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李石岑根據自己的講演稿整理而成。書中從哲學發(fā)展歷程和哲學思想實質兩方面對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異同進行了形式和內容上的比較,見解獨特。是一部融通俗、趣味性于一體的經典力作。
第十講生的哲學
今天是講戴東原的“生的哲學”。戴東原的思想體系,雖不若王船山那樣來得博大,但是在清代的思想史上,除開王船山以外,只有戴東原一人。東原思想,頗受王船山和顏習齋兩氏的影響,而為反對宋、明理學最有力之一員。船山雖攻擊姚江之學,但對宋儒尚相當推崇;東原則對宋、明之學,同樣加以攻擊。習齋的思想,處處看重一個“事”字,以針對宋、明之學的空疏;東原則處處看重一個“欲”字,對于宋、明理學,加以根本的掊擊,這正是東原的思想之所以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我們在敘述東原思想以前,請先說明清代思想產生之各方面的關系。
一、清代思想發(fā)生的幾個原因
清代思想發(fā)生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觀察。第一,宋、明理學的反動。宋、明諸儒思想的來源,有幾方面:一為老、莊的思想,一為禪宗的思想,一為孔、孟的思想。他們集合這三方面的思想,而建樹一種儒表佛里的新哲學。宋儒言理,每視同渾全之物,或予以絕對之稱。朱晦庵說“一理渾然”,“太極只是一個理字”。程伊川說:“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边@是把理視同渾全之物的看法。宋儒以理為實物,朱晦庵說:“人之聽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庇终f:“止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边@是把理當作實物的看法。宋儒又以勢言理,朱晦庵說:“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止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謂之性!氖巧衩髦,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這是把理當作一種勢的看法。到了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后,學者習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維系社會上的信仰,于是清儒起而矯之。顧亭林首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王船山攻擊王學甚力,曾說:“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姚江之學出,更橫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為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為無忌憚之至!鳖伭朂S則主張:“學問固不當求諸冥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于日常行事中求之!敝链鳀|原出,更能洞察宋、明儒言理的害處,他說:“茍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边@是何等削切沉痛的話。反對宋、明理學,是清代思想發(fā)生的一種原因。
第二,民族革命的反抗運動。清初諸大師,若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諸人,都是親身參加民族反抗運動的有力分子,事敗退隱,著書傳世,希望把這種民族革命的精神,深深地散布到社會里面,留傳后世。他們認為明代所以滅亡的原因,是由于一班士大夫空談性天的流弊所致,所以他們對于這一方面力加攻擊。李塨說:“宋后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庇终f:“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yè)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涂炭。嗚呼,是誰生厲階哉?”惟其他們看清了社稷覆滅生民涂炭的原因是在此,所以他們要提倡致用的精神,以求挽救這種空談的頹廢的習氣。顧亭林說:“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于此,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黃梨洲說:“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底,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zhí)經術,不適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敝掠玫木瘢乔迦宄C正時弊的一個特點,也正是清儒反抗精神的一種表現(xiàn)。這種反抗的精神,在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原君》里面,更是明目張膽地充分地表現(xiàn)出來。他說:“后之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庇终f:“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guī)規(guī)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這是何等大膽的革命的言論。民族革命的反抗運動,是清代思想發(fā)生的第二種原因。
第三,歐洲資本主義的侵入。1497年,印度航路發(fā)現(xiàn),歐西各國先后東來,首為葡萄牙,繼之有西班牙、荷蘭、英吉利等國。此時與中國發(fā)生關系最多的,則為葡人;沿海各省,多有葡人足跡。明嘉靖十四年,葡人租澳門為通商的地方。二十四年,寧波居民,屠殺教徒,焚毀葡船。二十八年,泉州的葡人,亦為吏民所逐。西班牙則以菲律賓的馬尼拉為中、西兩國的市場,因此墨西哥的銀幣,間接傳入中國內地。他如英人攻陷虎門炮臺,因而允許通商;荷人援助清軍,傾覆廈門鄭氏的根基,都可以看出當時歐洲資本主義之咄咄逼人。由資本主義的侵入,遂使中國的思想界,直接間接地,起了一個莫大的變動。商業(yè)資本毛義所反映出來的東西,不是那些空洞的“天理”“良心”的思想,而是與實際生活發(fā)生密切關系的“實用”“實證”的思想。王船山講“用”,講“動”,顏習齋講“事”,講“行”,戴東原講“生”,講“欲”,都未嘗不是社會環(huán)境的反映。當時的資本主義,除經濟侵略以外,還著重文化侵略,這便是基督教的傳布。教士以傳道為侵略的法門,不過關于學術思想的鼓吹,亦有相當的影響。如數學、地理、天文等科學思想的灌輸,便是很顯然的事實。明臣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輩,服習教士利瑪竇之說,折節(jié)與游。明、清之際,教士在中國著書的人很多,內容雖多膚淺,但亦不無影響。杭世駿在梅文鼎的傳上,曾說:“自明萬歷中利瑪竇入中國,制器作圖頗精密……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中算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于是薄古法為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為異學,兩家遂成隔閡。鼎集其書而為之說,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賅,特為表出,古法力程,亦非西法所有,則專著論,以明古人精意!比嫱浾f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為不傳之秘,而不知宗羲實開之!蔽覀兛梢钥闯,黃、梅兩氏關于天算方面的知識,直接間接都有受到歐西學術影響的地方。就以戴東原所著的《原象》《續(xù)天文略》《勾股割圓記》《策算》等書而論,亦不難尋出其中與歐西學術思想的關系。東原曾說:“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到地也。”這種求真的治學態(tài)度,亦與歐洲的科學精神相合?梢哉f歐洲資本主義的侵入,是清代思想發(fā)生的第三種原因。
二、王顏兩氏給予戴東原的影響
戴東原的思想,頗受王船山、顏習齋兩氏思想的影響。我們?yōu)槊髁藮|原思想的來源起見,有先說明王、顏與東原的關系的必要。關于船山的思想,在第九講中已經有過較詳細的介紹,現(xiàn)在僅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船山給予東原最大的影響,是他的“動”的觀點。船山的哲學完全站在“體用一源”的立場上,他特別著重宇宙間一切變動的現(xiàn)象,這不能說不是船山思想的一種特色。他認為:“乾坤有體則必生用,用而還成其體!庇审w生用,由用產生新體,新體更生新用,這種體用相生的關系,正是說明一切現(xiàn)象變動的道理;他把這種進化不已的現(xiàn)象,稱之為“日新之化”。譬如江河的水,就表面看來,現(xiàn)在的水好像和往昔的水一樣;燈燭的光,就表面看來,昨天的光好像和今天的光無別。實際上并不是這樣,F(xiàn)在的水絕不是往昔的水,昨天的光也不同于今天的光。不但近而易知的水火是如此就是遠而難察的日月,也未嘗不如此。不過因為距離太遠,不易察覺而已,F(xiàn)在的日月,既不是往古的日月,也不是未來的日月。身外的一切現(xiàn)象,固然是時刻不停地變動著,但是就我們本身來看,又何嘗不是時刻不停地變動著。我們的爪,我們的發(fā),是時刻不停地在那里生長著新爪新發(fā)出來,以代替那些消退了的舊爪舊發(fā),這是人人所容易覺察的。但是我們的肌肉,又何嘗不是同樣地在生長著新的肌肉出來,以代替那消退了的舊的肌肉,不過我們不易覺察罷了。我們不能因為不易覺察,就認為沒有新陳代謝的變動的作用。因此我們知道,少壯的肌肉,絕不是初生的肌肉;衰老的肌肉,也絕非少壯的肌肉。這就是船山所主張的“日新之化”。船山對于這種變化不息日新不已的關系,曾經說過一句極有價值的話,便是:“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保ā墩勺ⅰ罚┰谙蟮谋旧砝锩,發(fā)生一種與之相對立而相反的作用,因而至于相仇,相仇之后,便達到“和而解”的地步,結果產生新象。不用說,在新象的本身當中,又有一種與之相對立而相反的作用,隨之而生。這正是說明由體生用,由用產生新體,新體更生新用的關系。船山的思想,是從體用一源的觀點出發(fā),他在說明體和用的關系的時候,也正是處處在說明變動的關系,這是船山思想所以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船山的“動”的觀點,對于東原的思想,發(fā)生極大的作用。東原全部思想,最看重一個“生”字,他認為宇宙間一切的現(xiàn)象,都可以歸結到“生”。他說:
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原善上》)
“生生”和“生生而條理”,雖然是表現(xiàn)兩種不同的作用,但它們同樣地是一種“化”的關系,同樣地是一種變動的現(xiàn)象,不過“生生”表現(xiàn)出“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表現(xiàn)出“化之流”而已!吧焙汀皸l理”,僅僅是一種“原”與“流”的分別,所以“生生”和“條理”這兩種現(xiàn)象,是同時存在而不能分開的。假使說只有“生生”而沒有“條理”,那就等于說有源而無流;假使說只有“條理”而沒有“生生”,那就是一條無源之水了。所以東原認為“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同時又說明:“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睎|原把“生生”和“條理”間的聯(lián)系,看得何等明白!他更補充地說:
生生之呈其條理,顯諸仁也;惟條理是以生生,藏諸用也。(《原善上》)
在這里我們可以說明東原和船山兩人在思想上的關系。東原所謂“生生”,就是船山之所謂“用”;東原所謂“條理”,就是船山之所謂由“用”而生的“新體”;東原所說的“生生之呈其條理”,就是船山的由“用”發(fā)生“新體”的關系;東原所說的“惟條理是以生生”,就是船山的由“新體”更生“新用”的作用。講到這里,我們可以很正確地推定東原的“生的哲學”是從船山的“動的哲學”而來的。東原和船山對于“息”之一字的解釋,微有不同,我們也不妨在這里順便說明。船山在說明動和靜的時候,認為“息”是“廢然之靜”,是“不動”。東原則把“息”和“生”對立,視“息”為“生”的另一種作用。所以他認為“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吧邉佣鴷r出,息者靜而自正”!帮@也者,化之生于是乎見;藏也者,化之息于是乎見”!吧,至動而條理也;息者,至靜而用神也”。所以他要我們從“卉木之枝葉華實”以“觀夫生”;從“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以“觀夫息”。船山尚對于所謂“廢然之靜”,或不動的“息”,加以攻擊,以說明“不動”的現(xiàn)象不能存在,若東原便連“不動”的觀念都消去了。所以他把“息”和“生”對立,而認為“息”是“化之息”了。東原所謂“息”,相當于船山之所謂“靜”;東原所謂“化之息”,相當于船山所謂“動之靜”。船山言靜,東原言息,正是一樣的看法。他們處處說明變動的關系,足見清代哲學另是一個輪廓。
東原的思想,受顏習齋的影響,亦復很大。我們?yōu)檎f明顏、戴兩氏思想上的關系起見,先把習齋的思想,作一個較詳細的介紹。
習齋的思想,最看重“事物”兩個字。戴望在《顏元傳》上說:
先生之學,以事物為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
“以事物為歸”,不“以空言立教”,這兩句話把習齋思想的全部面目完全顯露出來。戴望在《顏元傳》上引用習齋自己的話,說道:
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日物,不征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正德、利用、厚生,都叫做事,只有在實事里面,才可以看出德之正、用之利、生之厚的關系出來;如果離開了事,根本就沒有所謂正德、利用、厚生了。德、行、藝都叫做物,只有在實物當中,才可以看出關于德、行、藝的不同處來;如果離開了物,也就失去了德、行、藝的根據了?傊,離開了事物,便一切俱廢,不但是治廢,同時道亦廢。這樣看來,大而言之,治國、齊家,小而言之,修身、存心,無一不以事物為基礎。所以說“學之要”,“必有事”。習齋在《存學編》里面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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