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立大志者成大事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諸葛亮說“志當(dāng)存高遠”，王夫之也說“傳家一卷書，惟在汝立志”。這些都是在說立志的重要，所以少年的曾國藩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
　　人立志固然重要，但立什么樣的志更至關(guān)重要。不同的志向成就不同的事業(yè)，決定不同的人生。立志流于俗則會使自己總是患得患失，所成就的事業(yè)自然會小。立志不流于俗則會使我們奮發(fā)有為，所成就的事業(yè)也就自然會大。曾國藩深知自己是靠一種不流于俗的雄心壯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不僅反復(fù)向子弟灌輸立志的重要，而且還經(jīng)常具體地指點他們?nèi)绾瘟⒅�、立什么樣的志。他在寫給諸弟的家信中說：君子立志，應(yīng)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nèi)以圣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yè)，然后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yǎng)，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
　　曾國藩在二十歲以前，雖然跟隨父親勤奮讀書，但并沒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麟書覺得自己的才智不及兒子，自己所知的已經(jīng)教完了，于是便將其送到衡陽汪覺庵先生處進行學(xué)習(xí)。之后，他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讀。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曾國藩眼界大開，助長了他銳意進取的精神。在師長劉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國藩痛下決心，毅然改號滌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就是“滌其舊染之污”，“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別舊我，走向新生之意。
　　曾國藩二十三歲的時候考取了秀才，二十四歲的時候考取了舉人，雖然接連兩次在京城參加會試都落第了，但他并不氣餒，反而更加堅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第三次會試，曾國藩終于天遂人愿，中了進士，在朝考中又列為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深造。許多人到了翰林這個地位，就不會再在書本上下太多的功夫了，只消鉆鉆門路，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nóng)村，秉性純樸，毫無鉆營取巧的習(xí)氣，在京十余年來勤讀史書，倒培養(yǎng)出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志氣來。
　　曾國藩還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圣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他堅信自己終有一天，會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樹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的棟梁。
　　曾國藩還認為，要實現(xiàn)“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要達到這樣一個人生的最終目的，就必須具有為之奮斗獻身的精神。因為人生的道路是極其艱難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處于內(nèi)憂外患一齊襲來的中國近代社會，要扭轉(zhuǎn)國家的命運，實現(xiàn)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難會更大，需要個人犧牲的東西會更多。他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得出結(jié)論，認為古往今來，大抵圣賢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萬難才達成目標(biāo)的。“圣賢之所以為圣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
　　人的潛力是很大的，但每一個成功的人都離不開積極進取的精神。曾國藩從自己一生的成敗中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的高下所決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現(xiàn)狀，困于世俗的陋見，必然越來越低賤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賢的輝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這就像遠行一樣：如果奮勇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即使走得很遠也不覺得累；如果糊里糊涂，沒有追求，那么近處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遠行百里之外呢？他認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賢豪杰的事業(yè)都可以做到。
　　在寫給好友劉蓉的信中，他更為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圖大志：
　　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xué)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辟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shù)君子后，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鄉(xiāng)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
　　非敢執(zhí)途人而龂龂不休如此也。
　　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當(dāng)有人生之志，為學(xué)當(dāng)有為學(xué)之志，修身當(dāng)有修身之志。關(guān)于人生之志，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關(guān)于為學(xué)之志，曾國藩認為，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關(guān)于修身之志，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標(biāo)準(zhǔn)人物，就是后來他和太平軍決戰(zhàn)時，仍將中國幾千年來的名家重新估計，命兒子曾紀(jì)澤畫其圖像，懸諸壁間，還作《圣哲畫像記》一文，作為終生效法的標(biāo)準(zhǔn)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文中寫道：“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
　　己之不免為鄉(xiāng)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xué)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于祈，何所為報？”
　　曾國藩的立志對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影響極深。1913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后，下過一番功夫讀曾國藩的著作�！对�文正公全集》中的《家書》《日記》，毛澤東都讀過�！都視�》有一千多封，內(nèi)容極為廣泛，無不涉及。毛澤東對《家書》及《日記》中的一些見解觀點，可以在他于長沙求學(xué)期間的筆記《講堂錄》中看到。他的老師楊昌濟在解釋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言時說：“吾無過人者，惟于堅忍二字頗為著力，常欲以久制勝。他人以數(shù)
　　年為之者，吾以數(shù)十年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边@段話的主旨與《日記》中的數(shù)則均有淵源關(guān)系。毛澤東在《講堂錄》中寫道：“以久制勝。即恒之謂也，到底不懈之謂也，亦即積之謂也�！笨梢�，毛澤東對老師十分注意從道德倫理和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養(yǎng)學(xué)生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十分贊賞，這對毛澤東的成長及其以后所表現(xiàn)出來的鋼鐵意志影響極大。
　　正是抱著“不為圣賢，便為禽獸”的志向，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基本人生信條，曾國藩才成為一個“朝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再到“中興以來，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他的非凡人生。
　　我們雖然不必像曾國藩那樣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目標(biāo)，但是樹立做一個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他人的人的目標(biāo)卻是應(yīng)有之義，這樣我們才能在自己平時的作為中以勤奮的耕耘、堅忍的意志來不斷地充實自己，才不會被個人一時的患得患失遮住雙眼而迷失正確的方向。
　　常懷憂患意識
　　在浩瀚的宇宙中，人類是渺小的。曾國藩主張，人生在世，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懼。尤其是在順利的時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國藩曾經(jīng)說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國藩一生，也始終是在如履薄冰的心境中度過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曾國藩升了官，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表示自己不但不敢高興，反而感到戰(zhàn)戰(zhàn)兢兢。信中說：
　　這次升官，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承受。你們遠隔數(shù)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務(wù)必使累世積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里墮落。這樣才可以持盈保泰，不會馬上傾覆。你們?nèi)绻�能常常指出我的缺點，就是我的良師益友了。弟弟們也應(yīng)當(dāng)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xué)問，于是就敢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曾國荃懷著郁悶的心情回鄉(xiāng)養(yǎng)病時，曾國藩曾給他寫了一封信說：
　　九弟你立志做事，就像春夏發(fā)舒之氣；我立志做事，就有秋冬收藏之象。你認為擴散舒展才會有旺盛的生機，而我則認為收斂吝嗇才會有沉厚的生機。我平生最喜歡古人所說的“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我認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沒有比這個更為精當(dāng)?shù)牧恕Ｎ覀兊淖娓感菍�公過去不論對待什么人都是一團和氣，只有對我們這些后輩非常嚴肅，尤其是在逢年過節(jié)的時候。我想，這大概是他老人家有意使出來的一種收斂之氣，目的是在于使家中歡樂有度，而不至于太過放縱。我也是到現(xiàn)在才明白他老人家的這一片苦心。
　　與此相關(guān)，曾國藩還講過北宋大臣呂惠卿的故事。呂惠卿因積極支持宰相王安石“變法”，由王安石推薦當(dāng)上了參知政事（副宰相）的要職�？墒牵�他竟利用推行“變法”之機為非作歹，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對“變法”的推行起到很大的消極作用。
　　一年春天，呂惠卿到某道觀游覽，聽說有一位道士善詩，就指著天空中的風(fēng)箏，要道士作詩一首。道士于是吟道：“因風(fēng)相激在云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為絲多便高放，也防風(fēng)緊卻收難�！�
　　在這首詩里，道士借風(fēng)箏勸告呂惠卿不要因為“絲多便高放”，免得在“風(fēng)緊”時狼狽。“擾擾兒童仰面看”是對當(dāng)時場景的描繪，同時也是隱喻，意即人們正在看“風(fēng)箏”的表演。呂惠卿是進士出身，完全理解詩的內(nèi)涵，卻繼續(xù)我行我素，后來屢被彈劾、貶斥，無人肯伸出援手。王安石晚年回憶往事時，常后悔當(dāng)年因信任他而誤了改革大事。
　　“莫為絲多便高放”，這一句的寓意是不要因為手中有權(quán)就拼命濫用。曾國藩對此感悟頗深。他任兩江總督時，權(quán)勢可謂盛極一時，然而卻更加謹慎，在給曾國荃的一封信中寫道：
　　捐務(wù)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絕不要多說一句話。人在官運極旺的時候，他們的子弟去辦公務(wù)也是格外順手，一唱百和，一呼百應(yīng)。但這也是最容易生出閑言碎語的時候，怨恨和誹謗也會由此而生。所以我們兄弟在極盛的時候預(yù)先想到衰落之時，在百事平順之際想到百事拂逆之時。老弟你以后如果回湘鄉(xiāng)，切記要把不干預(yù)公務(wù)作為第一重要的原則。這是為兄發(fā)自肺腑的勸告，你一定要銘記在心。
　　他還專門寫了一副對聯(lián)與兄弟共勉：“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回避；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
　　在曾國藩的日記里，還記有這樣一個歷史典故。田單攻打狄人的城邑，魯仲連預(yù)料他攻不下，后來果然三個月都沒能攻下來。田單向魯仲連請教原因，魯仲連說：“我看到將軍您在守衛(wèi)即墨時，坐下就編織草筐，站時就用鍬挖土，士兵全都以將軍做榜樣，全軍上下抱著舍生忘死之心，一聽到您的號令，沒有人不拼死出力的，這是您之所以能打敗燕國的原因。但是現(xiàn)在，您東面有封地的稅租，西邊有淄水之上的游玩之地，腰間金光閃閃的寶劍橫著，盡情享受著快樂，早就沒有了殊死作戰(zhàn)之志。這就是您現(xiàn)在不能取勝的原因��！”
　　這個故事看來對曾國藩影響很大，他認為魯仲連的話很有道理，在湘軍收復(fù)了江寧城后，曾國藩看到湘軍上下一派驕奢淫逸之氣，就知道已經(jīng)不能再繼續(xù)重用他們，于是就上報朝廷，將他們?nèi)�部遣散回原籍�?wù)農(nóng)去了。
　　后來，曾國藩受命前往山東、河南一帶圍剿捻軍時，湘軍跟隨的就極少，任用的都是淮軍。淮軍的將士雖然士氣高昂，但也缺少憂患意識，曾國藩就暗暗地為他們擔(dān)心，恐怕他們不能承擔(dān)平定天下的重任。
　　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濒斨龠B說的憑借憂和勤能勝而由于娛樂失敗的話，也就是孟子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意思。用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來感染戰(zhàn)士，用昂揚的斗志來振作三軍的士氣，這兩種作法都能夠獲得勝利，只在于主帥審時度勢善于運用罷了。做事不能沒有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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