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已快四十個年頭�；赝�過去，漢語學界請來過多少西方哲人，恐怕很難數(shù)清。我們把西方哲人請來中國，大多不過熱情禮遇一番，隨后便逐漸冷落直至遺忘。海德格爾是為數(shù)不多的例外之一，對這位德國哲人，我們迄今熱愛如初。畢竟，就有質(zhì)量的西方哲學研究成果的數(shù)量而言，海德格爾研究在國朝學界恐怕獨占魁首。若非從海德格爾哲學中感領到中國思想更新的契機，我們不會如此熱愛海德格爾。 

倘若如此，我們就值得思考：海德格爾給中國思想帶來的是怎樣的歷史時刻。這個問題關(guān)乎中國的未來讀書人的心性品質(zhì)，如果他們的老師已經(jīng)被海德格爾哲學教育成激進且盲目的“未來狂”的話。按照一種眾所周知的觀點，美國大學教育以及公共美德出問題，是偶然的外來思想因素所致。第二次歐戰(zhàn)之前，年輕的猶太學人馬爾庫塞和阿倫特流亡美國，1950年代末開始在學界嶄露頭角，隨后成了1960年代歐美激進哲學的“領軍人物”。由于兩人都曾是海德格爾的親炙弟子，他們被視為“美國版海德格爾主義”的代表。筆者難免想到，自1980年代“思想解放”以來，我們也曾迷戀馬爾庫塞的“新左派”哲學，后來又迷上阿倫特的“公民哲學”：我們剛剛走出一種激進，不知不覺又踏入另一種激進。 

如果我們可以把美國學界和教育界當作鑒照自己的鏡子，那么，我國學界近四十年來迄今不衰的海德格爾熱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比如，最近我們又聽到一種說法： 

海德格爾對于家的探討屬于他的主導思想，即他關(guān)于存在意義的思想……盡管海德格爾的家哲學還主要是一種“存在之家”，而不是血脈之家、親情之家、父母子女之家，但它讓我們看到了西方哲學是如何“想家”的、“懷鄉(xiāng)”的；更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哲學與西方哲學發(fā)生實質(zhì)性交往的一個場所，一條充滿詩意的返鄉(xiāng)之路。張祥龍，《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頁5152。 

這段言辭表明，在論者看來，海德格爾已經(jīng)邁進儒家之“家”定居，而非在引領我們走向西方的“未來”——難怪有人憤然指責這種說法是海德格爾式的“復辟狂”。海德格爾到中國已經(jīng)三十多年，難道他只會把我們要么教成激進的“未來狂”，要么教成保守的“復辟狂”，而非促使我們徹底思考何謂das Philosophieren［哲學活動］？筆者十年前曾讀到過韓潮教授研究海德格爾的出色著作，印象深刻。眼下，“未來狂”與“復辟狂”的思想分歧日趨尖銳，筆者把韓潮教授的書找出來重讀，隨手記下學習心得和困惑，就教于業(yè)內(nèi)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