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教育與中國現(xiàn)代新詩的發(fā)展》：
　　從這兩篇演講來看，俞平伯從親歷實踐的角度婉轉(zhuǎn)批評了初期白話詩過分倚重觀念的問題，強調(diào)解放動機。劉延陵從寫作技巧的角度，強調(diào)的同樣是詩歌不要為主義所困囿。從程度上來看，這兩個人的基本觀念是相似的，區(qū)別在于俞平伯的史觀更接近古典傳統(tǒng)的“情動于中”，劉延陵則側(cè)重法國象征主義與自由詩的理論。這些講授，是帶有對初期白話詩“反省”意味的，并且是以更開闊的視野和世界性的詩歌理念來進行學生的詩歌啟蒙，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湖畔詩人們與初期的白話詩人們的異同，則更為有效。
　　從晨光社時期包括后來湖畔詩社的創(chuàng)作來看，這兩者都為其提供了基本的思路框架，無論是汪靜之“冒犯了別人的指摘”或是潘漠華的“我心底深處，開著一朵罪惡的花”，皆以其極為個人化的特征，抒發(fā)向往“自由”的情感。從浙江一師是人聽到的這兩次演講看，有一些既有的觀點就值得反思了，諸多湖畔派的研究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到湖畔詩人與文學研究會的關系上，認為湖畔派的詩歌秉承的是“為人生”的理想，具有普遍意義的認識是，“詩是‘湖畔’詩人用以認識世界，對抗人生當中的濁惡，評判乃至‘改造’世界的工具和價值依據(jù)�！�湖畔’詩人與文學研究會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文學研究會的文學主張不可能不影響到湖畔社的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走向。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反映到‘湖畔’詩人那里，大概就是通過‘詩’的方式來‘為人生’，將‘詩’當作人生，使‘詩’與人生高度地統(tǒng)一起來”，然而從浙江一師詩人體身處的整體性詩歌藝*的交流空間及其所受的詩歌教育來看，這樣的觀點就是值得商榷的。
　　浙江一師的“二代”新詩人們在這兩次演講中收獲的恰恰是對初期白話詩對人生說理成分過重的批評性建議，俞平伯在演講題目中所用的“教訓”二字，可以看成是具自省意識的表達，而劉延陵引入的西方詩歌修辭技巧背后也滲透著對“新的主義”，也就是胡適等初期白話詩人提倡的詩歌創(chuàng)作理念的批評。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位為晨光社學生帶去的，恰恰是對初期白話詩人的批評性意見和更為新穎的文學創(chuàng)作視角。
　　大體來看，湖畔詩人的創(chuàng)作和文壇活躍的知識人與教師的演講，而與初期白話詩創(chuàng)作就有區(qū)別。就《湖畔》和《蕙的風》出版后收到的評價來看，主要集中方面，與俞平伯和劉延陵強調(diào)的主張如出一轍，周作人說“他們是青年人的詩；許多事物映在他們的眼里，往往結(jié)鮮的印象，我們過了三十歲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覺，在詩里流*出來，這是我所時常注目的一點”；朱自清也強調(diào)了周作人看到的“代際”之間的差異，“這些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還剩這些爛漫的童心；他們住在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來時的薄霧里。他們究竟不曾和現(xiàn)實相肉搏，所以還不至十分頹唐，還能保留著多少清新的意趣”；胡適在《蕙的風》序言中說，“我覺得他的詩在解放一方面比我們做過舊詩的人更的多”，汪靜之的創(chuàng)作“往往有‘我們’自命‘老氣’的人萬想不到的新鮮風味”，胡適還梳理了自由詩的歷史，以說明從初期白話詩向自由詩過渡的過程；可見，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代詩歌實踐者和詩學探索者從校園中覓得了詩歌藝*發(fā)展的可能性，為自己新詩草創(chuàng)階段的“嘗試”得以推進做“代”的區(qū)隔已發(fā)展詩歌藝*、推廣文化觀念。不光如此，詩集的發(fā)表和出版，前輩詩人在其中的推動也居功至偉，從1917年前后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火花乍、新詩的嘗試逐步開始，現(xiàn)到1912年浙江一師為代表的學生詩歌團體做出有推進型發(fā)展的創(chuàng)作，正是新文化運動發(fā)展之中“師”“生”的代際互動。
　　作為老師的劉延陵在為《湖畔》作的序言中說：“詩底真確的定義至今還未曾有。但是他底重要的元素都要不外情緒與美感兩件。從真摯的情緒之中出來的文章都多少著一點詩的性質(zhì)”，這一評論看似稱贊，實際上也是一種期待，這種期待，程度上是了詩歌文體，是對新文學提出的整體性期待。這一校園演講與詩歌實踐，使教育情境與主流知識分子倡導的詩學互相溝通，同時又以差異性的認知，反促詩學新變，在參差與協(xié)進中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詩歌對話系統(tǒng)。這一影響，可以從詩學發(fā)展的脈絡中得以呈現(xiàn)，正因此，新詩的抒情范式和敘述內(nèi)容，都得以拓展。新月派、漢園三詩人、現(xiàn)代詩派等，都是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