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書摘

　　我關于歷史哲學的書可以追溯到1938年，戰(zhàn)爭前夕。從那時起，我始終討論馬克思主義中的具體方面，即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詮釋，而我把歷史中的認識極限或者行動條件等先驗問題差不多放在一邊。我把它們放在旁邊，卻從沒有忘記它們。這就是為什么我在這個課題上，繼續(xù)盡力跟隨這些德國文獻——一直以來越來越少了，同時也去看英美文獻，并思考著，分析哲學是否對這些我在年輕時就已搞過的認識論課題有所創(chuàng)新，與此同時，我也不停想著，要通過一個歷史主題，來把具體的經(jīng)濟政治詮釋與社會認識的先驗條件聯(lián)系起來看的必要性。最終我對自己說，我想要試一試，不是要在三十五年以后重新寫《歷史哲學導論》，而是想要看看，今天比我更年輕的哲學家們是如何重新思考這些我已經(jīng)搞了三十或三十五年的題目的，并且今年，我要在你們面前，試試看自己是否還能在這個問題上講出一些別的東西。在這方面，我個人覺得知識分子生涯或者說哲學家生涯中有一種經(jīng)驗很有趣：哲學家們是那些互相之間最難理解的人，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語言。那些年輕而有才華的哲學家的——比如德里達——他們的書我讀上幾十頁都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就說德里達吧，他文辭的老練、思維的嫻熟、談起我所知道的問題時的那種細膩微妙——比如胡塞爾所說的幾何起源 ，都讓我覺得耀眼炫目。他對問題的詮釋的質量是無可辯駁的，他的智力高超是顯而易見的，于是我肯定，當我不明白他在說什么的時候，他也一定在說一些有趣的東西——盡管我不知道他在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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