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唐茹經(jīng)先生言：編書之法，不外兩端，曰編年，曰分類。唐先生《紫陽學術(shù)發(fā)微自序》，見本書。乃式遵雅誨焉。大道未彰，仁義陵替，非一日也。先生仁義賢聖，文以明道，覺世牖民，懷抱慈願，立達推恩，無非救世愛人。先生之文，遺落亦非一日矣。茍世道人心日非，則淪失相噬無日矣。今天下望治，生民其蘇，而德義既在，未遺斯世；徑路雖紛歧日甚，然人道不息，皆足以起衰救弊，根治病源。此先生之文，所以經(jīng)天地而緯日月，貫道德而明人倫，則大同之願，實非惘然。以故類編先生文章，編年分類而附加釋注，顔曰唐文治文集，所以繼絶學而正民心，彰聖心以開太平，道以文存，洪致皇極。是編之輯也，豈徒俎豆聖賢者哉！

唐先生(一八六五～一九五四)，諱文治，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jīng)，江蘇太倉籍。清光緒十八年壬辰進士，累官至商部署理尚書，於國是商政，多所獻替。復(fù)曾周歷歐美日諸邦，考稽治政得失，提倡商務(wù)、實業(yè)、教育，以挽救國運於危難之際。嗣丁憂，服闋膺上海高等實業(yè)學堂監(jiān)督；民國肇建，改稱南洋大學堂，旋稱交通部工業(yè)專門學校、國立交通大學，主持校政十三年。至民國九年庚申，主持無錫國學專修館，後名無錫國學專門學院、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皆親主講席，無論授徒與撰述，皆貫以正人心，救民命之淑世主張，義無反顧。所造濟濟端士，皆日後中國人文學科之翹楚。

先生著作等身，其學術(shù)，一言以蔽之，曰讀經(jīng)救國，本性理學爲體，經(jīng)學爲用，文章則通鑰其間，三者同源共貫；於本心良知，一意經(jīng)世淑民，於人心與文化之根本，開啓更生之內(nèi)在動力；本推恩之王道，以成就聖人之極功，大同是盼。而且身處苦難深重之亂離之世，其苦難學術(shù)，愛國愛民之切，自不囿門戶，而博采貫通，既匯攝傳統(tǒng)精粹而雄視百代，復(fù)周鑑西法而知通方，以重現(xiàn)中華文化之莊嚴與活力。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其自任之重，形之於道統(tǒng)之自覺、繼承與開拓，其關(guān)懷民瘼之深摯，高瞻遠矚之卓識，所謂等百世之後者，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先生體證之矣。一代純?nèi)�，接跡聖賢。時至今日，國魂之重鑄，猶待先生著述之重光，意義至重。

然先生論著傳世者甚富，而流布於不靖之時，未暇親訂全文，復(fù)多有披離，後人觀省研讀，頗爲不易。茍力所能及，則蒐集整理，刻不容緩，否則時日流逝，更添來日文獻散佚之憂嘆。是以整理先生遺篇，先之以文集編年校釋，繼之以經(jīng)學、性理學、文章學等凡四種，完整呈現(xiàn)先生七十年治學之神髓。其不取影印原書之方便途徑，而寧肯耗用大量精力與時間以整理編次者，以原刻形態(tài)紛異之故，若以原版編影，其亥虎乖舛，徒添後來者之畏難與誤解。且各單品多有影印行世，則不煩疊瓦也。

先行整理文集者，蓋唐先生文章寄存一生心事，爲理解先生學術(shù)精神之基礎(chǔ)依據(jù)；其文集亦包羅先生思想、學術(shù)、文章、家庭、師友之全體，乃研究先生學行所必備者，更爲研究晚清、民國至開國時期之歷史、思想、學術(shù)、政治、社會、文教等領(lǐng)域提供極重要之一手資料。惟《茹經(jīng)堂文集》內(nèi)容經(jīng)歷七十多年不同時期之流播，情況複雜。故先攻難，順流以下，則董理易爲功也。否則零碎散亂，漫無體統(tǒng)，甚者歪曲割裂，反大可哀。況先生極珍惜文字撰作，明言余自十五六歲有知識以來，所作文字悉數(shù)存之見先生《高氏中學成績録序》(一九四一)文。，而早歲就學南菁書院，已有編集之舉《茹經(jīng)先生自訂年譜》丁亥(一八八七)二十三歲條載：春，仍赴南菁書院肄業(yè)。(中略)是年，讀書心較靜細，始編録《茹經(jīng)堂文集》。。至於先生經(jīng)學、性理學、文章學專著之處理，則因文集而提供更可靠之綫索。則文集之整理，於董理先生學術(shù)論著之全體，實屬當務(wù)之急。本集以先生《茹經(jīng)堂文集》《茹經(jīng)堂奏議》《蓄艾編》《人格》《政治學大義》《國鑑》《軍箴》《國箴》《越句踐志》《演講録》《茹經(jīng)先生勸善小説》《英軺日記》《茹經(jīng)先生自訂年譜》等十三種爲主，輔以散見報刊雜誌之單篇，先生在世梓行傳世者，皆爲蒐録，爲之編年分類，校訂釋文，注明出處，俾可展卷按驗。綜核字數(shù)，已逾二百萬，大體已在，然滄海遺珠，補輯求全，亦在日程。但先理其大體，光揚先生論學議政、誨人陳情之要旨，殊屬關(guān)鍵。至於其日記、書信手稿之未刊於當時者唐先生部分日記、書信、未刊文稿之見録於王桐蓀、劉露茜合編《唐文治教育文選》(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及王桐蓀、胡邦彥、馮俊森等選注《唐文治文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並虞萬里、許超傑整理之《唐文治致曹元弼書札編年校録》，載虞萬里主編《經(jīng)學文獻研究集刊》第十三輯(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等。，雖或見零碎輯録，若非先生當日所欲公諸世者，則待往後搜輯爲補編。求端訊末，考而核之，編次先生遺文，必先整理見存者也。

先生精擅文章之學，其《茹經(jīng)堂文集》一、二編與《茹經(jīng)堂奏疏》皆手訂，其中體類編次，皆精心佈置與安排，非率爾爲之。蓋文章之學，分體乃一大關(guān)鍵。惟原《茹經(jīng)堂文集》六編，刊刻於不同時期，內(nèi)容隨閲歷與時變而各有偏重。如第一編家乘，爲其他五編所無；六編體類各有分合。今就其已存之體類，稍加整齊。各類之中，統(tǒng)以年代爲序。獨於家乘，則遵先生遺意，以尊卑爲次，並補入一編刊成之後過世家人之墓誌。分類與編年，乃此全新本文集之要項。至於校文，因先生《茹經(jīng)堂文集》所有六編，皆惟一刊本流傳，未有重刊或別本。臺北文海出版社於一九七〇年據(jù)以影印《茹經(jīng)堂文集》《茹經(jīng)堂奏疏》《英軺日記》《自訂年譜》，遂行於世；《民國叢書》所影印收録者，亦同是本，未有歧異也。惟臺北影印本因時忌而掩蔽部分內(nèi)容，《民國叢書》本則有嚴重之缺漏，究屬遺憾。凡此於整理之際，皆隨文注明，並根據(jù)原刻本補足。凡引文，皆一一核對原典，注明出處。至於注釋，則採《自訂年譜》互證，或采先生《國文經(jīng)緯貫通大義》之自評供參考，盡量以唐先生文字自證，避免歪曲失實；所涉及之人物與艱深文字，亦加注解。繼絶存亡，雖規(guī)規(guī)然求察索辨，微細不辭者，蓋不以小害大，全其本末，實事求是，總以保存先生文章大體爲宗旨。至於全書體統(tǒng)，詳列於凡例也。

唐先生著作之全面整理，自二〇〇一年始。陳國明博士於香港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搜集文獻；歐陽艷華博士往來中國臺灣、韓國之圖書館與書肆，補充增訂，輸入審校；何潔瑩博士復(fù)蒐輯精校。皆道義自任，不辭勞苦，但盡學術(shù)承傳之責，思之可感。逮二〇〇八年，時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編輯室主任之童力軍先生，有整理先生《十三經(jīng)讀本》之邀，高義隆情，遂萌梓行其全集之意，故重加整理，以期先生之所有著述得以面世。學緣所及，二〇一四年中復(fù)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編輯室常德榮先生之鼎力襄助，提供大量先生遺文之專業(yè)信息，爲先生遺文之整理提上日程，不辭勞苦，品德之純，精誠可嘉；見地之正，深可感佩。出版遂可得而確定焉。遂誠邀精粹學子，參與董理。張濤博士乃於上海從事《茹經(jīng)堂奏議》《英軺日記》之初役，吳昊於北京幫助校理，黃生耀岷、張生婉穎等襄助，寒暑無間，皆真誠付出，不計利害，於當今急功近利之世，實屬鳳毛麟角，由衷銘感也。以此深信中國文化之必光大於新一代者，斷無疑也。國光則反覆總校，往往日旰忘食，夜則伏案至辰星啓旦，檢閲蓃討之艱難，有非文字所能宣其萬一者。惟綆短汲深，諸不當處，皆國光譾陋檮昧所致。惟竊念得爲先生擁篲清道，意亦天之厚賚也，敢不勉耶！

篇端須揭者，乃上海古籍出版社高社長克勤先生，精誠純粹，支持無間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雲(yún)副總編，善良有才，多方襄助，至於盡善，是皆學術(shù)之純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編輯室及相關(guān)部門之同仁推薦本書申請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及上海文化發(fā)展基金會圖書出版資助，並成功獲批。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與經(jīng)學研究院院長彭林教授、臺灣大學前文學院院長葉國良教授，爲唐先生遺集之董理面世，俱在百忙之際，提供極重要支持，古道熱腸，百拜感激。臺灣中研院林慶彰教授、蔣秋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李啓文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梁秉賦博士、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吳飛教授，皆純粹儒者，關(guān)懷指正，誠懇無隔；足徵學術(shù)道義，無分畛域，俱懷美善之願而比肩奮進焉。

先師蘇文擢教授，無錫國專畢業(yè)者也，歸道山二十載矣！國光之所以得聞唐先生學術(shù)，乃因文擢師之誨諭。本集之得以梓行，茹經(jīng)先生汲汲於正人心，救民命之慈願，得以煥發(fā)於今時，信乎乃集諸善緣之碩果。文運興伏，皆在善念之際，幾微之間。先生一生以國文倡，因文明道，是編之成，體統(tǒng)有在，先哲猷誥，得以餉世而垂諸後，是天之未喪斯文，華夏學術(shù)義命，自必發(fā)揚光大。聖道大明，人道恢張，於是基之。心哉美矣！文集云乎哉！俎豆云乎哉！

鄧國光 學 丁酉春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