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外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層面存在沖突。表面看來，這超越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和經濟領域的不相容性。具有民族特征的提法被用來修正馬克思主義，但并不是從傳統(tǒng)觀點的角度，而是以現代化的立場。中國先后提出商品經濟（1984年），不再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看做是精神文化的核心（1986年），承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性質并認為中國最重要的戰(zhàn)略目標是“增強國家綜合實力”（1992年），宣布了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2000年），將新的社會目標稱為“小康”社會（2002年）。由此，新的理論發(fā)展空間建立起來。中國決定放棄對抗并成為按經濟規(guī)律運轉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這使得中國接受了外部世界建構和組織的基本規(guī)律。利用市場機制，中國企業(yè)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yōu)勢得以凸顯，中國也從中找到了自身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中國“支付”的代價是資源——容易動員且紀律良好的眾多群眾、極為廉價的勞動力，勞動力過剩對于國家發(fā)展而言是很大的難題。外面的世界喚起了怠惰的人民群眾的活力，促進了流動的急劇加速，將其變?yōu)樵谛碌姆菍�抗環(huán)境中的經濟優(yōu)勢。

　　為了取得現代化的成功，必須完成下一個任務——確保前進中的穩(wěn)定性，也就是要建立一種政權交接機制，既保持發(fā)展的動力，又不給政敵扼殺現代化進程的機會。中國的歷史和政治經驗在這個過程中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減弱了社會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迷失方向后，原本封閉的社會意識只能以新的方式看待現實�！皩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口號的出現是對這場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斗爭的反應，它為主動性實踐提供了可能。改革前夕，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一代領導人并沒有掌握黨的最高領導權，但很早就具備了較高的政治威望。無論官居何職，鄧小平身上一直保留著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tǒng)。這使他能夠利用個人的威望強化黨的機制，而不是繼續(xù)損害黨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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