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公證法學（第2卷）》：
　　葉青：正如你所說，早在十余年前，《公證法》尚未頒布之時，我就和學生們討論過現行公證賠償基金制度對于公證辦案責任制有可能帶來的某些消極影響。2000年8月10日，司法部印發(fā)的《關于深化公證工作改革的方案》第13條規(guī)定：“建立完善公證賠償制度。公證賠償實行有限責任，以公證處的資產為限，賠償范圍為公證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履行公證職務中，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公證機構賠償后，可責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公證人員承擔部分或全部賠償費用。自本《方案》實施之日起，公證機構應從每年業(yè)務收入中提取3%的份額作為賠償基金，用于理賠。”《公證法》第43條第1款規(guī)定：“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因過錯給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由公證機構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公證機構賠償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公證員追償�！北M管<公證法》規(guī)定公證機構在履行了過錯賠償責任以后可以向公證員追償，但只是“可以”，換句話說，可以追償，也可以不追償，事實上，現實中這種追償的事例并不多見。這會導致什么結果呢？會使得具體承辦案件的公證員不會因其自身過錯而受到任何損失，不科于增強公證員的責任感、提高公證質量。因為既然由公證機構承擔了過錯賠償責任，同時承擔過錯責任所需要的經濟來源又有統(tǒng)一的公證賠償基金作為保障，公證員的過錯責任就被層層弱化以至虛設，恐怕某些公證員內心還會想“公證賠償基金也是拿我們的辦證收益設立的”，自己不就是直接的經濟賠償給付人嗎？
　　前面我談到的公證過錯賠償問題，從表面上看只是賠償方式和責任承擔主體的問題，但背后卻是現行公證體制下缺乏公證辦案責任制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目前我國公證機構仍然具有較強的行政化色彩，這與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公證行業(yè)定位為法律服務業(yè)的要求是明顯不相符的。2016年12月，孟建柱同志在福建省調研時明確指出，鼓勵公證人員繼續(xù)探索社會化、市場化改革之路，因此，有必要進行公證體制改革，同時進行公證辦案責任制改革。目前我國在法、檢系統(tǒng)進行改革的重點在于對兩者本身所具有的濃厚行政化色彩進行糾偏，使法官、檢察官具有獨立辦案的權力，也相應承擔獨立的辦案責任。從這一點來說，目前法、檢的相關改革措施對于公證行業(yè)很有借鑒意義，可以作為公證改革的參照。就今后公證改革的具體方向而言，雖然目lJ公證行業(yè)的性質定位和律師行業(yè)一樣，都屬于法律服務業(yè)，但就像我在2005年那次訪談中談到的那樣，公證員和律師之間還是有著顯著差異的，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公證所具有的公信力，決定了公證員只能對法律負責，對客觀事實負責，不能完全唯當事人是從，這一點和律師是有本質不同的。正是公證所具有的這種法律賦予的公信力，使公證員與法、檢機關，尤其是人民法院有了某種共通之處——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在法定條件下具有終局性和執(zhí)行力，這與公證書在法定條件下具有證明力和執(zhí)行力極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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