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節(jié)研究對象和研究材料
一、 研究對象
本書主要研究近代漢語處置式把字句后文簡稱把字句，如無特殊說明，文中把字句專指表處置意義的把字句。這一重要的語法格式。對把字句的來源、發(fā)展過程、特點等方面進行歷時考察，重點在發(fā)展方面。以往研究把字句，多重在產生方面，而對其發(fā)展的研究，除了在專書語法研究或以單篇論文的形式作描寫外，主要是在論述其產生時為方便分析進行分類，系統(tǒng)的、細致的描寫卻很少。本書將近代漢語把字句分為常式和變式兩個類別進行考察，描述把字句的發(fā)展歷程。對于常式把字句，本書主要從動詞前后成分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賓語的復雜化、與其它句式的結合、否定形式的變化與發(fā)展等方面著手，考察各個方面出現(xiàn)的大致時間以及呈現(xiàn)出的特點，并相應分析把字句功能的發(fā)展變化。同時，對近代漢語把字句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有特點的變式作歷時的考察與共時的分析，追蹤其發(fā)展脈絡及規(guī)律。本書也對當前把字句發(fā)展過程中的幾個相關問題進行了分析，如與將字句的競爭過程及其成因，描述現(xiàn)代漢語方言中的處置式，特別是把字句的發(fā)展特點等。
二、 研究材料
本書選取各個歷史時期有代表性的、比較接近當時口語的作品作為語料，在此封閉范圍內，對近代漢語把字句作窮盡性的考察。自唐至清，本書調查的文獻典籍主要有以下35種，即： 《全唐詩》《初學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大唐西域記》《游仙窟》《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朝北盟會編》《朱子語類》《古尊宿語錄》《五燈會元》《董解元西廂記》《話本選集(宋元)》《大宋宣和遺事》《新編五代史平話》《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關漢卿戲曲集》《西廂記》《元刊雜劇三十種》《話本選集(元明)》《訓世評話》《三遂平妖傳》《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醒世姻緣傳》《金瓶梅》(崇禎本)、《聊齋俚曲集》《儒林外史》《鏡花緣》《兒女英雄傳》《老殘游記》《孽�；ā贰都t樓夢》(前80回)。書中采用的其它典籍行文中會另有說明。

第二節(jié)研究現(xiàn)狀
以往的研究往往將把字句等同于將字句，對其產生過程常常一筆帶過。因此在概括把字句的研究現(xiàn)狀時，需要通過梳理處置式的研究概況才能體現(xiàn)出來。
處置式是漢語中的一種特殊句式，王力在《中國現(xiàn)代語法》中首先提出處置式這一術語處置式的概念，是王力1943年在《中國現(xiàn)代語法》中提出的，有人認為是1944年在《中國語法理論》中提出，并不準確。。此后，漢語處置式，特別是將／把字句，一直是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問題，成果頗豐。但現(xiàn)有研究較少有以專題或專著形式進行系統(tǒng)而細致考察的成果。
目前學術界對漢語處置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對漢語處置式產生問題的討論
關于漢語處置式的產生及來源爭論較多，至今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分歧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以字句是否應該看作是處置式的早期形式對于以字句作為處置式，已有逐步認可的趨勢，明確持反對態(tài)度的學者有張華文(1984)、何亞南(2001)、劉子瑜(2002)等。這還有待進一步的討論。，由此導致對處置式的產生出現(xiàn)不同的觀點。二是處置式是由一個相同的演變過程發(fā)展而來還是各有不同的產生途徑。這兩方面又大致可以分為四種觀點：
1. 處置式的源頭是上古漢語中的以字句。P. A. Bennett(1981)、陳初生(1983)等較早提出這一觀點。P. A. Bennett(1981)一方面認為古代漢語的以字結構是處置式的前身，一方面又認為處置式是通過重新分析而產生的，二者的關系沒有論述清楚，這是其矛盾的地方，蔣紹愚(1994)已經指出過蔣紹愚說：Bennett這篇文章存在一個矛盾： 一方面，他認為古代漢語的以字結構是處置式的前身，一方面，他又認為處置式是通過重新分析而產生的。按照前一個觀點，……，那么，從以字結構發(fā)展為處置式就只是詞匯替換，而并沒有發(fā)生重新分析。按照后一個觀點，如果認為處置式是由把＋賓＋動＋賓這種連動式刪去后面一個賓語，并發(fā)生重新分析而產生的，那么應該說處置式的前身是連動式，而不是以字結構。(見《近代漢語研究概況》第183頁)這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章的矛盾之處。。陳初生(1983)認為金文中的以字結構就是處置式的早期形式，陳初生(1983)指出:而后來的將字句、把字句，只不過是隨著語言的不斷發(fā)展，介詞的替換(當然不是簡單的替換)而已，而并不一定是將字句從將的連動式、把字句從用把的連動式演變而來。陳初生《早期處置式略論》，《中國語文》1983年第3期。這種看法沒法說明介詞把／將的由來，以及為什么把／將字會用于處置句式。因為能發(fā)生詞匯替換的詞語，必須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語法功能，而且已有的分析對替換過程并無明確的論述。
2. 認為處置式的標志詞來源于連動式V1將／把＋賓＋V2中動詞將／把的虛化。此說一直占據(jù)主導地位，可以比較好地解釋處置式標記詞的產生。但這種觀點也有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比如或沒有考察以字結構，如祝敏徹(1957)、王力(1958)、貝羅貝(1989)等；或不認為以字句是早期處置式，如劉子瑜(2002)等。再如將／把在連動句式V1(將／把)＋賓1＋V2＋之(之是對賓1的復指)中，是先有V1(將／把)＋賓1＋V2的共時變化，還是先有介(將／把)＋賓1＋V2＋之的歷時變化，也存在不同的意見。
3. 將處置式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對其來源分別考察。梅祖麟(1990)認為：處置式是一種多元性的句式，本身包括幾小類，而且從歷時的角度來看，產生的方法也是層層積累。梅祖麟《唐宋處置式的來源》，《中國語文》1990年第3期。根據(jù)處置式的結構特點，梅祖麟將處置式分為三類，分別稱為甲乙丙型處置式梅祖麟《唐宋處置式的來源》，《中國語文》1990年第3期。梅先生將處置式分為三類，分別是(甲)雙賓語結構 VB＋O1＋V(＋于／與)＋O2 ，即處置(給)、處置(作)、處置(到)；(乙)動詞前后帶其他成分 VB＋O＋X＋V／V＋Y；(丙)單純動詞居末位 VB＋O＋V。，并認為各類有不同的來源。這一觀點對于形式復雜、變式繁多的漢語處置式來說，具有建設性意義。學界對乙型處置式(即去掉介詞后是一個受事主語句)來源的分析發(fā)難較多，梅祖麟認為該類處置式是在受事主語句前加上介詞將或把。對此，學界主要認為有大量的處置句式去掉將或把后并非是受事主語句，從而提出質疑。筆者認為梅祖麟的這一觀點實際上并不是對處置式來源的解釋，而只是對處置式的一種結構分析，結構分析并不能代替來源的解釋。吳福祥(1996)也根據(jù)處置式的語義特點，將其分為廣義處置式狹義處置式和致使義處置式，這一分法被學界普遍接受，影響較大。但對于其中致使義處置式的來源及其與處置式的關系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闡釋。蔣紹愚(2015)對把字句從處置演變到致使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4. 認為漢語處置式是線性的統(tǒng)一發(fā)展過程。馮春田(2000)認為處置式是從以字結構通過介詞替換和功能擴展發(fā)展而來，各種形式的出現(xiàn)是處置式自身發(fā)展演變的結果，馮春田（2000）說：總之，我們認為，從意義上說，漢語的處置式從處置的給、作、到以至于表示其他的處置，又出現(xiàn)致使義處置，是處置式發(fā)展演變的結果，是同一基本類型的處置句式本身的嬗變。馮春田《近代漢語語法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80頁。但并沒有詳細論述這一嬗變過程。吳福祥(2003)改變了原先認為不同處置式的類型有不同來源的看法，借助于重新分析動詞配價等理論，認為漢語處置式的產生和演變經歷了連動式＞工具式＞廣義處置式＞狹義處置式＞致使義處置式的連續(xù)的發(fā)展過程。對于這種大一統(tǒng)的觀點，筆者以為有兩個前提性的問題必須要先得到證明： 一是充分證明以字句就是處置式的早期形式，二是論證連續(xù)過程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確實存在先后關系；否則，結論很難成立。對于以字句是否是處置式，還存在較大的分歧，沒有足夠的證據(jù)說明以字句就是處置式，明確持反對態(tài)度的學者有張華文(1984)、何亞南(2001)、劉子瑜(2002)等。至于第二個問題，也是前提性因素，因為有些研究表明工具式的出現(xiàn)要晚于處置式，如祝敏徹(1957)、錢學烈(1992)等的研究。再者，現(xiàn)有材料顯示，廣義處置式、狹義處置式大體同時出現(xiàn)，并不存在明顯的時間層次。
對處置式產生的時間也有不同的看法。鑒于對以字句是否為處置式還有分歧，僅就學界認可的將／把字句而言，對其產生時間的看法也不統(tǒng)一。
1. 把字句產生于秦代，這是吉仕梅(2004)的觀點。吉文依據(jù)《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的一例甲把其衣匿臧(藏)乙室認定把字句在秦代產生，學界對此多持否定態(tài)度。
2. 將／把字句產生于魏晉南北朝，這一觀點以潘允中(1982)、孫錫信(1992)為代表。前者在《漢語語法史概要》中認為將／把字初期處置式產生于南北朝，已無疑義。后者在《漢語歷史語法要略》中認為從南北朝時起已可見把用于處置式。兩位學者都舉了以下兩例：
(1) 把粟與雞呼朱朱。(《洛陽伽藍記》)
(2) 彼有怨惡常伺其便，把碎蓽茇著其眼中，令彼人眼轉暗，更閉不得開明。(《不必定入定入印經》)
筆者認為這里的把宜看作動詞，后文有述。
3. 將／把字句產生于唐代，這一觀點以王力(1980)、祝敏徹(1957)為代表。王力在《漢語史稿》中認為:處置式的產生大約在第七世紀到第八世紀之間。到了中、晚唐以后，把字用于處置式的情況更加普遍起來。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2004年，第477頁。
二、 其它處置式標志詞的研究
以往研究最多的是以字句、將字句和把字句，拿字句也有研究，如太田辰夫(1958)、孫錫信(1992)、于紅巖(2001)等。近年來對處置式標志詞的研究多有突破，吳福祥(1996)指出有捉字式，曹廣順、遇笑容(2000)指出中古譯經有取字式，趙長才(2010)也對中古譯經中的取 字式來源問題進行了研究，朱冠明(2002)在中古譯經中發(fā)現(xiàn)持字處置式。這些研究都局限于一定的語料，沒有展開。其他如于字式(張玉金 2004)，與字式、用字式等是否屬于處置式，還有待論證。
三、 處置式發(fā)展問題的研究
對于將／把字句的發(fā)展問題，偶有在語法研究專書中作描述，如吳福祥(1996、2004)、馮春田(2003)、張美蘭(2003)等的著作；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出現(xiàn)的相對多一些，如向熹(1958)、錢學烈(1986、1992)、蔣紹愚(1997、1999)、王森(1995)、張寶勝(1999)等的論文，但多是對某部專書進行描寫歸類，系統(tǒng)論述較少見到。張美蘭(2001)曾對幾種句式作過研究，論述相對較全面。處置式發(fā)展方面還有很多問題可以考慮，比如動詞的前后成分，賓語的復雜化，與動補式、被動式的結合，否定形式的變化，等等，對這些問題可系統(tǒng)考察，進行規(guī)律總結。
對于近代漢語把字句在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變式，目前僅見一些零星的論述。袁賓(1992)、馮春田(2000)、刁晏斌(2001)等曾提及把作(做)把當?shù)刃问綉�該是把字句的省略形式，但未作詳細論述。張誼生(2005)分析了把個句的一些特點，但對其來源和演變過程未作說明。唐鈺明師(1988)對被＋將／把的使用情況作了分析，概括了兩者的結合脈絡，但未涉及其他類型的共現(xiàn)形式。王文暉(2001)、蔣平(2003)、張俊閣(2013)等對我＋把＋你＋NP句式作了描述和分析，但現(xiàn)有論述爭議較大，大致有三種意見： 一是看作為把字句的省略式，王力(1943)就認為這類句式是省略了謂語；二是并非為把字句的省略，而是一種特殊的把字句；三是認為其中的把是動詞，是一種行事句。在三種意見中，將其看作是一種特殊把字句的觀點比較符合漢語的實際，但需要進一步分析論證。王彥杰(2001)、李煒(2004)等對把……給VP中給的性質及句式意義作了探討，認為其中的給是起加強處置意義的助詞，這一觀點概括了該類把字句的意義，但沒有關注把字句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其它類型的加強式，未作歷時演變分析。曾海清(2011)曾對近代漢語中把與的成詞過程作過論述。王小穹、危艷麗(2012)對把來中來的詞性作過分析，但文章認為把來已經詞匯化，這與我們的調查結果并不一致。另外，現(xiàn)有研究并沒有將變式把字句放到把字句發(fā)展過程的大背景下進行討論，對其來源未作深入探討�？傮w來看，對于近代漢語變式把字句，學界尚未形成成熟的專題研究。
四、 現(xiàn)代漢語把字句研究現(xiàn)狀
現(xiàn)代漢語處置式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主要是研究把字句的特點及限制條件，如呂叔湘(1948)、王還(1957、1985)、胡附、文煉(1955)、梁東漢(1958)、詹開第(1983)、邵敬敏(1987)、宋玉柱(1979、1981)等，或研究把字句的句式含義，或尋求句式各成分的限制條件。特別是20世紀80年末代以來，對把字句的研究更加深化，利用新的理論方法，從句法、語義、語用層面多角度探索，出現(xiàn)了一大批成果，如范曉(1998)、薛鳳生(1987)、崔希亮(1995)、張旺熹(1991、2001)等。在研究把字句的歷史時可借鑒這些成果。
現(xiàn)代漢語方言中的處置式研究多在一些方言調查報告和方言語法研究的著作中提及，主要的著作如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2001)、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1995)、何耿鏞《客家方言語法研究》(1993)、林倫倫《澄海方言研究》(1996)、曾毓美《湘潭方言語法研究》(2001)、劉綸鑫《江西客家方言概論》(2001)、甘甲才《中山客家話研究》(2003)、林寒生《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2002)等。各方言點有關處置式的文章如何洪峰、程明安(1996)，施其生(1996)，麥耘(2003)，王健(2004)，朱冠明(2005)，伍巍、蔣尊國(2005)，左林霞(2001)，孫立新(2003)，辛永芬(2011)，李藍、曹茜蕾(2013)等，這些成果均是我們研究的基礎。

第三節(jié)研究意義、方法及內容
一、 研究意義
把字句是漢語重要的語法格式，在近代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中廣泛使用，它極大豐富了漢語的表現(xiàn)形式。王力在《漢語史稿》中說：處置式是漢語語法走向完善的標志之一�！锻趿ξ募�》第九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47頁。對漢語把字句進行研究，有助于我們在積極總結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系統(tǒng)地描述其發(fā)展的軌跡，并揭示其發(fā)展的內部規(guī)律，以便為語法史的研究提供參考信息。
把字句在現(xiàn)代漢語及方言中極具特色，用法多樣。通過詳細考察其在漢語史上的發(fā)展過程，分析描述句式的變化與發(fā)展，比如句式成分的發(fā)展、各種變式的產生發(fā)展或消亡、與漢語其它句式的結合過程及特點等，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現(xiàn)代漢語把字句特點的形成過程，總結現(xiàn)代漢語把字句的特點，明晰句式的使用條件，為現(xiàn)代漢語和方言處置式的深入研究提供一點參考。同時對于漢語把字句的教學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 研究方法
本書的研究借鑒漢語專題研究的傳統(tǒng)方法，并適當采用當下語言學的理論。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 (一) 描寫與解釋相結合
漢語語法史的研究必須把描寫與解釋結合起來，在充分描寫的基礎上歸納材料所體現(xiàn)的特點與規(guī)律，并揭示這些特點和規(guī)律的內在機制。本書以翔實的語料為依據(jù)，對把字句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作了較為全面的描寫，并對把字句的歷史來源及發(fā)展過程中的一些重要語法現(xiàn)象作出了解釋。(二) 歷時與共時相結合
以把字句的發(fā)展歷程及特點為依據(jù)，劃分為幾個重要的時期，詳細呈現(xiàn)把字句在各個階段的發(fā)展面貌。對各個時期的把字句作歷時比較，考察前后時期的發(fā)展變化，并把近代漢語中的把字句與現(xiàn)代漢語中的把字句進行對比研究。在各個歷時時期，對不同材料中的把字句作共時的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和揭示有價值的語法現(xiàn)象和特點，以使歷時考察的基礎更為牢固。

(三) 定量與定性相結合
本書注重對近代漢語把字句作定量考察，采用頻率、頻度等形式進行量化分析。唐鈺明師(1991)指出：我們若能在頻率、頻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展現(xiàn)某種歷時現(xiàn)象的頻度鏈，那么對揭示這種現(xiàn)象的發(fā)生、發(fā)展和消亡的歷史層次就有重大意義。唐鈺明《定量方法與古文字資料的詞匯語法研究》，《海南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本書力求貫徹這一方法，通過量的考察、頻率的分析展現(xiàn)近代漢語把字句的發(fā)展歷程。并在調查統(tǒng)計的基礎上對所得出的數(shù)據(jù)進行定性分析，揭示量的背后所包含的紛繁復雜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及特征。

(四) 借助方言研究成果考察相關問題
把漢語史研究與現(xiàn)代漢語方言研究結合起來，是近年來大力提倡的研究趨向。蔣紹愚(2005)指出：漢語史研究依據(jù)的是死的歷史資料，現(xiàn)代漢語方言是活的語言資料，漢語歷史演變中出現(xiàn)的一些語言現(xiàn)象，往往在現(xiàn)代漢語方言中依然保留，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可以互相補充。同時，現(xiàn)代漢語方言中的一些語言現(xiàn)象，是在歷史文獻中和普通話中看不到的，這對漢語史的研究也有啟發(fā)。蔣紹愚《關于漢語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漢語史學報》2005年第五輯。筆者在考察近代漢語把字句的有關問題時，時常借助漢語方言的相關材料進行論證，如把字句把＋O＋V＋之的產生，因漢語歷史上有用之復指受事的例句，現(xiàn)代漢語方言，如廣州話、中山客家話、閩語如海南屯昌話等，都有用代詞復指受事的處置式，兩者在意義、結構上一致，說明將把＋O＋V＋之分析為處置式的合理性。另外如把＋NP句式、把字句否定后置、把字句的加強式等問題都將借助方言材料進行說明。

(五) 運用語法化、變換等理論方法研究有關問題
如利用語法化理論解釋把字句的產生過程；借助變換理論、焦點理論、語用法的語法化等對近代漢語把字句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現(xiàn)象作出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