？）二十世紀初期的這一代人，他們的身份地位都被一掃而光：戰(zhàn)爭是個深淵，他們和他們兒子中的最優(yōu)秀者都消失了。我的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還保存著他們的形象。它出自一個孤獨者之手，竟毫無知覺地與他們相仿。而他們已從中認出了自己。
　　不幾天工夫，這本由一個無名之輩寫成的小冊子，走出了一家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書店，人手相傳。于是，它就不再是屬于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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