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類文明的歷史，總是時刻面臨著來自非文明要素的挑戰(zhàn)。換言之，一部人類文明史也即是一部企圖通過尋求理性或科學能力以應對生活或者說支配環(huán)境之雄心彰顯的歷史。說得直白些，就是如何確認不確定性與確定性之間“我思我在”的命題。就人文的不確定性而言，在當下，她尤其需要作為孿生姊妹并自以為是的科學的理解。本來，沒有人文的不確定性為其張目，科學只能以自身的式微結束自己。
　　由此，我們想到那個人們耳熟能詳?shù)脑~語：“兼容并包”。“崇論閎議，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為萬世規(guī)。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边@句出自《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的話，在今天看來同樣適合我們的《人文》。世道人心，人文關懷，皆無跡可尋，實在有失學術之大體。然則考據(jù)或實證之價值，卻也不全在于校勘輯佚，將饾訂獺祭視為現(xiàn)代學術之根本。畢竟考據(jù)之學，雖始于儒家經(jīng)籍的訓詁，但其目的卻在于明理，只是世風日下，棄宏綱巨目而不顧，尋其枝葉，較其銖兩，在細枝末節(jié)處耗費了無端心神，問其究竟，卻答不出所以然。流弊所及，則是在當今之世，競也有種種為學術而學術的倡導，用功雖深，所學卻窄，見樹不見林，能人而不能出，畢其心力而渺然一得者，既乏高瞻遠矚之雄心，又無總覽并包之氣魄。鑒于此，本刊以人文關懷為中心，治學方法上不求一律，既不菲薄考據(jù)，又不憚乎義理，而倡導考據(jù)和義理并重，所謂自創(chuàng)新解，必當言之有據(jù)而不嘩眾取寵。
　　漢宋之爭久矣，近世以來的中體、西用，科學、人文以及當下的學術、思想之爭無不充盈著學派的張力。我們無意于“前朝”的劍影，更無意于“今世”的鼓角。我們于此倡導博古通今的真學問，培育明體達用的新文風。其間所論學術，必遵軌道，重師法，求系統(tǒng)，務專門，不做無根之談；所發(fā)文章，必講法度，明事理，通文法，求曉暢，切忌言之無物。然則在這熙來攘往的時代，學術為名利所綁，文章為時勢而作，良有以也，所以學風和文風的端正實難刻日而求，但是，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我們既志在于此，就當篤行正道，只求其是，不求其異，發(fā)乎其所不得不發(fā)，言乎其所不得不言也。
　　為此，我們更愿意在“比慢”中“坐”而論道。古人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wǎng)�！贝酥�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