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為沙垚這本書作序是一個儀式。
　　因為這本書和我一起見證了沙垚的學術成長，從一個完全沉浸于田野調查的學生，成長為一個努力貫通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民族志的青年學者。
　　認識沙垚是在什么時候，我已經不記得了，應該是我某次在清華講學間。但第一次和他交流，卻讓我難忘。那是2013年8月，一個炎熱的午后，我在北京大學參加新聞史學會的青年論壇，茶歇處和他小坐，沒想到一下子聊了3個多小時，他豐富而生動的田野資料，敏捷的思維，躊躇滿志激情澎湃的學術信念都深深地打動了我。作為一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一直關注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者，當時我不斷追問，中國農民究竟有沒有文化？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直接關系以工農聯(lián)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合法性。沒想到，后來這競成了本書的主要研究問題�？梢娝麑�學術的敏銳與敏感。甚至可以說，是這個問題把他從積累了9年的浩瀚而細碎的田野中拽出來，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和高度，來重新梳理分析20世紀農民的歷史文化實踐。
　　從此之后，沙垚告訴我，他一直在尋求政治經濟學和民族志的交叉融合。他能有這樣的學術自覺，我既吃驚，又欣慰。轉型期中國的問題極為復雜，他走過上百個村莊，在其中幾個村莊駐點調研四五百天，有這樣的經歷，如果再加上政治經濟學的素養(yǎng)，一定會有所建樹。
　　我常常感慨，當下，在西方大學里訪學的中國博士生可能比在中國農村做田野研究的博士生更多。我并不是反對國內博士生到國外“聯(lián)合培養(yǎng)”，可是，我總覺得，學生到國外學習一年前后最好有一年的田野調研經驗。沙垚在出國之前已有多年的鄉(xiāng)村調研經驗，這是我從沒有碰到過的最理想的“聯(lián)合培養(yǎng)”的博士生。因為有共同的學術興趣，我毫無保留地與他分享我自己的學術觀點，包括自己的最新想法。大概是2014年初，沙垚到我所在的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接受一年的“聯(lián)合培養(yǎng)”不久，就發(fā)給我一篇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鄉(xiāng)村轉型的文章，讓我指點。觀點我完全贊同自不必說，我還驚喜地看到一條文獻，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ography：Transfor-mations in an Indian Viltage（《政治經濟學和民族志：一個印度村莊的轉型》），作者是我的加拿大師兄Manjunath Pendakur（彭達庫）。這篇文章來自2007年我與他人合編出版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英文讀本》。這并不是一篇經常被引用的文章，而且作者也只是以他自己在印度的家鄉(xiāng)村莊為例，提供了一個研究設想，我把它人選文集，推薦給國內有志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正是因為我認為這篇文章非常符合我自己的理論和方法論興趣，而且是英文傳播政治經濟學文獻中與中國最相關的一篇。他找到并且吃透這篇文章，在跨學科融合的嘗試中，能夠主動與學術脈絡續(xù)接，可見他的誠心與努力。
　　我給他打了一個很長的電話，表達我的欣喜之情。
　　2016年年底，我們在浙江縉云縣，我家鄉(xiāng)的一個民宿吃飯，他來給我敬酒，講了一個關于“打電話”的故事。他說，剛到溫哥華時，開通了39刀的電話包月套餐，可是整個月都沒有人給他打電話，兩個月后，他取消了套餐，換成了pre-pay，就是預存話費，打一分鐘算一分鐘錢的電話業(yè)務，很貴，每分鐘0.4刀。沒想到一改完我就每周都給他打電話，每個電話都很長，最多時打100分鐘，每次都打到他欠費。他說，光是接我的電話，就花了500刀。
　　這個現(xiàn)在看來堪稱是一段學術佳話的故事，直到3年之后，他才講起。我聽得既開心又尷尬：我自己用的是每月付費的固定電話，哪里想到他那頭的狀況！我怪自己粗心，又怪他太有修養(yǎng)，不直接給我說明情況，要求我與他面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把自己批判一番，這就是我們之間經濟條件的不平等和傳播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