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漢字研究稱為“小學”，實際上相當于“語言文字學”，文字跟語言不分，皆為文獻解讀服務，內容非常廣泛；20世紀初開始語言文字學脫離經學獨立，語言與文字也明確區(qū)分，漢字學排除語言的“音義”后只剩下材料性的“形體”。我在跟隨王寧先生學習漢字構形學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漢字學范圍或過寬或過窄的弊端，并努力分析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嘗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經過十多年的探索，我們認為漢字學過寬過窄的主要原因是對漢字的本體屬性缺乏正確認識，所謂“漢字三要素”（形音義）、“漢字工具論”和“漢字文化學”都或多或少違背了漢字的本體研究原則，這不是說它們沒有研究意義和價值，而是說據此難以建立科學的漢字學體系。漢字的本體屬性是“符號”，關系屬性是“泛文化”。就本體屬性而言，作為符號的漢字應該在形體、結構和職用三個方面跟別的符號相區(qū)別，從而體現(xiàn)自己的特性。就關系屬性而言，作為一個文化項的漢字，可以跟任何其他文化項發(fā)生關系，從而實現(xiàn)彼此之間的互證。如果以漢字作為研究對象，那其學科體系的范疇應該限定在形體、結構、職用三個本體屬性上，描寫和闡釋本體屬性時可以利用有關系的文化項（特別是語言項）來說明或證明，這是研究方法問題，不是研究范圍和體系問題。把關系屬性當作本體屬性的話，任何學科都難以界定自己的范圍和構建科學的體系。

　　如果認可漢字研究應該以本體屬性為基本范疇，那漢字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應該是漢字的形體、結構和職用，這樣的研究會自然顯示漢字的形體系統(tǒng)、結構系統(tǒng)和職用系統(tǒng)。形體、結構、職用三個系統(tǒng)不是并列關系和層疊關系，而是處于不同視角的三個學術平面，可以形成共屬一體的三個分支學科。這就是我們多年來一直倡導的“漢字學三個平面理論”，它是從漢字本體屬性出發(fā)構建的新體系，很好地克服了傳統(tǒng)文字學廣而雜的非科學性，也有效解決了現(xiàn)代漢字學窄而單的純形體問題。

　　在漢字學的三個平面中，結構平面是研究得最充分的，從許慎的《說文解字》到王寧先生的《漢字構形學導論》，這個分支學科已經相當成熟；形體平面的研究也不少，蔣善國出版過《漢字形體學》，但漢字形體的研究多數(shù)時候跟結構混在一起，或者延伸到藝術角度，真正的形體系統(tǒng)研究還需繼續(xù)努力；職用層面是研究得最薄弱的，不是說沒有涉及，事實上漢字的職用是漢字存在的價值，誰也無法回避和忽視。從漢代開始，學者們已關注到用字問題，到宋代和清代，甚至有了一些專門談用字現(xiàn)象的札記，但前人觸及漢字的職用往往是以解讀文獻為目的的，并沒有站在漢字本體的立場從學理上研究漢字的職用規(guī)律和體系，因而“漢字職用”的研究尚處于無意識狀態(tài)，談不上“學”�！皾h字職用學”的名稱是王寧先生最先提出的（1994），我們在王先生的啟發(fā)下，從1996年開始有意識地研究漢字職用問題，到2004年提出“三個平面理論”，2005年發(fā)表《漢字語用學論綱》，正式倡議建立“漢字職用學”（當時稱“漢字語用學”），并在《漢字學新論》（2012）中首次給予漢字職用獨立的地位。我們先后從多個角度展開對漢字職用的調查研究，并給研究生講授“漢字職用學”，指導研究生撰寫系列漢字職用方面的學位論文，同時在不同場合宣講我們的“漢字本體三屬性”“漢字研究三平面”以及“漢字職用學”思想，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和討論。我們高興地看到，十多年來，文字學界出現(xiàn)了大批與“漢字三平面理論”相關，特別是與“漢字職用學”相關的應用成果，研究字詞關系和文獻用字現(xiàn)象已經蔚然成為時尚。我們的一些同道，如黃德寬先生、陳斯鵬先生等也在字用方面做了許多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