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漢佛教交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這首先是因為藏漢佛教交流在長達13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是一個持續(xù)存在、影響深遠的真實現(xiàn)象。姑且不論連篇累牘的史料記載，就實物資料而言，西有拉薩的小昭寺以及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北有雍和官與承德“外八廟”，東有五臺山眾多藏傳佛教道場，南有杭州飛來峰大量的藏傳佛教塑像，這些都是歷史事實最本真的展現(xiàn)。盡管在不同的時代中，藏漢佛教交流發(fā)生的核心區(qū)域不同，唐代是以拉薩為中心，元、明、清三代以漢地的北京等為中心，民國時則拉薩、北京同為中心，但這也僅僅是舞臺的變換，舞臺之上的活動從來沒有停歇。因此，藏漢佛教交流史是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中不能規(guī)避的重要一環(huán)，從學術(shù)研究的層面整理清楚藏漢佛教交流的線索、細節(jié)、邏輯發(fā)展是非常必要的。通過這些研究，藏漢佛教交流的歷史與現(xiàn)狀、藏漢佛教的共同性與差異性就可以得到全面的揭示，其中，藏漢佛教交流的歷史是雙方進一步交流的源頭，藏漢佛教的差異性是構(gòu)建雙方新的共同性的出發(fā)點。
　　其次，從唐代到民國，藏漢佛教交流活動持續(xù)進行，從未間斷。也就是說，無論朝代如何更替，統(tǒng)治者如何變換，藏漢佛教文化之間的聯(lián)動從來沒有受到影響。這就意味著藏漢佛教之間的交流實際上成為藏漢關(guān)系的筋骨與核心紐帶之一，不曾因時而廢，因人而廢，這既是中華民族文化體系內(nèi)部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表現(xiàn)，也是進一步增進當代藏漢民族文化認同感、凝聚力的基礎(chǔ)。藏漢佛教教同主、法同味、信同體，是藏漢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媒介。佛教傳承的傳統(tǒng)是依法不依人，佛教傳播的傳統(tǒng)也是依法不依人，繼往開來，我們應(yīng)當持續(xù)促進藏漢佛教在“法”的層面、“教”的層面的互相交流與交融，祛除“人”的層面所造成的割裂與干擾，進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內(nèi)部各個民族文化真正的、徹底的融通。
　　需要指出的是在藏漢佛教交流史研究中，一些概念需要界定和說明，一些問題需要澄清，這主要包括：
　　首先，藏漢佛教交流宜作寬泛理解。就“藏漢”而言，只能界定為藏漢兩個地區(qū)，而不能當作兩個民族看。漢族地區(qū)在歷史上，元、清兩個朝代是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我們不能將其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而且，作為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漢族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階層就不能用“夷夏之辨”等命題來反對藏傳佛教，這反而為藏傳佛教在漢地的傳播拓寬了空間。此外，藏漢佛教的交流，是指傳承于西藏的佛教體系和傳承于漢地的佛教體系之間的互通有無，不能局限于傳承者的身份，因為傳承者身份往往是交叉的，例如，明代的“西天僧”（來自于印度）和“番僧”（西藏僧人）的身份往往是重疊的，他們互為師徒的現(xiàn)象屢有發(fā)生。
　　其次，對藏漢佛教交流的結(jié)果應(yīng)作更理性的判定，也就是要緊扣“交流”二字。“交流”有交互流向、互相溝通之意，但在歷史上，由于藏漢佛教交互傳播的主導者不同，其終極訴求就不同，這直接導致藏漢佛教的傳播的主旨某些時候并不在宗教本身。同時，由于語言的限制以及史料記載的缺失，使得藏漢佛教的交互流向活動較多，但互相溝通的部分則相對較少，這既有事實層面的問題，也有資料記載層面的問題。
　　為此，在考察這個問題時，一方面一定要重視事實層面的內(nèi)容，而不能僅僅停留在邏輯層面，即不能僅憑借有多少僧人往來，建造了多少寺院等信息，來推斷雙方之間的交流。因為這中間缺乏必然的因果聯(lián)系，例如，清代雖然在北京、承德、五臺山修建了許多的藏傳佛教寺廟，但這些寺廟的僧人多數(shù)還是來自于藏地、蒙古、滿族，其寺院內(nèi)部的傳承體系秉承的是西藏的教法體系，加之北京的藏傳佛教寺院都有皇家寺院的性質(zhì)，因而自身的體系還是比較封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