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文化之花盛開在都柳江畔
羅春寒 水族是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不僅有自己的語言，而且還有一種古老文字——“水書”，它是我國南方僅有的幾個擁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數(shù)民族之一。水族全國總人口約40萬人，主要聚居在貴州省南部的三都水族自治縣（以下簡稱三都縣或三都）及周邊的荔波縣、獨山縣、榕江縣、丹寨縣以及都勻市等，廣西和云南也有少量分布。
公元2000年以來，有關水族的研究，特別是水書的研究儼然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學術新寵。在水族聚居的貴州省三都縣和荔波縣更是掀起水書搶救與保護的熱潮，短短幾年間，兩個縣從民間征集到水書手抄本多達數(shù)萬冊，有數(shù)十本水書被國務院列為“珍貴古籍名錄�！辟F州民族大學、黔南民族師范學院等高校有近10個水書研究項目被列為國家社科規(guī)劃課題。學術界公開出版、發(fā)表有關水族、水書研究或水書譯注的專著二十余部、論文百余篇，其中還有一些是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可謂史無前例，蔚為壯觀。從研究方向看，通過研究水書起源來重構水族歷史最為引人注目，由此引起的學術爭論也倍受關注。
傳統(tǒng)學術觀點認為，水族是南方土著，是百越族群支系駱越的一支，與壯侗語族其他民族同源。大約在秦漢之際，水族先民就已繁衍生息的在貴州南部與廣西接壤的地帶。到唐代，水族已從駱越母體脫胎而出發(fā)展成為一個單一的民族。近年來，隨著水書研究深入進行，一些水族學者大膽提出水族起源于中原河南睢水流域的論斷，認為水族先民原是殷商王朝掌握文字的“祭師”，殷商滅亡后，這一掌握文字的族群走上漫漫遷徙逃亡之路，先是過黃河、跨長江來到嶺南，與當?shù)匕僭阶迦喝诤�，后為逃避秦始皇大軍征討才向西北遷徙到現(xiàn)今居住地。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引起學術上的廣泛爭議。筆者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非水族學者往往主張第一種觀點；而水族學者則大多支持后一觀點。孰是孰非，恐一時難以定論。
更有趣的是，最先提出水族系殷商后裔觀點是漢族學者而非水族學者。上世紀40年代，因為抗戰(zhàn)爆發(fā)，隨上海大夏大學等高校西遷到貴州的著名學者吳澤霖、張為綱、岑家梧、陳國均等有機會深入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做田野調查，他們在水族地區(qū)意外發(fā)現(xiàn)深藏民間的神秘水書。岑家悟在《水書與水家來源》一文中首次向世人透露了水書不僅有所謂的“白書”，即常見普通水書，而且還有一種專門用來攻擊他人或防止他人攻擊自己的“黑書”，不過因“黑書所見不多，且鬼師不輕易示人”而未能深入研究。他認為從水書構造形式和內容看，水書與商代甲骨文有密切的聯(lián)系。他的結論是：“水書字跡與刀刻的甲骨文及金文有頗多類似，至少水書與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間當有若干姻緣關系；水書為一種巫術用書，水書的制造的時代極為古遠；水書制造的地點初在西北一帶；水書由北方次第傳入江西；水書初傳入江西水家后，水家由江西遷入黔省，乃攜之俱來；水書是一種被壓迫民族的文字�！睆垶榫V在《水家來源試探》也認為水書與甲骨文有關聯(lián)。他說“今日之水書，已失卻文字的功用，轉而為咒術之工具。然細考其字形，竟有與武丁時期之甲骨文字極為近似者。”且在尚鬼方面與殷商文化也有共同之處，“今日水家之所以‘鬼名’繁多，所以尊崇巫師，所以有為咒術用之‘反書’，皆可為殷代文化遺留之鐵證。”他得出結論：“今之水家，蓋即殷之遺民無疑”。
幾十年后，一些水族學者秉承老一輩學者觀點，并加以補充論證，以此重構水族起源史。其理由主要是：水族自稱“sui3”（音譯“睢”），根據(jù)古人有以祖居地名自命族名的習慣推斷，水族最早應起源于殷商時代的河南睢縣、睢水流域。在民間信仰方面，水族民間盛行尚鬼習俗，且有關鬼的名稱多達數(shù)百個，與殷人尚鬼的占卜文化相吻合。此外，水語中保留不少古漢語詞匯，也說明歷史上水族與漢文化交流密切。因而得出水族非南方土著，而是“遠古走來的貴族”的結論。
對此，一些非水族學者不以為然。中國社科院民研所梁敏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再次重申水族是南方古老民族的觀點，他指出水族學者認為水族起源于中原睢水流域觀點是主觀臆斷，牽強附會，沒有依據(jù)。他進一步指出，水語中保留的古漢語是借用古漢語的結果，因為這些借詞中恰恰沒有發(fā)現(xiàn)能夠反映水族起源信息的基本詞匯。中山大學張振江通過實地調查，在水族學者姚福祥研究基礎上，寫成《水書與水族地方社會》一書，通過對水書《陸道根原》每個條目的詳細釋讀，并運用語言學、歷史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斷定水書起源時代晚至明清之際，甚至是清中期。黔南師范學院梁光華等人則從鮮見明代水書實物的角度論證水書起源不會早于唐代。
時至今日，這場學術爭論似乎已歸于沉寂，盡管結果莫衷一是，誰也說服不了誰，但理性看，學術爭鳴是件好事，畢竟百花齊放要比一家之言更能讓人視野開闊，豐富知識�？梢哉f，最近十余年來水族或水書研究的成果已向世人展示這樣一幅圖景，即有關水族或水書起源的研究還有很廣闊的討論空間。其實，這場學術爭議的出現(xiàn)也不是偶然，因為我們祖先能夠留下來的有關水族族源史料信息實在太少，考古資料更是空白，明清史籍雖有記載，要么片言只語，要么語焉不詳，口碑傳說的東西又不足信，這種情況下，要想把水族的族源徹底說得清道得明，也絕非易事。
說到這，我們還是要再費點口舌說一下水書。或許有讀者會問，水族既然有自己古老的文字，為什么不用水書來記載水族自己的歷史呢？原因很簡單，水書字數(shù)太少，區(qū)區(qū)數(shù)百字的水書（不含異體字）無法組成能夠滿足人們日常信息交流需要的所有完整句子，所以即便全部認識水書的幾百個單字，如果沒有水書先生講解，一般人是無法了解水書其中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水書也還不是完整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事實也是如此，今天的專家學者在現(xiàn)存的數(shù)萬卷水書文獻中，沒有發(fā)現(xiàn)也不可能發(fā)現(xiàn)有專題記載水族歷史發(fā)展過程的相關內容。
不可否認的是，水族文化有其獨特之處，特別是水書更獨具特色。水族周邊不乏壯族、侗族、布依族、瑤族等人口較多的民族，為什么僅有水族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字，且有相當深厚的民間基礎，確實令人費解。不僅如此，水語中為什么保留有大量古漢語借詞？也值得深思，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歷史上水族與漢族曾有過密切而長久接觸，使文化的互相學習互相交融成為可能。但從已有的漢文獻看，漢族對水族了解又是很晚近的事。歷史學者證實，漢文獻確切記載水族的當屬明末清初廣東南海人曠露所著的《赤雅》一書。這本被譽為明代《山海經》的風物志書，明確記載“水亦僚類”，意為水族人屬南方“僚”支系。至于唐宋時期的史籍關于“水曲”、“東謝蠻”、“南蠻”、“撫水州”等的記載，是否與今天的水族有直接關聯(lián)，至今仍存大巨大爭議，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水族簡史》中列舉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重修月潭寺公館記》一文提及水族，經筆者實地考證，純屬誤讀。實際上，王守仁文中所提的系木老人，而非水族。從古至今，黔東南黃平、施秉、鎮(zhèn)遠等地從未有水族先民居住過。錯誤的產生系將“木”字誤認做“水”字所致。漢文獻關于水族的記載，大多數(shù)還是出現(xiàn)在清雍正“改土歸流”之后，當時稱水族為“水家苗”、“水家”或“仲家”等。清中后期繪制的《百苗圖》、《黔苗圖說》等文獻均單列有“水家苗”圖錄，并明確記載“水家苗在荔波縣”。
至于水書也是長期“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直至清咸豐年間的1860年，被譽為“西南巨儒”的莫有芝在其《紅崖古刻歌》及其注釋中才首次向世人透露水族地區(qū)有水書存在，距今也不過一個半世紀。無獨有偶，水族地區(qū)曾流行一種造型獨特的石棺墓葬形式，在今天的三都、荔波、獨山、榕江、都勻等縣市均有發(fā)現(xiàn)，僅荔波縣水浦村就發(fā)現(xiàn)水族古墓300余座。據(jù)貴州省考古研究所宋先世等實地調查發(fā)掘，這些墓葬絕大多數(shù)也是清中后期的東西，清以前水族墓葬絕少發(fā)現(xiàn)。由此可以推斷，水族與漢族間的大規(guī)模的文化交流接觸應當發(fā)生在“改土歸流”之后，至今還不到300年。換言之，清代以前的水族地區(qū)很大程度仍屬所謂“化外之地”，水族社會還處在相對封閉的狀態(tài)，外部社會對其知之甚少。到民國時代，在地方編修的方志中，如《三合縣志略》等開始出現(xiàn)關于水族的民族志記載�？箲�(zhàn)時期，前文所述的吳澤霖等學者那幾篇關于水族或水書研究的論文發(fā)表后，水族及水書的神秘面紗才慢慢被揭開。
按照筆者的理解，水書的形成受漢文化直接影響是肯定的，但其中也融入了水族文化成分。至于其產生年代，應當是在水族形成之后，也即先有民族，后有文字，而非先有文字，后有民族；如果說水書歷史早于殷商時期的甲骨文顯然與史實相背，不合邏輯。至于水書形成具體時代，應當是形成于明代。因為這個時期的貴州，交通樞紐，戰(zhàn)略要沖之地遍設衛(wèi)所，借助軍屯、商屯，民屯，漢文化得到傳播，水書很可能就是這個時候形成的。到了清初水書得到進一步發(fā)展，清中后期至民國時代是水書最繁榮時期，這個時期發(fā)現(xiàn)的水書實物也最多，20世紀中葉后水書慢慢走向衰落。
總之，由于缺少確鑿可信的文獻史料及考古資料，使得水族學者與非水族學者間在論證水族族源及水書起源問題上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各執(zhí)一辭，互不相容的尷尬局面。但在筆者看來，水族傳統(tǒng)文化如何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傳承，使之在當今迅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中能夠延續(xù)、生存下去，恐怕這才是我們應引起高度重視的首要問題。
2006年國務院批準公布全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水族的端節(jié)、馬尾繡和水書這3項文化遺產榜上有名。此后，各級地方政府開始高度重視非遺的保護工作，水族也不例外，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從目前情況看，在水族3項國家級非遺產目錄中，水書的保護與傳承存在問題最多，保護現(xiàn)狀最令人擔憂。有學者甚至悲觀認為，長此以往，再過幾十年，水書將變成“死書”。由此可見水書保護傳承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巨大挑戰(zhàn)。
就水書保護現(xiàn)狀而言，地方政府存在兩大操作上的誤區(qū)，應引起足夠重視。一個誤區(qū)是簡單把征集水書入藏檔案館、博物館視為保護水書的必要手段，認為只要把所有的水書收集起來保管好就是對水書最好的保護。殊不知，這是一種弄巧成拙、越俎代庖做法，后果很嚴重。水書被人為搬離水族村寨，人為割裂了水書與水族社會之間天然的聯(lián)系，可以想見，離開水書先生，離開生存所必需的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水書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加速消亡不可避免。按照民族學功能學派的理論觀點解釋，水書具有指導人們趨利避害、逢兇化吉的功能，這正是水族傳統(tǒng)社會最需要的東西，有需要就會有存在，歷史上，水書能夠長期存在于水族民間社會，也正是這個道理。第二個誤區(qū)是為發(fā)展地方經濟和宣傳水書，不少地方生編硬造許多具有“現(xiàn)代”氣息的新水族文字，誤導世人，篡改傳統(tǒng)水書本來的面目，也不利于水書傳承發(fā)展�，F(xiàn)在人們來到水族地區(qū)，用水書書寫的各種牌匾、標語、對聯(lián)隨處可見。不少地方黨委、政府單位甚至商家店鋪的銘牌在漢字旁邊增加了新造的水族文字，水書似乎成為一種自我造字功能完備的文字系統(tǒng)。稍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僅有幾百個單字的水書里是不可能具有“人民政府”、“委員會”、“熱烈歡迎”、“開工儀式”這樣的文字存在的。
除水書之外，水族還有其他與眾不同的民族文化，頗耐人尋味。首先是水族的節(jié)日文化，水族有“端節(jié)”和“卯節(jié)”兩大節(jié)日文化系統(tǒng)。水族內部有過端節(jié)群體的不過卯節(jié)，過卯節(jié)群體的不過端節(jié)的說法，形成獨特的“端節(jié)文化圈”和“卯節(jié)文化圈”。盡管這兩個節(jié)日均被視為水族“年節(jié)”，但時間不同、目的不同、形式也迥異。相形之下，端節(jié)群體分布區(qū)域范圍更寬更廣，水族地區(qū)素有“端十六”說法，意指過端節(jié)的族群多，有賽馬的“端坡”也很多。以今天的行政區(qū)域看，過端節(jié)的水族分布在都勻、三都、獨山、荔波、榕江、丹寨等縣市，幾乎覆蓋所有水族分布地。相形之下，過卯節(jié)的群體僅局限于三都、荔波、榕江、從江四縣相毗鄰環(huán)月亮山區(qū)的部分水族。一個民族內部存在兩大年節(jié)性節(jié)日，互不兼容，也互不排斥，和諧共生，當是民族內部多元文化共存和認同的典范。其次是不同地區(qū)水族的民族認同具有高度統(tǒng)一性。由于歷史和地理原因，以及各民族間文化互相交流影響，不同地區(qū)水族婦女服飾有不同特點，甚至可以說差異較大。三都縣三洞、中和、水龍一帶的水族婦女服飾，頭帕以白色為主，上衣顏色以藍色最常見，褲腳有花邊裝飾。荔波、三都九阡一帶則是黑色為主色調，頭帕、衣褲均為黑色；榕江、雷山、三都都江一帶水族，以黑白相間方格頭帕裝飾，上衣以藍色、墨綠色為主，但較三都、荔波稍短；從江擺亥水族婦女服飾，雖以黑白方格頭帕包頭，但其下身著百褶裙、包綁腿、腰前拴圍腰，腰間兩側懸吊銀質腰墜至膝的裝飾，可謂獨樹一幟。至于都勻和丹寨的水族婦女服飾，因為分別受布依族和苗族的影響，其裝束已分別與當?shù)氐牟家雷寤蛎缱宕笸�小異，水族服飾元素已基本消失。但這種情況絲毫沒有影響到不同地區(qū)水族之間的認同。
水族內部認同為什么高度統(tǒng)一？主要原因無外乎有兩個，一是語言內部一致很大；二是全民信仰水書。語言學家研究表明，水語內部一致性較大，僅有土語區(qū)別，沒有方言差異，不同地區(qū)水族均可使用水語溝通交流，這對于維系民族認同至關重要。眾所周知，語言是民族認同和民族識別最重要因素之一。千百年來，水族生息繁衍在現(xiàn)今居住地，在民族內部從未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矛盾沖突，“端節(jié)文化圈”與“卯節(jié)文化圈”互相認同，這與水族語言內部高度一致有莫大關系。水族歷經千百年，在民族交流接觸中盡管或多或少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響，特別是漢文化的影響，但內部認同高度一致，除有語言一致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不容忽視，即水書這一精神支柱的作用不容忽視。調查發(fā)現(xiàn)，水族社會至今對水書的虔誠迷信程度令人驚奇。時至今日，水族成員還普遍相信，日常生活中發(fā)生的各種不吉利事象均是“惡鬼”作祟使然，要逢兇化吉，或避害趨利，非通過相關水書詞條禳解不可。特別婚喪嫁娶、建房造屋等重大民事活動選擇良辰吉日，沒有事先通過水書先生測算是不可想象的事。在很多邊遠的水族村寨，水書至今深藏民間，如前所述，三都、荔波兩縣能夠在短短幾年間，順利征集到成書于清中后期至民國年間的水書數(shù)萬冊，算是一件可觀文化搶救工程。其數(shù)量按1949年全國水族人口不足14萬人計算，幾乎每10個水族人中就有4本水書，這其中還未把文革時期被銷毀的水書計算在內，由此不難想象水書在水族民間收藏量有多豐富。在今天的丹寨縣，有的水族村寨因為受苗族文化影響，不僅改著苗裝，甚至語言也轉用當?shù)孛缯Z，但在民族認同上，他們仍自稱水族，并對水書深信不疑，把水書視為自己區(qū)別于苗族的民族標簽。在他們看來，本民放的服飾和語言可以放棄，但民族認同的精神支柱水書信仰卻不能放棄。
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文化異彩紛呈，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原因，漢族由于人口眾多，經濟發(fā)達，使得漢族的文化一直占據(jù)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位置，被視為所謂的“正統(tǒng)文化”。在“文化中心主義”觀點的影響下，歷史上的漢族也往往把其他少數(shù)民族文化視為“異文化”加以歧視，很多少數(shù)民族族名都有“犭”旁以示區(qū)別于漢族，由此造成相互間的隔閡和誤解，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不應有的污點。新中國成立后，在“文化相對主義”觀點影響下，各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觀念深入民心�；ハ嘧鹬�，團結友愛，成為共識，民族間的友好關系提升到一個嶄新高度，可以用史無前例來形容。但由于歷史原因，各民族的發(fā)展水平并不一致，還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時代變遷，社會的發(fā)展進步，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的差距在不斷縮小，伴隨現(xiàn)代化步伐，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生產生活方式也在發(fā)生巨變，保護傳統(tǒng)文化又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多元文化觀念又成為全社會普遍共識，人們在關注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也開始審視其他民族的文化。人們不禁會問，人類共同生活在一個星球上，為什么不同民族文化不同？中國有56個民族，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亮點”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怎樣從文化差異上認識了解一個民族？學術著作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文字描述過于專業(yè)，難以讓人一目了然。而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通訊手段的豐富，人們獲取資訊的渠道大量增加，更是使得“信息爆炸”演變成“信息泛濫”，面對洶涌而來的無限增長的信息已讓人們感到無所適從，如何從浩如煙海的信息海洋中迅速而準確地獲取自己最需要的信息，變得非常困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在短時間內正確認識了解中國的56個民族以及他們各自獨特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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