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群人民，聚居在小小一塊地方，統(tǒng)稱之為城或城市。城之周圍有一堵墻，叫作城墻；城外四周有一條溝池，叫作城壕；城之上有樓，叫作城樓，以備瞭望城以外的一切情形。這就可以見得古代筑城的用意原為避免一切危險，保護城內人民的安寧。古代的城只是一種保衛(wèi)的地方，行政長官均留駐在內，所以有京城、省城、府城和縣城的區(qū)別；在擾亂時候，鄉(xiāng)間人民也可以進城避免兵禍。古代的軍器均是非常簡單。所以在亂世時候，一堵城墻大可以保護城內人民的生命財產。不但中國的城有這樣一種作用，就是古代歐洲各處的城也有同樣的用意，倫敦、巴黎在最初的時候也有一堵城墻圍起來的。但在歐洲各國，以后因為工商業(yè)的發(fā)達，人民大都集聚在城中，過城市的生活，城墻范圍以內的地方就漸漸地不夠用了，所以就不得不逐漸推廣到城墻以外的地方。當時又因為各項軍器的進步，一堵城墻就失去其從前的效用，沒有保護的能力，歐洲各城因此就早已把城墻拆去。城的地位也就因之而更變。
市就是買賣雜聚處的地方。凡聚集貨物為買賣的地方均稱為市，例如《易經》上所說的“日中為市”，現(xiàn)在北京城內的夜市、大市、小市等類。在從前的時候，“城”和“市”這兩個字是很有區(qū)別的：古代的“城”是保衛(wèi)的地方，是行政長官留駐之處；“市”只指一切的商場。只因城是一種保衛(wèi)界，其中的人民總是較多于別處，所以一切市場大都在城墻范圍以內。以后又因為商業(yè)的發(fā)達，商場的推廣，從地方推廣到全國，再從全國推廣到全世界，往往全城以內的人民大都以商業(yè)為生，所以有許多省城或縣城，如廣州、天津、上海之類，均已變成極大的商場。因此，城和市原有的區(qū)別此刻早已失去了，我們盡可以把“城”和“市”這兩個字連起來用，作為人群聚居地方的代名詞。
在法律上，各國的城市均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和特別的權利，為其余各鄉(xiāng)區(qū)所沒有。各國城市在法律上的地位極不一致，其定義也完全不同，并且又非常復雜，這種問題我們可以暫不討論。在普通人民的眼光中看起來，城市這名詞又非常寬泛，無論極大的首都，或極小的鄉(xiāng)鎮(zhèn)，均籠統(tǒng)地叫作城市。但從事實上著想，所謂城市也只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這種社會非得有幾種特別的要素，方能和別種社會有所區(qū)別。我們如果把城市的特質細細分析起來，就有三種主要的要素。
（一）地理的。有一塊確定的地方，其中大部分的空地均已造滿房屋。
（二）社會的。有大群的人民，很稠密地居住在這塊范圍很小的地方上。
（三）政治的。有一個地方政治機關，管理該地方上的公共事務。
把這三個要素合并起來，我們就可以下一個城市的定義：“城市是一個人民眾多的社會，占據(jù)一塊確定的、房屋稠密的地方，并有一個有組織的政治機關。”除了各國法律上所規(guī)定的各別的特點之外，這個定義把城市所有的特質完全包括在內了。
城市的重要早已為大家所承認。并且現(xiàn)今的學者又一致承認歐洲的文明是城市的出產品，舉凡一切物質方面的，或思想方面的進步，均發(fā)生于幾個人口稠密的城市，然后再從城市之中傳布于各處。所以在各種社會哲學觀念之中，從亞里士多德直到斯賓塞，城市和國家進化這個問題均占了極重要的地位。各哲學家對于這問題雖有各種各樣的見解，但他們的興趣總一致集中于城市一方面。古代希臘和羅馬人民的生活，完全是一種城市的生活，他們甚而至于覺得在城市的范圍以外，生活是萬不能完備的。當時國家的范圍只是城市的范圍，所以那時候的國家就叫作“城市國家”，兼有國家和城市的兩種特質。那時候的一切生活，只是城市的生活；那時候的文化，也只是城市的文化。到了中世紀的時候，各處的城市卻衰敗了，這是因為日耳曼人民向來靠農業(yè)為生，不慣城市的生活，他們侵入了羅馬以后，就覺得那種不自然的城市生活非常討厭，并把城市看作一切罪惡、一切惡習的中心點，所以極力主張恢復那種簡單的自然生活。在這種狀況之下，希臘羅馬那時候的興盛城市就沒有存在的余地。直到工業(yè)革命時代，經濟的進化和城市的發(fā)達發(fā)生了連帶關系以后，人民對于城市的觀念才有一種根本的改變。到了現(xiàn)代那種進化的哲學觀念發(fā)生后，城市又變成文化的中心點。
這是人民對于城市的觀念的變遷。我們如果從歷史事實一方面著想，我們就可以曉得那人民的集中確是文化進步的最主要原動力。城市的發(fā)達當然也有危險和弊端連帶的發(fā)生出來，但這也是進化中所不能免去的事實。凡文化愈進步，人民的自治力愈不能缺少。有許多民族只因缺少自治能力，所以到了文化進步的時候，只能得到其弊病，而不能得其益處，其結果就使這類的民族不能存立于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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