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蜀學”曾經(jīng)給中國儒學帶來新氣象，并將中國儒學引入新階段，值得人們好好研究，仔細品味。在近代史上，引領和促成近代“蜀學”的中心機構(gòu)，是當時的“兩院兩堂”（錦江書院和尊經(jīng)書院，中西學堂和存古學堂）以及后來由“兩院兩堂”發(fā)展而成的四川大學�！皟稍簝商谩狈謩e代表了近代學校的三種類型：為科舉而設的舊式學校（錦江書院）；為通經(jīng)學古而設的傳統(tǒng)書院、專門學堂（尊經(jīng)書院、存古學堂）；為傳授近代科學而設的新式學堂（中西學堂）。它們基本因應了當時社會變革和轉(zhuǎn)型的需要，培養(yǎng)和聚集了大批杰出人才。在此基礎上組合而成的四川大學，更是兼得傳統(tǒng)與新學之精神，兼有義理、考據(jù)、辭章和科學四長。近代四川的杰出人士大多由“兩院兩堂”及四川大學所培養(yǎng)，如駱成驤、廖平、楊銳、劉光第、宋育仁、吳之英、張森楷、吳玉章、郭沫若、蒙文通、向宗魯?shù)鹊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兩院兩堂”及四川大學就是近代“蜀學”的中心和策源地。
　　不過，在“兩院兩堂”和四川大學之外，還有一批“蜀學”人士也相當出色，不可小覷。他們或出于縣級“學�！保�或出自鄉(xiāng)間“書塾”，雖然門閥不高、出身不顯，但在學術(shù)上的貢獻卻不小，也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他們無疑也是近代“蜀學”的組成部分，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天才早慧，學貫四部，旁及道佛，著書二百三十五部的著名學者劉咸圻（1896一1932）；學識廣博，精熟《倉》《雅》，雅意經(jīng)史，著述達一百四十余種的龔道耕（1876～1941）；精熟文獻�？�，詩文書法俱佳的龐石帚（1895～1968）。他們都出身書塾或蒙館，學術(shù)造詣并不亞于“兩院兩堂”所造就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