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確立關(guān)系
我們先來說說這本書不是什么。有一種習俗，想讓學者們到了退休的時候，將自己的scripta minora，自己的kleine Schriften搜羅起來，編成一卷或幾卷書。通常，都是由他們的學生在他們身故后完成這項搜集工作的，這么做首先既能予人予己方便，又能忠實于老師。一般而言，原來的頁碼都會被印在新版本的頁邊。拉丁語或德語的諺語說得好：篇幅短小的著作和鴻篇巨制截然相反，后者能立刻變成書這種高貴的形式。
出于我自身的理由，而這些理由無疑又毫無道理可言，對我來說，在希臘的領(lǐng)域里，文章這種表達模式相比書而言，要遠遠適合于我。我曾經(jīng)想去彌補這個弱項如果這也算是個弱項的話最近幾年來，我用一種整體性的視角，寫了無數(shù)篇論文；事實上，我還有一個隱隱約約的想法，即有朝一日，這本書終究會寫出來。但這卷著作，盡管它確確實實包含了我想以更為個人化的方式就希臘世界所說的那些話，但它仍舊不是匯編，甚至都不能算是一本我文章的匯編本。
首先是因為所有的文章都不是搜羅起來的。希臘世界的經(jīng)濟史和社會史、制度史、猶太人世界的歷史及其在希臘化時代與羅馬時代同古希臘文化的接觸、歷史之史，以及寬泛而言，希臘世界在西方思想中的呈現(xiàn)史，都沒有出現(xiàn)在該卷書中。同樣，它也不是研究悲劇的文集，我是和讓-皮埃爾·維爾南（Jean-Pierre Vernant）緊密合作從事該項研究的，這方面的著作都會寫上我們兩人的名字。
它也不是將已經(jīng)出版的論文簡單地疊加起來。所有這些隨筆除了一個例外都經(jīng)過了改寫。那改寫時有何限制，按照的是何種原則呢？像必須統(tǒng)一資料的呈現(xiàn)方式，修正細節(jié)上的錯訛，在書中增加大量注釋，以增強全書的條理性，這些都毋庸贅言。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兩種既對稱又對立的資料。寫作那些如今構(gòu)成本書的章節(jié)前后耗時23年，始于1957年（那年編訂了諸神的時間與人類的時間一文），終于1980年。許多內(nèi)容都是在這個期間寫成的，有了許多新的發(fā)現(xiàn)，也有許多內(nèi)容被打入了冷宮，而我也從中獲益匪淺。顯然，我不可能把自己都認為是錯誤的內(nèi)容言之鑿鑿地刊在這本書里。我也不可能去把它重寫一遍，仿佛時間絲毫沒有流轉(zhuǎn)。如此一來，也許就只能妥協(xié)折中了。我忽而頻繁介入，忽而又保持克制低調(diào)。尤其是，寫作隨筆的那個時代還可以讓我無拘無束地去處理所涉及的那些問題，照此來看，我的自由度或多或少來說還是挺大的。當一篇隨筆想方設(shè)法要去解決一個不解之謎時，我當然會盡可能地將此后發(fā)表的文獻全都納入視野，看它們是采納、進一步發(fā)揮我的那些假設(shè)，還是對之提出疑議。我經(jīng)常會把那些有時候?qū)ｉT和我討論的論文拿來己用。還有另一種恰好相反的情況，我會維持并展開自己的結(jié)論。和通行的規(guī)則相反，我并沒有用特殊的印刷符號來指出哪兒有改動有時候，改動真的可以說是數(shù)不勝數(shù)。所以，我并不會以清晰易懂為己任，那向來就不是我的所長：我要做的是寫歷史，不是去重塑歷史。昨天或前天的文本并未陷入奧威爾所說的記憶之洞里，任何人均可使用它們，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樣的操練有意思的話，那每個人就都能創(chuàng)作出這些作品的變體史。況且，無論什么樣的研究若真能讓我了解到自己的錯誤的話，我都會把它記下來。講埃帕米農(nóng)達斯的那篇隨筆，我是和皮埃爾·列維克（Pierre Lévque）合寫的，經(jīng)他的同意，在此重新刊了出來對此，我深表感謝文章雖未經(jīng)改動，卻附了附錄，提出的都是我如今所提的那些問題。
該主題極為寬泛，對它所作的那些研究顯然幾乎沒有改動。只是，我總是會在這兒或那兒，至少會用幾個詞，再借助于某些注釋，來指出我覺得有問題的地方為什么必須要在今天提出來。
作為序言的那篇隨筆是從一篇為百科全書寫的文章中截取出來的，我自覺賦予了這篇隨筆以綱領(lǐng)性的形式，且把在此無用的歷史概述給刪掉了�？紤]到當今這個時代，很多人都不懂希臘語，所以大大縮減了希臘語的部分。
定稿及出版工作并不容易。事實上，時間拖了很長，七年當中中斷過好多次，首先是1974年1月19日，我要在南錫參加論文答辯，而后，1976年底，受安東尼·安德魯斯（Anthony Andrewes）之邀，我又去了牛津，所以并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單槍匹馬地把這工作做到底。其實，我也不是孤家寡人，多虧了那幾年和尼科爾·洛羅（Nicole Loraux）的對話，這部作品的基礎(chǔ)部分才能善始善終地收了尾。在幾十次工作會議期間，她和我一起做出了這本書。無論如何感謝都抵不上作為見證的書中那些文字。至少，我很高興這部著作差不多是和她的《雅典的創(chuàng)造和雅典娜的孩子們》（LInvention dAthène et Les Enfants dAthéna）同期出版的。

我在前面說了這本書不是什么。現(xiàn)在就來宣告一下它包含了些什么。盡管書名叫做《黑色獵手》，但并不僅僅是因為取這個題目的那篇隨筆在該書的布局中占有核心地位，而是因為對我而言，撰寫這篇論文的時期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我發(fā)現(xiàn)結(jié)構(gòu)分析可作為試探性的工具來使用；最后還因為黑色獵手活躍于山間和林中，而我是通過山與林的那些疆界，而非平原，來涉及希臘城邦的。希臘世界的思想形式和社會形式這樣的副標題或許會更清晰，意義更明確；那個表達并列關(guān)系的連詞在這兒點出了本質(zhì)：有兩個世界，我并未在書中研究它們，也并未為了它們?nèi)プ鲅芯�，但我意圖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建立關(guān)聯(lián)。
如果說我在盡可能遠地回溯自己的工作史，那也是因為其間包含了我的勃勃雄心：按照歷史評論的通常標準來看，我是要將天生無法勾連的事物勾連到一起，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做的某些勾連也能顯得很獨特，甚至很美，猶如不期然而遇一般，就像洛特雷亞蒙（Lotréamont）所說的，在解剖臺上，有一臺縫紉機和一把雨傘。乍一看（a priori），為了理解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和希羅多德的歷史是如何論及女性的，并不見得就得讓兩類截然不同的奴隸制唱對臺戲。
思想形式，社會形式。一方面是文學、哲學、歷史的文本，神話故事或描述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社會實踐：戰(zhàn)爭、奴隸制、青少年機構(gòu)、豎立紀念碑；一方面是對城邦及其公民的想象，有了想象，就會有真實，而城邦的世界極為具體，有儀式、政治決策、勞作，因此就得去證明它們也具有想象的維度。是否從原則上講，空間理論最抽象，凱旋的戰(zhàn)爭最具體呢？我的勾連的做法相當合理，就是將兩類截然不同的研究作為對象，如此一來，我就能在這兩個截然相異的領(lǐng)域內(nèi)進行研究了。此處，我感興趣的是他們的接合點。與社會實踐研究不同的是，對神話進行結(jié)構(gòu)分析，將神話分成各個系列，讓它們彼此映射，再去揣摩它們邏輯上的關(guān)節(jié)點，就能出色地完成這項工作。但還是存在著危險，就是會遁入黑格爾所謂的友善表象的寧靜王國之中，既然王國里的每間陋室都已事先勾畫好，那這些房間也就會擠得滿滿當當。相反的是，制度史、社會史、經(jīng)濟史，從事這方面研究的，英國有芬利（M.I. Finley），法國有伊豐·加爾朗（Yvon Garlan）、菲利普·戈蒂耶（Philippe Gauthier）、克勞德·莫塞（Claude Mossé）、埃杜阿爾·威爾（Édouard Will），對我來說，只有在描述政治與社會活動中的各種體制及實踐時，將深刻的觀點結(jié)合起來，他們的研究才會有價值。
文本性（textuel）與社會性（social）。在這卷書中，我會找到許多分析，它們歸根結(jié)底講的就是如何讓文本的意義顯露出來。但比方說，與讓·波拉克（Jean Bollack）的想法相反的是，就我這方面而言，我并不認為意義內(nèi)在于文本當中，以及文本只能通過文本來解讀。照這派我們研究得還很不夠的思想看來，再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也應(yīng)該在研究文本之前，將傳統(tǒng)傳統(tǒng)始自亞歷山大時代的語文學家積累起來的沉淀物從中清理出去。于是，文本就會像從雜質(zhì)中挖出的寶石，按其天然的紋理切削之后，重煥光彩。但純粹的文本是否存在呢？反之，我想，在最壞的情況下，一篇文本并不僅僅只是通過文本的、政治的、社會的、制度的環(huán)境才會存在，它也會在遺贈給我們的傳統(tǒng)，并經(jīng)由這種傳統(tǒng)，通過手稿、語文學家的研究工作、各種各樣注疏者、歷史學家而存在。對我來說，文本的這種多維性（pluridimensionnalité）就處于歷史多維觀的核心之處。純粹的社會性也根本不存在。當然，關(guān)于社會性還是有許多想象性（imaginaire）的成分在里面：希臘的悲劇作家不會像拉辛那樣寫作，普通的雅典人也不會像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樣行事，但社會性卡斯托里亞蒂斯（C. Castoriadis）就理解得很到位也就是種想象性：克里斯梯尼時代，十個部族創(chuàng)建雅典城邦也是如此，悲劇的誕生也是如此。社會性乃是重力，但它又不僅僅是重力。因此之故，在文本性與社會性之間，在哲學文本，比如說柏拉圖的哲學文本，與像尼科爾·洛羅所說的雅典的雅典史之間，差距是極大的，但也存在關(guān)聯(lián)。從這層意義上來看，我的史學研究就與伊格納斯·梅耶爾森（Ignace Meyerson）及讓-皮埃爾·維爾南所謂的歷史心理學極為類似，但我們的進路也有差異。梅爾森和維爾南從心理學范疇出發(fā)，就此證明心理學范疇并非永恒不變，他們還和各類文本及政治與社會制度交鋒那是因為他們一直在尋找著后者。而我走的卻是一條截然相反的路途。
然而，若要強調(diào)這些關(guān)系，要凸顯其間的意義，就只有等到統(tǒng)一的世界創(chuàng)建起來，置于理念（Idée）或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掌控之下才行。和笛卡爾想將靈魂與身體統(tǒng)一起來不同，我沒有松果腺，所以沒法將我的分析建基其上的大體上是這樣的兩個平面鉸接起來。我當然和我的許多同代人一樣，從馬克思那兒（并不僅僅是馬克思）了解到人并不總是言出必行，也不總是言行一致，但和馬克思的這層關(guān)系，我并不想以完善的、簡單的綜合模式，也不想以目的論的、回溯往昔預(yù)想未來的模式，而是以不完善的、殘篇斷簡的、批評指摘的模式，來體驗之，闡釋之。
由此可見，在社會性與想象性的鉸接之處，我并沒有遇見邏各斯（logos）的無限之鏈，而是不可避免地遇見了隱晦難明。意欲透明的企圖也還是存在著，對關(guān)涉公元前5世紀希臘世界的整個研究而言，這種企圖甚至還是很大的威脅，因為確切地說，這個世界想要以透明的模式來思考自身：想要擁有簡單性，甚而是社會關(guān)系斷然的清晰性，且存在一種昭然若揭的政治生活。然而，悲劇中的雅典是否可與喜劇的雅典、史學家的雅典、銘文上的雅典、紀念碑上的雅典都重合起來呢？在這些相異的源頭中，我們有什么權(quán)利可以說，這個是真的，是現(xiàn)實的，那個是倒影返照？我們有什么權(quán)利將這一切統(tǒng)一起來時，不見一絲裂隙、裂口，甚至像與規(guī)定性的判斷力相對立、通過特定概念來發(fā)現(xiàn)一般概念的最起碼應(yīng)該用到的康德所謂的反思性的判斷力都不用呢？
社會性的這種本質(zhì)上的隱晦難明倒是個很大的嘉獎，讓我值得好好地花力氣去找到其中的意涵，如果真的像雅克·布倫什維格（Jacques Brunschwig）所寫的，那就必須在被揭示出來的、被占有的或被覓得的絕對性（Absolus）的廢墟之上，于人類的時間之中放置一些供話語交流的及共同勞作之用的簡單耐用的工具。
該書的規(guī)劃本來會是另外一番模樣，我有個弱點，書本缺乏條理性我看不見，但書的統(tǒng)一性強，我就能看見�；蛟S，為這樣的規(guī)劃作辯護，并不會做無用功。
序言力圖去規(guī)定何為希臘的言說；說得再明確些，序言里寫了一連串相對立的事物，這一連串的事物（systoichia），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這一言說的母體。有教養(yǎng)的人和蠻子，主人和奴隸，男人和女人，公民和外邦人，成年人和兒童，武士和工匠，其中的某些對立事物，會在該書的剩下部分著重處理，而不會想方設(shè)法地把這些棘手的材料打入冷宮。
隨后，有三篇論文論述空間與時間，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會在本書中的其他部分再次發(fā)現(xiàn)這些論據(jù)。此處的空間與時間，并不涉及到比如說，像康德所構(gòu)想的，是可用來當作所有直觀之基礎(chǔ)的必要的呈現(xiàn)。像《奧德賽》（Odyssée）所呈現(xiàn)的那種空間對現(xiàn)實和想象，諸神、惡魔及人類，犧牲與殘忍之間的對立均有影響。荷馬（Homère）之后的空間就成了城邦的空間，將軍們必須在他們的戰(zhàn)略中考慮這個空間，直到埃帕米農(nóng)達斯在想象中將那些使公民實踐系統(tǒng)化的規(guī)則全部打碎為止。講述時間的論文也將我們從荷馬導向了公元前4世紀的危機時期，使諸神與人類、祖先或后代的循環(huán)及譜系既相對立又相結(jié)合。
年輕人，武士在書的這一部分，可以看到這兩者是如何彼此相對應(yīng)地在希臘城邦中發(fā)揮作用的，表面上是希臘城邦中心人物的重裝步兵，現(xiàn)實中打架斗毆的重裝步兵，以及起表率作用的重裝步兵，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zhàn)役，將會成為它的一個傳說，因此，就有了重裝步兵和想要成為重裝步兵卻尚未成功的那些年輕人，即那些18至20歲的青年男子，他們中有的人成功了，成了黑色獵手，有的人則沒有成功。重裝步兵，18至20歲的青年男子，戰(zhàn)斗，服兵役，都是極其特殊的社會現(xiàn)象，但在這本書里，也會將他們作為神話人物、故事人物來進行研究，古典時代給我們留下了大量各種版本的文字，而神話資料，正好可供我們分析。讀了這部分的幾篇論文后，大家或許就會注意到，反思正在不斷地深入。我在書中放入這些可供互相參照的文本，并保持了撰寫時的年代順序，乃是有意為之。
女人，奴隸，工匠，是具體而微的城邦，也是異彩紛呈的城邦，書中是通過臣服于城邦的那些人、哪怕服務(wù)于城邦卻仍被逐出政治生活的那些人，如伊利翁的雅典娜的女仆之類，來研究他們的莫米里亞諾（A.Momigliano）曾說過，如果這個習俗真的是像傳說中說的這么古老，那它就是特洛伊戰(zhàn)爭存在的唯一證據(jù)最后是工匠，和重裝步兵相比，他們就要邊緣得多了。
這些社會階級在神話中、傳說中、烏托邦里，以及在實際存在社會生活中，均各有其歷史，有時候古人思考這些歷史時所用的措辭會對現(xiàn)代人有所啟發(fā)，也會欺騙他們，這些社會階級還有其各自內(nèi)部的對立面（雅典的奴隸和斯巴達的希洛人不同，古人思考與敘述他們的方式也不相同），各有其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他們可以既是女人，也是奴隸，既是奴隸，又是工匠。喜劇作者筆下的女性政治（gynécocratie）并不必然與奴隸政治（doulocratie）相關(guān)。社會大眾，即便被推翻在地，但關(guān)節(jié)并未受損；無論是阿耳戈斯、雅典，還是斯巴達，虛構(gòu)的方式都會不一樣。雅典的工匠擁有政治權(quán)利，柏拉圖想象出來的克里特城邦里的工匠卻并不享有。這部分結(jié)合起來的幾篇論文也可以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前面的內(nèi)容。亞里士多德已經(jīng)認為，與成年公民相比，女人、奴隸、年輕人、工匠構(gòu)成了一個有待規(guī)定的整體。
最后一部分真實的城邦思想，討論的是理性、柏拉圖、菲狄亞斯和德爾斐神廟。柏拉圖筆下的神話讓我們了解到了兩個城邦的兩種故事版本：雅典和亞特蘭蒂斯，往昔神話的兩種形式，靜止不變的城邦和歷史中的城邦，重裝步兵的城邦和水手的城邦，雅典的兩種形式�？寺逯Z斯時代，宙斯（Zeus）時代：前者，《王制》里的神話有過描述，被諸神統(tǒng)治的人類無法生活于城邦中；后者，人類回憶著諸神，但仍朝著遺忘進發(fā)。
盡管這本文集以德爾斐之謎戛然收尾，但從某種程度上看，其實是照赫拉特利特的93號殘篇所說的神諭所屬的主人，德爾斐神廟的主人，既不明說亦不隱匿；而是示意這句話來行事的。阿波羅不會像人那樣說是和否，人類并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何為含混，何為介入。更有甚者：自從有了德爾斐神廟之后，我們就能更深入地了解雅典，尤其是自從菲狄亞斯為了紀念馬拉松戰(zhàn)役，用雕塑來裝點神廟那獨特的底座之后，就更其如此了，他向我們呈現(xiàn)的那個形象與城邦通常呈現(xiàn)出來的方式截然不同。如果我們能深入理解保撒尼阿斯的文本的話，就能發(fā)現(xiàn)雅典人所呈現(xiàn)的乃是另一個雅典的形象。而我正是想以這個形象來結(jié)束該卷著作。
這種類型的著作乃是以個人背書的方式來表達生活，這種生活由交流、人情、對抗、教導構(gòu)成，有取，也有予。我要指出的，逝者中間有，亨利·I·馬魯、安德烈·艾馬爾、亨利·瑪格麗特、羅杰·雷蒙東；健在者有米歇爾·奧斯坦、貝內(nèi)代托·布拉沃、呂克·布里松、讓尼·卡爾利耶、瑪麗亞·達拉吉、讓-皮埃爾·達爾蒙、馬塞爾·德蒂埃納、亨利·范·艾芬泰爾、德尼斯·福爾古、菲利普·戈蒂耶、斯泰拉·喬古蒂、維克托·戈德施密特、弗朗索瓦·阿爾托格、塞利·亨弗里斯、瑪麗亞·若拉斯、洛朗斯·康恩、皮埃爾·列維克、杰羅姆·蘭東、·喬福瑞·里奧德、夏爾·馬拉穆、理查德·瑪麗恩斯特拉斯、弗朗索瓦·馬斯佩羅、阿納爾多·莫米里亞諾、朱塞佩·南齊、西蒙·彭布羅克、阿蘭與安妮·施納普、保琳·施密特、夏爾·塞加爾、莫·西松、埃杜阿爾·威爾。后者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大學規(guī)制，同意組成一個博士學位評審團，對構(gòu)成本書的其中十篇論文進行評審。他的友情，他的洞見，讓我覺得彌足珍貴，還有克勞德·莫塞、讓·普尤、克萊爾·普列奧如今均已故去，他們和威爾一同組成了評審團，主席是洛朗·馬爾丹。在M·路易·羅貝爾看來，我在使用碑銘文本方面受過良好的培訓。迄今為止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是摩西·芬利和讓-皮埃爾·維爾南的讀者，現(xiàn)在則成了他們的門生。前者對我而言起到了現(xiàn)實原則的作用，這倒不是說一定要給享樂原則起一個名稱，這樣做反而是在濫用兩者的相似性。維爾南則是另外一種情況。機緣巧合，我的第一篇論文《諸神的時間與人類的時間》在雜志上刊登的那一期，也登了他研究赫西俄德種族神話的論文。我就是在他的這項研究工作中學會了如何去閱讀文本，還學到了很多東西，能讓我更好地去看待、了解、理解維爾南。我是否應(yīng)該補充一點，我是在路易·杰爾奈晚年時才認識他的，而這難道又是維爾南給我上的一堂大課？我妻子熱納維耶芙親眼見證了這些文本的成型，說要安全地保存好這些文稿，我想好好地讀一讀它們。
我很高興能向讓尼·卡爾利耶、維維安·泰羅和弗里德里克·普斯基爾尼科夫致謝，他們準備了（包含了極其不同的意義）我的文稿，這項工作需要的是技巧、耐心和愿意修修補補的態(tài)度，而我的老朋友馬諾里斯·帕帕托莫普洛斯則以他的古希臘知識和法語這一雙重能力重讀了我的這些文章，使我避免了許多錯誤，最后還要鳴謝所有在古代社會比較研究中心工作的女士們和男士們。正如人們所說的（雖然有那么點怪），我要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皮埃爾·維達爾-納凱
巴黎，198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